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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八章 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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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变得损害其目的时，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者废除它。过去的经验表明，当政府的罪恶尚可容忍时，人民宁愿默然忍受，也不愿废除他们习惯了的那些形式，以恢复自己的权利。但是，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奉行着同一个目标，即，显然是企图把人民压制在绝对专制主义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这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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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17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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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施不再因其暴力而承担公开的责任。如果它也体罚，它也杀戮，这不是对它力量的颂扬，而只是不得不予以容忍的一个因素，一个难以解说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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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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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正式发出之强制令，必须被当事各方服从，而无论法院之决定如何谬误。直到该决定由作出之法院或其上级法院依有序审查而加以纠正，基于该决定之命令应被尊重，不服从命令者，即是藐视法院权威，将被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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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瓦特诉堪萨斯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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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是美国内战前法的实施的一个缩影。那时，法由非全职的官员实施，或者由征募的公民来实施。警察频繁涉人地方政治，执行和落实政治日程。警察的位置经常由政治任命来填充，腐败是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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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形成了法律之外的、无规律的、不合法的强制与暴力。亚历山大·威廉斯，作为纽约城的警官，19世纪70年代可是出了名，因为他“奉行夜间大棒的信条”，组建了一支“暴力执法队”，在巡逻时，“对歹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大棒”。对威廉斯的指控不下18次，但警察委员会“一成不变地放过了他”。威廉斯是这样为自己“愤怒的大棒”辩解的：“警察的大棒比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更多的法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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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在21世纪伊始的美国，如果没有一支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警察力量，法律该如何实施。法的实施一直伴随着准军事化的发展历程，一向是人们极为关注的话题。法的实施的概念植根于这样的法律定义：法律是一个要由警察力量实施的规则体系，它要求一种施用强制的能力。一套没有强制的规则，像一份公理清单，并不构成“法律”；另一方面，一种没有规则的强制，似一个强权组织，也不构成法律。美国人定义的法律是以“法的实施”为必要条件的，也就是，规则与强制，公理与强权，必须相互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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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有两种相互冲突的法律形象。一种形象与公理观念有关，表达于《独立宣言》的革命训示之中：政府从属于自由社会的固有目的，如果政府违背这一目的，就可以推翻它。在这一革命形象中，对法的实施的优劣判断，应视其是否有助于保护“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另一种形象与强权观念有关，来源于既已建立的法院制度和官僚化的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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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堪萨斯州禁止美国矿工联合会的成员不顾禁令举行罢工，罢工者因违反禁止令而被判1年拘役。矿工们在上诉状中争辩说，据以颁发禁止令的堪萨斯州的法律违反了联邦宪法。美国最高法院拒绝采纳这一论点，理由是矿工们本应就禁止令本身上诉，而不应先违反禁止令，然后再针对定罪上诉。该案传达的信息直言不讳地表述在法院的建筑物上：“服从法律才有自由。”法律和自由，谁应当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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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是法的实施的核心问题，法有赖于强制，并且企图将自己组成一种政府垄断，使官方的强制成为唯一合法的强制。事实上，“暴力”一词典型情况下只适用于非官方的强制，从而有别于官方的强制。暴力是法的实施内在固有的，并且是借助法律解释进行的。下文是罗伯特·考沃（Robert M. Cover）在《耶鲁法律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上极力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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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一节 法律解释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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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发生在痛苦和死亡的领域，它预示并引起对他人施用暴力：一位法官对某一文本如何理解，关乎他人的自由、财产、孩子乃至生命。法律解释还构成已然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暴力的正当理由。当解释者完成工作后，他们身后留下的是遭受这些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行为摧残的众多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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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地施加痛苦，我们称之为刑讯，其设计绝少为了取得指控材料，更常见的是为了展示被刑讯者所珍视的世界到了尽头。被刑讯者记录并亲身感触这样的事实：剧痛正摧毁世界。这就是为何被刑讯者几乎总是出卖与背叛——被刑讯者的世界已被痛苦及其延伸的恐惧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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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律解释与施加痛苦之间的关系，即使在日常法律行为中也仍然起作用。为已被定罪的被告人量刑，就是法官最常实施的行为。不过，它还是在极大程度上揭示了法律解释显著地被暴力所塑造。首先从被告人的角度看，他的世界受到威胁，但他坐在那里，通常还很平静，好像参加一次文明的对话。如果被定罪，他也会习惯地走向漫长的监禁，通常没有明显的对于这一文明表象的搅扰。当然，正是这一系列具有压倒优势的暴力，才使被告人认识到反抗或呐喊是无济于事的，而如果假定这一文明表象是自愿的，那才是荒谬怪诞的。我不希望伪装，好像囚犯是被说服到监狱里去的。“解释”作为暴力监禁的前提条件，本身即是暴力的运用。隐没这一事实，恰似忽视背景中痛苦的惨叫或者宗教法庭触目惊心的刑具。被拘禁者的体验，自始就是被暴力主宰的体验，自始就染上对暴虐的畏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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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告人的角度看，量刑行为的暴力最为明显，因而在有共同价值观的社群里，任何降低事件的暴力性或者突出其解释的特征的叙述，都忽视了被告人而仅关注法官及其解释行为。对“责难”或“惩罚”的含义做广义的解释，为法官的暴力行为制造了正当根据。对于通过暴力施加痛苦，正常情况下是禁止的。为了克服这种禁止，人们需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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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Milgram）叙述了一个实验：真正的实验对象操纵一台电击发生器，对他们认为的实验对象，实际上是假扮的实验对象，施加他们认为是实际存在的电击痛苦。这一切都是在实验领导人的指挥或命令下进行的。尽管假扮的实验对象呈现出明显的痛苦，但真正的实验对象——那些操纵电击发生器的人——却显示出对权威人物即实验领导人略带内疚不安的高度服从。米尔格拉姆从实验结果中得出一种理论：“自主”状态下的行为与“执行者”状态下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区别。他论述了一个人在等级制度内“奉命行事”时性情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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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量刑时，通常视司法机器“传动装置”的角色为天经地义，这种机制会保证法官最大限度的强制——它是有效进行统治和支配的前提条件，它保证人们对法官处置被拘禁者的行为有忠诚的依从。与此同时，至少在刑法中，我们通过司法意见以及遵从这些意见的行刑官，严格地将执行命令的行为与司法解释的行为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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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行政官、反抗者、殉道士、典狱长、罪犯，他们对文本可能有共同的理解，他们可能有共同的语汇、共同的手势和仪式的文化积淀，他们可能有共同的哲学框架。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事，在人类生活的全景图中，有着延续不绝的共性。但是，对法律解释的基本组成及其现实化过程中运用的社会组织的暴力，人们能够达成的共识永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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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实施者和受害人，所经历的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对施暴者而言，痛苦和恐惧是遥远的、非现实的、没有体验过的，而正当根据是重要的、现实的，并且是精心培植的。相反，对受害者而言，暴力的正当性在现实中退去了，与他们所遭受的压倒一切的痛苦和恐惧相比，其正当性的意义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在具有共同含义的思想和现实之间，投射了法律自身暴力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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