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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九章 法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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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功能，与其说是对社会的指导，不如说是对社会的安抚。尽管“法治”的观念可能成为反抗的道义背景，但它通常诱导人们安于现状。它在神秘暮霭中营造一个超越法庭的王国，我们在这不公正世界的正义之梦由此得以实现。从实用的角度看，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最坚固的柱石，因为它承认每一非特权者的愿望，并且提供给他们一个官方认可的实现其愿望的场所，而不必涉及可能动摇现存权力金字塔的特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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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曼·阿诺德：《政府的象征》，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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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反映但无论如何都不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社会越好，法律越少。在天堂里，将不会有法律，雄狮将与羔羊同卧。社会越糟，法律越多。在地狱里，将只有法律，而且还有被小心翼翼遵循的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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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吉尔莫：“时代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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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法律杂志》，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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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施的预设前提是：如果没有以强制为后盾的规则，社会将变得混乱无序。然而问题是：规则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人们创造规则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道德和其他社会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在社会之前并不存在。法律和社会是共存的，并且是相互交织的。而且，如果法律规则服务于部分人的利益，并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或者如果规则被认为过时或者有压迫性，或者牵涉了相互冲突的道德观，那么，就会出现与法律实施的紧张与对峙。涉及法律实施的规则是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多样性带来规则本身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一旦法律规则相互不合——矛盾、分歧、重叠，运用强制去维持它们，就是颇受质疑的。下文是本书编著者之一彼德·德恩里科的著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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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一节 法律是形诸文字的恐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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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对权威的含义和作用的认识不断变化着。法律，经常被视为权威结构的栋梁，越来越多地受到审视，既因为它在维护社会压迫过程中的作用，也因为它突破了律法主义的狭隘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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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再相信过去习惯了的法律规则体系。我们开始看穿“法律政府”的帷幕，看到驱动该体系的人们。进而我们逐渐懂得，律法主义既可以作为遮掩的面纱，也可以作为观察的花镜。法律和法律思想通常既是社会纷扰的原因，又是解决它的手段。因此，在我们的“自由经济”中，“契约自由”是消费者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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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增长的法律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是律法主义在我们文化中衰落的部分表现。然而，这种衰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被反抗和矛盾所困扰。例如，尽管证据越来越清晰地表明监狱是机能失调、弄巧成拙、驽马恋栈的社会机构，国家权威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对该机构的受害者采取行动。同样，虽然人们越来越理解犯罪是社会分化的产物，而不是人性的现象，但是，国家仍然不断增加金钱投入，来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阻挠社会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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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从整体上迫使我们认识到：司法体系仅仅是又一种社会机构，自不免于其他机构身患的病疾，官僚政治痴迷于自保官位和扩张权力，不把它所应当服务的大众当人看。我们已经彻悟，法律不是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权威的基础，这种彻悟使我们处在法律自身发展史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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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迷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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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主义之下的日常生活弥漫着对权威的信仰，并伴随着对世界的权威描述与对生活的个人体察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迷恋权威，墨守规则。正如朱迪思·什科拉（Judith Shklar）所指出的：“在律法主义价值和机构的天平一端，是法院的法律和它们遵守的规则；在天平的另一端，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个人道德，他们认为服从那些规则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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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规则，即使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吃、笑、睡、说、摸、动之类的事，或者是如何去思想、幻想、梦想之类的事。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似乎是一项服从的规划，是对权威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断努力适合他人的梦想，适合他人对现实的定义。伴随这种努力，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反过来又使这种努力永久化的，既有将权威加予他人的企图，又有对释放权威的恐惧；既全神贯注于他人之所想，又感觉与他人和世界相隔绝，进而害怕如果我们不对自己进行界定，不为相互关系贴上标签，就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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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库珀（David Cooper） 1971年所写的《家庭的消亡》一书中研究了这一现象：“如果希望发现对社会压迫最基本的理解，我们须将其视为一种被集体强化和制度规范了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关于疯狂、关于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相互侵扰、关于自我幻象的失去的。法律是形诸文字的恐怖。”在律法主义之下，我们不断试图在权威设定的限度内控制我们自己和他人，从未意识到这一实证世界的另外选择，而只是将其作为必须的和无可避免的东西来接受。比如，一个人的“权利”的概念，它对于律法主义来说是基本的东西，是取得并维持公众支持法律体系运作最有力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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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利概念的通常理解是，法律站在人民一边来反抗政府的或者其他制度性的非正义。这一非批判性的见解在法学院和整个法律体系内被雕琢粉饰。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一旦我们了解到律法主义最关心的是维持其自身的权力体系，我们就会看穿法律仅仅貌似站在人民一边。事实上，律法主义在认可公民权利主张时，所真正关心的是保存产生这些权利主张的基本的政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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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概念只在法权体系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民权正是为了对抗法权的，因而终结了这种权力体系，也就终结了对民权的需要。但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通过民权法不可能结束压迫。最后，个人“权利”的概念是一种使人非个人化的技巧。我们被教导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在此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一堆抽象的规则和规章，而它们却是法官和其他官员为治理公民的行为而设立的。由于这种关注，我们遗漏了他人是完整的、真正的个人这一现实。一句话，我们最终只知道尊敬法律，不知道尊重他人，这就是律法主义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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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程序是适合公平游戏的又一个圣物。律法主义宁愿让我们将正当程序观念作为法律之下自由的关键，作为将公正性与规则性融人法律判决的手段。现实中，正当程序不过是该权力体系的一种企图：确保权利主张与抗辩、自由与苦难都只发生在现存法律领域内，并以其语言加以表述。每一正当程序所得之判决，因而只是对先行存在的律法主义迷津的雕饰。人们面对法律权利主张，是为了控制社会生活，而法律则作出回应；无论法律如何回应，法律首先关心的还是它自身。就律法主义而言，即使是当控制框架必须曲意逢迎那些受官员统治的民众的需要时，正当程序的基本难题仍然仅在于如何保护官方法律控制的设施。依批判的观点，正当程序是一种基本的吸纳社会变革力量的技巧，这种力量威胁着官方对社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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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黑人区，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在中产阶级的社团中，我一次次发现人们能够看透法律和法律过程，而我所受的教育却使我对其视而不见。一旦他们的看法被法律拒斥，就有了对法律过程进行冷嘲热讽的基本理由。不仅如此，甚至当律师赢得了律法主义游戏——创制新规则或者证明旧规则——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未赢得任何东西，因为律法主义所触及的，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问题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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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激进的”法律或法律服务实践会产生这样的洞悉和怀疑，我还发现常规实践岗位上的许多律师都清楚意识到，法律并未触及当事人经济上、家庭上和心理上的真正问题。这些律师有时被这种意识深深搅扰，然而，他们甚至仍然不能说清自己的体验。身陷律法主义教育的迷津，又被剥夺了任何批判的见解，他们似乎只能听命于法律的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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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律法主义看成一种已逝的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在一定时候律法主义释放了巨大的有益的社会能量，但它现在却不过是混乱和矛盾的根源。传统法律思想远不能将美国团结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公正社会，它只能滋生分裂，并贴上一个赞同不平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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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现实主义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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