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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译者说明（中译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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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英国法学家。生于一个商人家庭。1807年至1812年服兵役。后研读法律，并于1818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1825年，放弃律师职业。1826年，值英国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建立，即被任命为该大学的首任法理学教授。同年，赴德国研究法学和法律，并撰写课堂讲义。1828年返回英国，开始在伦敦大学开设法理学系列讲座。1832年停止在该大学的讲座。1835年辞去法理学教授职位。此后，基本居住国外。其间，1833年，被任命为英国刑事法律委员会（The Criminal Law Commission）成员。1833年至1834年，任英国皇家刑事法律及刑事诉讼法律委员会（The Roy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Commission）成员。1834年，在英国法学协会会所（The Inner Temple）开设法理学讲座。主要著述，见于系列讲座之中。《法理学的范围》自1832年首次出版后，不断有新的英文版本出现。新版本均由后人编辑而成，并不断附有少量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主要是由作者手稿和写作便笺的片段内容，以及编者的注释说明构成。读者面前的这本中文译本，译自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修订编辑的、英国伦敦约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公司1885年出版的《法理学讲演录·第一卷》（第5版）（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5thed.，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ndon：John Murray，1885，Vol.I）。学界通常认为，该英文版本是权威性的原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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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讲，本书是作者最为重要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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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少许译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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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依据的原文，其中包括了若干“—”符号。这些符号的意思，大致在于段落以及句子意思之间的增补衔接。因“—”符号容易同中文破折号相互混淆，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号改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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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书前面所附的绪论性质的说明，以及后面所附的结论性质的说明，英文原文里均无标题。译者根据内容，以“导论”作为前者说明的标题，以“结论”作为后者说明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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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书中正文及注释专门提到的页码，均为原文页码，即本书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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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原文中，作者的注释是以英文字母作为顺序编码（后面的图表除外），修订编辑者的注释，是以阿拉伯数字作为顺序编码，本书保留了这些顺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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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作者注释行文中加有另外说明者及译者注释的，译者用不同字体，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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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作者的注释中，缺乏（j）注释，另有四个注释（原文第211、216、339、341页）不见注者，译者均未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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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水平有限，翻译错误难免，望读者指正。另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舒国滢教授，他对重要术语的翻译，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自然，译误的责任依然归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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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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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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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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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部著作的初版书名是“法理学的范围”（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London：John Murray，1832）。在最初一版中，作者写过一个序言。作者的意思，在于说明作者本人亦即奥斯丁（John Austin）先生，在伦敦大学开设了法理学讲座，在这些讲座中，前十讲是直接讨论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相互之间的区别，而这些社会现象，或者由于某些类似的关系，或者由于人们的类比式修辞活动，而与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产生了相互联系。作者的另外意思，在于说明作者用著作的形式，以“法理学的范围”作为书名，发表这十讲所涉及的内容，而且，这一著作是根据内容主题，而不是根据课时来编排的。作者表示，这十讲已经被压缩成了六讲，六个讲座的内容，是经过一些修改的，只是，修改的内容仅仅限于几页的篇幅。作者提示，形成该著作的六个讲座，主要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手稿来整理的。下面几讲，就是这六讲的内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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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至第六讲的目的或内容，以及对其论述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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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意义上的法（laws），具有命令（commands）的性质。如果没有命令的性质，无论何种类型的法，自然不是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法包括了准确意义上的法，以及并非准确意义上的法。我们可以将这些广义而言的法，相应地划分为如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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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神法或者上帝法，即上帝对人类设定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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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positive laws）（注：positive laws，中文通译为“实在法”。在本书译文中，译者将其有时译为“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有时译为“实际存在的法”，有时译为“由人制定的法”。这样翻译，是出于三个缘由。第一，作者在使用这个词组的时候，有时专指可以经验观察的“政治上的主权优势者、次等优势者和享有法律权利的个人所制定的法”（见原文第85—87、171、178、220页）。在这里，作者既强调了“实际存在的”意思（科学中的可供观察的意义），也强调了“由人制定的”意思（社会中的政治关系的意义）。第二，作者有时将其仅仅指称“现实存在的法”，而这种法，不一定是由人制定的。例如作者提到，在某些法学家看来，positive law包括了law natural（即“自然法”或“自然存在的法”，见原文第82、154页）。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positive law的意思应该是“实际存在的法”（或“现实存在的法”），至少，其意思不同于前面提到的positive law。其部分地包含了“非由人制定的”意思。第三，如果全部译为“实在法”，作为中文句子，译文的意思有时将是令人费解的。例如，在原文中，作者有时提到positive law is divided into law natural and law positive（见原文第82、154页）。在这里，如果通译为“实在法”，亦即将句子译为“将实在法分为自然法和实在法”，中文的逻辑意思将是难以理解的。在译文中，译者将根据上下文来确定译法。其目的，在于在努力保持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尽量使中文的逻辑意思畅达通顺。——译者注），即我们时常径直而且严格地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一般法理学的真正对象，以及具体法理学（particular jurisprudence）的真正对象（注：在这里，“一般法理学”是指普遍意义的法哲学，“具体法理学”，是指与具体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关的法律科学。关于这一点，参见John Austin，“Outline of the Course of Lectures”，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5thed.，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ndon：John Murray，1885，Vol.I，pp.31—3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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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positive morality），也即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规则，或实际存在的社会伦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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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隐喻意义上的法，或者比喻意义上的法，亦即人们仅仅在隐喻或比喻的意义上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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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神法以及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属于人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在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规则中，有些规则，是人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关于另外一些规则，不是人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另外一些规则，我们可以这样加以描述：它们是由舆论（opinion）确立的法或规则，或者，是由舆论设定的法或规则。之所以可以这样描述，是因为这样一些规则，仅仅是一类人们在涉及人类行为时，才具有的舆论和感觉（sentiments），或者，仅仅是一类人们在涉及人类行为时，才感受到的舆论和感觉。这意味着，一项由舆论设定的法，和一项命令意义上的并且我们在准确意义上称谓的法，这两者之间，仅仅是由于人们的类比式修辞活动，而产生相互联系的，虽然，这种类比是较为贴切的。**隐喻意义上的法，或比喻意义上的法，或者，我们在隐喻或比喻意义上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对象，不属于准确意义上的法。一项隐喻或比喻意义上的法，与一项命令意义上的并且我们在准确意义上称谓的法，它们之间，同样仅仅是由于人们的类比式修辞活动，而产生相互联系的。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类比是十分牵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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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法理学的真正对象），与其他一些社会现象，是由于人们较为贴切的或十分牵强的类比式修辞活动，而产生相互联系的。这些社会现象，包括上帝法、实际存在的社会伦理规则（这里既指属于准确意义上的法的那部分实际存在的伦理规则，也指属于依赖舆论而设立的法的那部分实际存在的伦理规则）和隐喻意义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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