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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 [:170284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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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 第十章 控制与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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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控制理论解释程序正义的含义时，蒂波特和沃克提出，是否实现了控制能够影响人们对程序正义含义的理解。我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但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发现控制能够发挥影响作用，但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种影响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在本章中把蒂波特和沃克提出的关于控制的工具主义理论和关于控制的利益表达理论，也就是非工具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对比。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也许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在人们判断他们所经历的程序是否公正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是否实现了对过程的控制这一点是一个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关于控制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一个是，结果对于人们很重要的话，程序正义本身是否还能发挥利益表达的功能；一个是，程序正义为什么能够发挥利益表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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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研究的受访者中，有652名回答说他们在研究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与警察或者法官打过交道。为了检验程序正义是否能够发挥利益表达的功能，我们对这652名受访者进行了分析。我们要求受访者告诉我们，在当局做出裁决之前，他们有多少机会向当局陈述有关的事实，以及有多少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根据他们的回答，我们测算出他们对过程实现了多大程度的控制。我们也要求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三方所做出的裁决。根据他们的回答，我们测算出他们对裁决结果实现了多大程度的控制。在测算这两项数据的时候，我们使用了四项不同的分值，包括：非常、有一些、有一点和根本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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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受访者觉得，自己对过程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或者一定程度的控制：43%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在当局做出裁决前有大量的机会提交自己的证据；20%的受访者说，他们有一些机会这样做。相反，大多数人感到自己几乎没有实现对决策的控制（49%的受访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实现任何程度的决策控制）。在给警察打电话求助的案件中，受访者更有可能觉得他们对过程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控制（61%的受访者觉得自己在这类案件中实现了很高程度的过程控制，而在其他案件中只有3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能够对过程有所控制）。那些给警察打电话求助的人，也更有可能觉得自己至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决策的控制（65%的受访者感到如此，在别的情况下只有43%的受访者觉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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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于我们比较过程控制所发挥的工具主义影响和其所发挥的利益表达功能，芝加哥研究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条件。受访者一般认为自己实现了很高程度的过程控制，也就是说，他们都觉得自己获得了陈述自己的意见的机会。同时，他们一般也觉得，自己的意见对警察和法官所做的裁决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量的受访者觉得自己对过程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控制，但同时对裁决的控制程度却很低。如果要检验这两种情况下过程控制的利益表达功能存在什么差别的话，使用从这些受访者身上所获得的数据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因为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说，只有过程控制能够对所做出的裁决产生影响，人们才会认为自己所享有的向裁决者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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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了三个不同的自变量。第一个是受访者用什么方式来判断警察和法官处理他们的案件时所使用的程序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第二个是受访者如何评价警察或者法官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第三个是受访者对法律当局合法性的看法如何。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们所进行的分析中分别测算了这三项自变量的分数。对于合法性的两种情形——因为觉得遵守法律是自己的义务而认同合法性和因为支持当局而认同当局的合法性的情形——我们是分别进行测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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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程序正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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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实现了对过程或者决策的控制，也有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对过程和决策的控制，这些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自己的个人经历的看法呢?我们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了人们对过程或者决策控制程度的大小对于人们如何评价程序是否正义，对于人们如何评价法律当局，以及对于他们如何看待司法机关的合法性能够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回归分析发现，人们觉得自己对过程实现了多大程度的控制，对于他们评价程序是否正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样，人们是否认为自己实现了对过程的控制，对于他们如何评价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受访者支持当局的情况下，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所发挥的影响作用是同样强烈的。[2]这表明，当受访者评价自己与法律当局打交道的个人经历时，他们关注的更多是自己是否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自己是否能够对裁决本身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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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也发现，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合法性，过程控制产生影响的方式也有明显的差别。如果受访者认为遵守法律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则无论是过程控制还是决策控制，对他们如何评价法律当局的合法性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只有在人们因为支持法律当局而认同法律当局合法性的情况下，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才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其他关于控制的分析中，使用人们支持法律当局这一要素作为一个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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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过程控制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完全不同于工具主义所产生的影响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进行检验。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对于所有受访者来说，如果排除决策控制所产生的影响，人们认为自己实现或者没有实现过程控制对他们评价自己的个人经历是否会产生影响。分析方程实际表明，过程控制是能够单独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的：人们关心的是过程控制本身，而不是过程控制与决策控制之间的关系。决策控制当然也会单独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比起过程控制所产生的影响来，这种影响要小得多。通过检验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处于高水平以及低水平时因变量的表现，我们发现，对于各种因变量来说，即使人们只是对案件处理实现了较低水平的过程控制，也比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决策控制能够产生更大程度的影响。如果法律当局能够给予人们机会，让他们向当局陈述对案件的意见，人们就会对法律当局的所作所为更为满意。而且，在人们认为自己实现了过程控制的情况下，无论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能否影响决策，他们对结果的满意度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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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受访者分成两个小组——感觉自己对决策实现了较低水平控制的一组和感觉自己对决策实现了较高程度控制的一组，我们可以检验在人们仅仅对决策实现了较低水平控制的情况下，过程控制能够对方程中的各种变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各个小组的回归分析表明，即使受访者觉得自己只有很少的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或者即使自己的意见对第三方做出决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过程控制仍然能够产生相应的影响。在人们仅仅实现了较低水平的决策控制的情况下，与过程控制有关的变量能够解释18%的与程序正义有关的变量（p<0.001）、9%的与人们对自己的个人经历的看法有关的变量（p<0.001），以及4%的与人们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关的变量（p<0.01）。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观点：人们往往更看重自己是否有机会向法律当局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这种机会，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更为公正的对待，哪怕他们的意见对法律当局做出决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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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回归分析要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无法考量第三种变量——方程的条件中那些可能对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都能产生影响的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但实际上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例如，人们自己主动与法律当局接触并且能够实现对法律当局的过程控制的那些情况，与人们因为受到法律当局的强制而不得不参与到司法程序中来的那些情况就有可能不一样。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消除第三种变量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假设第三种变量不会产生复杂的影响。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基于这样的前提所进行的解释就不能说是合理的。在芝加哥研究中，我们对十四种可能产生影响的复杂变量进行了检验，其中包括六种条件变量和八种个人特征变量。这些情景变量是：案件由哪个机关处理、受访者是否是自愿与法律当局接触的、案件是否涉及纠纷、受访者对结果是否感到满意、结果对受访者是否重要，以及受访者是否认为法律当局如何对待自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特征变量是：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法律当局是否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以及法律当局是否会对具有某种人口学特征的人存有偏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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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检验过程控制能够对人们评价当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一项第三种变量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要检验的问题是人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实现对过程的控制这一问题，情况则有可能不同。对于人们对自己是否实现了过程控制这一问题看法如何，是否会受到这六种条件变量的影响，有人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这些变量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决定系数为16%，p<0.001）。即使受访者认为自己仅仅实现了较低水平的决策控制，这种影响作用也同样非常强烈（决定系数为10%，p<0.001）。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于人们是否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程控制，具体的条件特征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对这些条件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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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通过研究发现，对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实现了过程控制，人们的个人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总的来说，将人们的个人特征作为条件，可以解释人们是否认为自己实现了过程控制这一变量中6%的变量（p＜0.001）；如果人们仅仅实现了较低水平的决策控制，那么个人特征则仅仅能够解释上述变量中1%的变量。换句话说，对于他们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过程控制，不同类型的人感受几乎没有差别，因此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对人们的个人特征这一变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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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对条件变量和个人特征这两种变量进行控制后，再对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检验，我们仍然能够发现过程控制会产生这种影响。同样，在对条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分析结果仍然表明，即使受访者认为自己仅仅实现了很低程度的决策控制，他们是否实现了对过程的控制仍然对他们是否认为当局具有合法性产生了影响。[4]即使没有对条件变量进行控制，我们也发现，即使受访者认为自己仅仅实现了较低水平的决策控制，过程控制仍然能够对人们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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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进一步综合关于过程控制的利益表达功能的观点。他们提出，只有当结果微不足道时，过程控制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是否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根据两项标准把受访者分成不同的小组。第一个标准是，受访者认为自己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更为重要，还是认为自己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更为重要；第二个标准是，受访者是否满意自己所获得的结果。我们根据受访者自己的报告，来评估受访者是认为自己所获得的结果更为重要，还是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对待更为重要。62%的受访者表示说结果对他们更为重要；66%的受访者表示说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对他们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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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组中，过程控制与三项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都表明，如果所处理的案件或者事情对人们越重要，而结果越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就越看重自己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过程控制。[5]就像以前一样，在对决策控制这一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过程控制产生了影响。这显然表明过程控制确实有利益表达的功能。过程控制要发挥这种利益表达功能，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前提条件：决策者能够做到公正无偏、人们认为决策者是出于公正的动机而做出裁决或者决定的，以及人们认为决策者考虑和采纳了自己的意见。过程控制要发挥利益表达功能，真的需要具备这些程序性要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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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决策者是否做到了公正无偏这一点，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处理他们案件的官员是不是有不适当或者不诚实的行为，在某些问题上是否曾经说过谎话，或者受访者是否因为年龄、性别、种族或者民族等方面的原因而受到了更差的对待，或者获得了比其本应得到的结果更加不利的结果。在所有受访者中，有28%的受访者觉得处理他们案件的官员在上述一个或者几个方面没有做到公正无偏。通过询问受访者他们接触的官员是否努力做到公正地对待他们，我们对官员是否“善意”的问题进行了检验。49%的受访者觉得他们所接触的官员非常努力或者是相当努力地保持公正；51%的受访者觉得这些官员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想办法保持公正，或者根本没考虑过要保持公正的问题。通过询问受访者处理他们案件的官员在做出决定前是否充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对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意见得到了采纳这一问题进行了验证。63%的受访者觉得这些官员非常充分地，或者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他们提出的意见；37%的受访者觉得他们的意见只有很少一点得到了采纳，或者一点都没有得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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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的三种态度性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人们在对过程控制做出评价时，有两个因素非常关键：一个是决策者是否采纳了当事人的意见，一个是官员是否能让人们觉得他们在努力保持公正。[6]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采纳，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实现了很高水平的过程控制。同样，如果人们认为官员在努力保持公正，他们也同样会相信自己实现了很高程度的过程控制。通过检验人们对过程控制的各种不同看法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直接验证过程控制要实现利益表达的功能需要哪些前提条件，因为我们没有对人们如何评价决策控制这一变量进行控制。为了对有关变量进行控制，我们设计了一种因果关系模型，这种模型既包括过程控制，也包括决策控制（参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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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控制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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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相关性分析中一样，使用因果关系模型分析所得的结果显示，人们是否认为裁判者采纳了自己提出的意见，以及人们是否认为进行裁决的第三方已经努力保持公正这两点，都会对人们认为自己实现了多大程度的控制产生影响。人们是否认为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对于他们是否认为过程控制能够实现利益表达的功能影响最大。即使我们排除决策控制的影响作用，人们是否认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采纳这一点对他们是否觉得自己实现了过程控制也具有非常强烈的影响。图10.1所显示的结果也表明，人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实现过程控制，并不是程序正义心理学的全部内容。所有这三项态度因素——公正无偏、尽力保持公正以及采纳人们提出的意见——都能直接让人们得出程序公正的结论，并且不管人们认为自己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过程控制，这种结论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这些结果也表明，程序正义应当有更广泛的含义，仅仅使用控制理论是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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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是相信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律当局的采纳，或者越是相信法律当局在尽力保持公正，人们就更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实现了过程控制和决策控制。在人们的这两种信念中，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否被采纳这一点与控制问题之间具有更为直接、更为强烈的关系，会对过程控制能否实现利益表达的功能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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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请功能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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