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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九 蓝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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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将近13年的监狱生活后，布伦丹·休斯终于从朗·凯什出狱。[1]最开始，他到西贝尔法斯特和亚当斯的一家人住在一起。休斯的婚姻在他服刑期间破裂。他从一个狱友那里得知，莉莉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我打电话让她到监狱来，告诉她没问题，”他后来回忆道，“她还年轻，值得幸福的生活。她总说在我眼里斗争最重要，她说的没错。我很自私，我忽视了家庭。”[2]出狱之后，休斯到莉莉家和她的新伴侣握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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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关了那么多年，休斯对他重新回归的城市感到困惑。一切似乎都变了。有时休斯会出门散步，却发现记忆中的老街道仿佛梦境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新街道。[3]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街区迷路了，只能找陌生人为他指引回家的路。监狱生活虽然单调，却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相比之下，贝尔法斯特则让人感觉喧嚣刺耳，危机四伏。休斯发现，人多的地方让他感到不自在。他只挑下午的时间出门去酒吧，因为那时候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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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能意识到亚当斯在操纵政治，不过他对正在萌芽的和平进程毫无察觉。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战士，而一直具有政治倾向的亚当斯，如今则真的成了政客。在贝尔法斯特，有些地方是硬汉的聚集地，休斯可以去那里坐下，被那些人所接受[4]，但亚当斯不行，因为即便在他生硬地否认自己的共和军身份之前，他也从未被人们视作真正的士兵。尽管如此，休斯和亚当斯一直是一个团队，休斯对他的同志保持着深切的忠诚。如果缺乏战斗诚意给亚当斯带来了不利影响，那么休斯希望用自己的声誉来支持他的朋友。他可以作为“独立运动的武力部门”来为亚当斯效力。如果亚当斯是绘图员，休斯就是他的工具。休斯或许并未完全领会，当他陪着亚当斯走访全国各地，帮新芬党稳固选举基础时，他们一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对亚当斯而言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如此一来，亚当斯便可以不断重申他不是共和军成员。[5]但对任何有眼睛的人来说，亚当斯身边凶残的大胡子布伦丹·休斯，总会让这一陈词滥调听起来不那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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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敏锐地意识到，他作为共和党偶像的角色——黑鬼休斯、绝食抗议者——可能会被作为一种政治商品。出狱以后，他同意去一趟美国，为武装运动鼓舞士气，同时增加资金支持。爱尔兰裔美国人远远多于爱尔兰本土人口。这种人口的反常现象，是几个世纪以来因为贫穷、饥荒和歧视所造成的人口迁移的证明。身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对爱尔兰独立事业有着坚定的支持。的确，武装斗争在波士顿或芝加哥收获的支持，有时比在贝尔法斯特或者德里还要热烈。革命运动的浪漫情怀之所以容易维持，是因为支持者自己的家人不用面临在去杂货店的路上被炸成碎片的危险。对于那些远在美国高枕无忧，却竭力主张在阿尔斯特发动血战的“大移居后代”，一些本土爱尔兰人对他们投以鄙夷的目光。不过，共和军长久以来依靠美国作为支持的来源。的确，多年以前，布伦丹·休斯最初就是从美国获得了阿玛莱特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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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抵达了纽约市，并和爱尔兰北部援助委员会的代表见面，这是一个筹集资金的团体。[6]在一次会见中，一个固执己见的爱尔兰裔美籍捐助人告诉休斯，临时共和军的战斗完全打错了。那个人告诉他，你们真正该做的，是扩大目标范围，开始朝任何跟英国政权有关的人——任何制服上有王冠的人——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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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递员吗？”休斯打断他，问道，“朝邮递员开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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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朝邮递员开枪，那个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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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休斯说，“我过两个星期回贝尔法斯特……我们给你也买一张机票，你跟我一起回去，你去把该死的邮递员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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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给休斯提供了满满一手提箱的钱，用来支持独立事业。但他们越交谈，休斯越发觉他的政治观点令人反感。休斯仍然把自己看作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但他逐渐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派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社会主义并不流行。最后，休斯一怒之下脱口道：“我他妈不想要你的钱！”[8]于是那个人带着手提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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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以后，休斯立刻回到共和军执行任务。他辗转于边境两边计划行动。然而，随着他在这些任务中和前线志愿军相处，他被一些地区的不安所触动，大家都暗暗感觉共和军可能变得过于政治化。有时，休斯不禁想，作为一名纯粹的战士，他是否已经被历史超越，变得过时了？在拜访都柏林的一次行程中，他去了位于帕内尔广场的新芬党总部，那里在光明正大地举行政治活动。但当休斯环顾四周时，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新的舞台上没有他扮演的角色——这里并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他去看望了共和军前参谋长谢默斯·图米，1973年，他攀上一架直升机从芒乔伊监狱成功出逃。图米比休斯年长30岁。他受到了格里·亚当斯和其身边人的排挤，被迫退出了共和军的军事委员会。休斯发现，他独自住在都柏林的一间小公寓里。休斯指出，那个地方破败不堪。这个人将他成年后的全部人生献给了共和军。看着图米如此窘迫的晚年境况，休斯突然意识到，独立运动并没有什么养老计划。几年后图米去世，休斯将他的灵柩从都柏林载回了贝尔法斯特。[9]除了图米的妻子，没有任何人迎接灵柩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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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元旦的几天后，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斯蒂芬·雷迎来了一个小生命——他们的长子芬坦·丹尼尔·苏格尔（出生公告上说，“小名‘丹尼’”）。[10]一年多以后，他们生下了次子奥斯卡，这个名字取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名。[11]“（我觉得）小家伙长得像我，不过他长大了可能会变样，”普赖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指出，并继续问道，“你有认识的保姆吗？”[12]她为自己的孩子感到痴迷。“她为他们疯狂。”[13]雷说。谢默斯·希尼为两个孩子创作了一首诗。[14]他把诗写在了一把日本扇子上，夫妻俩把它挂在了家里的墙上。（这首诗从未发表。）在监狱服刑期间，普赖斯曾担心自己永远无法生孩子。不过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有了过正常生活的机会。他们一家人住在伦敦，但仍在贝尔法斯特保留了一个家。“我希望他们拥有一个爱尔兰童年，在爱尔兰口音中长大，”斯蒂芬·雷在提到儿子时表示，“我觉得抚养两个英国小孩有点虚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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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依然忙于她的自传，并定期和不同的出版社谈论出版的事宜。然而，正如雷在一次采访中所言：“现在绝不是出版的好时机。”[16]普赖斯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她的丈夫却跟她曾经的指挥官格里·亚当斯维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当亚当斯登上国际舞台时，他已经是英格兰憎恶的对象。凭借令人不安的冷静和以男中音声调展现出的博学，他是一个极其两极分化且明显让人胆战心惊的人：一个看上去正直、有魅力、雄辩，却又为恐怖主义辩护的人。也许是出于对其意识形态诱惑力的担心，撒切尔政府采用了一项特殊的限制法规，“禁止”共和军和新芬党出现在无线电波里。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亚当斯在电视上出镜，英国的广播公司根据法律将不能播送他的声音。[17]他的画面可以显示，他说话的内容也可以传达，但他的声音不可以播放。于是，几家广播公司另辟蹊径，想出了可行却也有些荒谬的办法：当亚当斯出现在电视上时，会有一位演员给他配音。面孔是亚当斯的面孔，话也是亚当斯的话，但说这些话的声音却属于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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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爱尔兰演员给这位新芬党主席配过画外音。亚当斯现身媒体的频率足以让演员们忙起来，斯蒂芬·雷就是其中之一。“没什么能阻止我们雇用能找到的最优秀的演员。”[18]1990年，一个新闻制作人在被问到请雷配音的问题时如是回答。他补充道：“我们不在乎他结婚的对象是谁。总之，我想他是新教徒。”雷自己则解释说，决定为亚当斯配音，并不是为了表现他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对审查制度的反对。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亚当斯，他们至少应该听听他想说什么，雷争论道：“除非我们能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否则永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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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雷的演艺事业继续风生水起，他依然在回避有关普赖斯和她的过去的问题。不过在工作上，他并不避讳北爱尔兰问题的题材。1992年，雷凭借出演电影《哭泣的游戏》在国际上获得了更高的声誉。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他的密切合作者尼尔·乔丹。雷在影片中饰演一名共和军枪手——弗格斯。他奉命看守一个在劫难逃的囚犯——一名英国士兵，由福里斯特·惠特克饰演。在几天的相处中，守卫和俘虏之间产生了情谊，以至于到了弗格斯要向对方扣动扳机时，他发现自己下不了手。这个场景怪诞地让人联想到杜洛尔丝·普赖斯在20年前为“无名氏”干的卑鄙勾当：她哭着开车将朋友乔·林斯基送上了刑场；把凯文·麦基载到了莫纳亨郡，那里的俘虏者对他越来越喜欢，到了不忍将他枪决的地步，结果不得不从贝尔法斯特召集另一组枪手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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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其中一个角色是一名红发女共和军，由米兰达·理查德森出演。[20]“我在贝尔法斯特待了几天，沉浸在那种氛围里，”多年后，理查德森在被问到这个角色时说，“斯蒂芬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妻子杜洛尔丝·普赖斯，她曾经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还发起过绝食抗议，她是那里真正的女英雄。我们去了酒吧，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她受到的待遇就像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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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坚持表示，弗格斯这个角色的雏形和他的配偶毫无关联。但他承认，普赖斯可能对他的演绎产生了影响。“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参与这场冲突的人本质上是邪恶的，而这是我们被灌输的观念，”他说，“部分场景可能跟杜洛尔丝的经历有所共鸣，但是……我从未下意识这样想过。”在谈到电影的主题时，雷用一句也许能作为普赖斯家族信条的话补充道：“在苦难中实现救赎，这是我的追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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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自己的思想意识，雷却含糊其辞：“绝不要以为我的政治观点跟我太太一样，也绝不要以为她现在的政治观点跟20年前一样。”[22]他在1993年对伦敦《泰晤士报》说道。这是一个有准备的回答，为巡回宣传事先排练好的。雷多数时候也坚持这种说法。不过偶尔他会说漏嘴。在对《娱乐周刊》的采访重复相同的模糊观点后，他补充道：“我对我太太的政治背景并不感到羞愧，我认为她也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在过去20年里治理爱尔兰北部的人才应该感到羞耻。”意识到自己脱离了剧本后，他尖酸地补充道：“这就是你们想听的，这是政治表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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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雷和普赖斯带着两个孩子去了纽约，准备在雷于百老汇登台表演期间住两个月。[24]这座城市很适合普赖斯。如果能从头再来，她完全可以当一名话剧演员。凭借她的伶牙俐齿、火焰般的红头发和她高傲的性格，她也许能扮演一个古怪的波希米亚女郎。“她可以完美地充当某个人的疯狂姨妈，搬到纽约后进了剧院，戴着围巾四处乱窜，”她的一个朋友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北爱尔兰问题，这可能就是她的人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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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哭泣的游戏》中，弗格斯最后放弃了武装斗争。对雷而言，这是一个人“重生”的故事。[26]“他有过一些骇人的经历，但因此而得到了提升和充实。”有些正派的普通人卷入了共和党运动，最后却发现这场冲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27]雷指出，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总有一天他们会听到自己说：“我受够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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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29]亚力克·里德神父出面安排的秘密谈判似乎奏效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和其他共和党人被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听取决定。三名代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概述了这项计划。他们表示，停火是积极的举措——肯定不是胜利，但也不是失败。有些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共和军愿意在英国人没有做出任何撤出爱尔兰的承诺作为交换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有人认为，这和冲突中巨大的死亡人数有关。普赖斯举手问道：“这是不是说，事后看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发动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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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强硬立场一直有一种绝对论。“不论现在或今后的爱尔兰政治党派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始终从容地认定，我们做了一件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复活节起义中慷慨就义的英雄帕特里克·皮尔斯曾宣称，“我们拥有决不妥协的魄力和底气。”[30]然而，停火与和平进程的本质，恰恰是谈判、反思和妥协。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们付出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为的是一个赤裸而绝对的雄心：将英国人驱逐出境。但这个抱负没有实现。这令共和党运动的部分成员感到困惑。共和军领导层向过去和现在的基层士兵保证，他们没有放弃武力，停战只是一种战术行动，随时可能取消。但这感觉是为了安抚士兵而编造的借口，目的是避免队伍的再次分裂，就像1969年临时共和军和正式共和军分裂的局面那样。共和军在停战协议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许权，就是英国政府对新芬党的进一步认可。[31]正如一名前共和军志愿军所言[32]：“作为对结束武装叛乱的回报，新芬党得到了以传统政党的身份来展现自己的机会。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要协助为北爱尔兰多年来的冲突画上句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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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夏天，一场新闻发布会在贝尔法斯特中心的莱能大厅图书馆举行。[34]图书馆位于多尼戈尔广场上一栋美观的老建筑里。人们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来处理“失踪者”的命运问题——这些人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遭到绑架或谋杀，尸体从未被找到。参与者互相交谈，他们在衣服的翻领上佩戴了天蓝色的丝带。琼·麦康维尔的女儿海伦是发言人之一。“1972年，四个女人和八个男人闯进我们家里带走了我的母亲，”她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现在我要说，尤其是对那几个女人，当她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难道她们不为自己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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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37岁，差不多和琼失踪的时候一般年纪。[36]她和谢默斯·麦肯德里有着稳定的婚姻，还育有自己的孩子。然而，自从母亲被绑架后，麦康维尔一家一直不能像正常的家庭一样维系。曾经，海伦有机会和谢默斯带着孩子们一起移民澳大利亚。[37]但她觉得自己不能走，因为，借用谢默斯的话来说：“她一直抱有一种微小的希望，觉得母亲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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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度过了艰难的童年，那么成年后的生活也并不容易。[38]他们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困于酒精和毒品成瘾。吉姆·麦康维尔和他的双胞胎弟弟比利是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20世纪80年代，他曾被关进少年犯中心，还因为武装抢劫在英格兰蹲过监狱。[39]从许多方面而言，迈克尔是他们中最稳定的孩子之一。在16岁离开戒备森严的利斯内文教养院后，他和阿奇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和海伦住在一起。但迈克尔和海伦发生了矛盾，后来迈克尔一度流落街头。[40]他会去朋友家借宿——这里住一夜，那里睡一晚。不过最后他找到了工作。17岁的一天晚上，他在跳舞时认识了一个叫安吉拉的女孩。他们成了恋人，并最终结为连理。迈克尔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贝尔法斯特的德罗宁工厂干活，那里的装配线生产鸥翼型车门的未来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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