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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第三部 最后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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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秘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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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比尔·克林顿到访德里发表了一次演讲。自三年前就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他批准了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这关键的一步结束了对新芬党的孤立,接受了亚当斯合法对话者的身份。[1]他还多次在华盛顿会见约翰·休姆。在德里,是休姆介绍了克林顿。他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个梦想:“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会在街头发生杀戮,不会有年轻人移居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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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登上市政厅外的讲台,圣诞节的灯光在上方闪烁。[2]他身着一件黑色大衣,看起来年轻、坚定、乐观。德里狭窄的街道上观者如堵,古老城墙的拱形门下也被挤得水泄不通。“对像我这样的访客而言,这座城市和一年半以前截然不同,那时这里还没有停战,”克林顿说,“如今,士兵不再上街巡逻,城墙也已向民众开放。”他提到了“握手言和”,并引用了希尼诗歌中的一段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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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别对坟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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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边寄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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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生中有那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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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已久的公正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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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升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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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希望和历史押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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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空气中洋溢着乐观的可能性。这次停火最终将于1996年结束,那年共和军在伦敦码头区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100多人受伤。[4]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英国政府拒绝在共和军解除武装之前与新芬党进行谈判。有些媒体猜测,亚当斯也许事先对这次爆炸并不知情——在他致力于和平进程的过程中,他可能逐渐遭到了共和军武装派别的疏远。不过,第二次停火于1997年发起,并得以维持。1998年4月,谈判代表们在希尔斯堡城堡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是贝尔法斯特郊外一座乔治王时期风格的官邸,他们就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5]新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他以三明治和巧克力棒为食,三天才出一次门。会议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人——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6]他寡言少语,有着极大的耐心。但是,他将自己竭力促成和平协议的承诺比作恐怖分子不妥协的正统观念;一位观察人士形容他拥有“狂热分子般的韧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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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谈判代表就枯燥的官僚问题虚张声势、争论不休,其中涉及北爱尔兰新国民议会的结构、准军事组织的武装解除、囚犯的地位,以及北部六郡和爱尔兰政府及英国之间的未来关系。会议之外,阵阵雨夹雪敲击着城堡,新教和天主教的小学生们聚集在大门外,用歌声请求和平。[8]格里·亚当斯端了一盘饮料出来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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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与会政党在耶稣受难日出面宣布,他们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赞同的协议,来结束这场长达30年的冲突。北爱尔兰将继续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拥有自己下放的议会以及跟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协议承认,爱尔兰岛的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统一——但同时北部六郡的大多数人支持继续留在联合王国。该协议的关键原则是“同意”:如果,在某个特定时刻,北部的大多数人希望跟爱尔兰共和国统一,那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将有“有约束力的义务”来履行这一选择。但在此之前,北爱尔兰依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并且新芬党同意忽略弃权的原则,允许其代表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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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结束英国对我们国家的统治。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和平协议的几个月后,亚当斯在沃尔夫·托恩的坟墓边如是说道。亚当斯为确保达成和平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许正是他塑造的模棱两可的个人形象,使得各路谈判者都能和他打交道。即便在和平协议之后,比尔·克林顿仍对亚当斯琢磨不透。“我不明白他跟共和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9]克林顿在1999年和托尼·布莱尔的通话中沉思道。但是,亚当斯从未加入准军事组织的谎言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使得那些不愿被人发现和恐怖分子谈判的对话者可以跟他进行交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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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亚当斯不能确切地宣布胜利。但他十分乐观,他说:“《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斗争阶段的开始。”他希望看到“一个新的爱尔兰”,他说:“一个永远听不见枪声的爱尔兰;一个岛上的所有人都能相互之间和平共处,并跟我们的英国邻居和平共处的爱尔兰;一个通过疗愈和民族和解的进程而实现和平的爱尔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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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保罗·比尤在大洋彼岸的波士顿学院享受客座学者的时光。[12]比尤通常在皇后大学任教,是一名爱尔兰史教授。[13]他还担任过戴维·特林布尔的顾问,特林布尔是北爱尔兰统一党领袖,在耶稣受难日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任北爱尔兰首席大臣。作为研究爱尔兰历史和文学的堡垒,波士顿学院有着珍贵的遗产。2000年春,学院的行政部门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纪念北爱尔兰30年冲突的结束。比尤向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的负责人鲍勃·奥尼尔提出,学院可以考虑用记录的方式纪念北爱尔兰问题。比尤建议,或许学院能从参与过北爱尔兰问题的人那里收集某种证据,来为这场冲突建立一个历史记录。“这将为下一代研究生所用。”比尤说。奥尼尔喜欢这个主意。不过,这个新项目需要一位负责人。比尤推荐了长期在贝尔法斯特从事记者工作的埃德·莫洛尼,他曾是《爱尔兰时报》和《周日论坛报》受人尊敬的记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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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尼是一个大胆的选择,他是北爱尔兰问题敏锐而精明的记录者。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皇后大学求学,直接见证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北爱尔兰问题的开端。他亲自参加过示威游行,并认识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埃蒙·麦卡恩、贝尔纳黛特·德夫林和当年其他的激进分子。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莫洛尼对爱尔兰的冲突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对重大新闻的报道总是十分迅速。从外表看来,他并不占优:他在襁褓时期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因此双腿安装了金属支架,终生只能用僵硬的姿势行走。但他无所畏惧和不服输的精神众所周知。身体的缺陷使得他一生都对弱势群体怀有同情。当他的头发变白时,他的眉毛仍然浓密而黝黑,这令他看起来像一只顽强的獾。1999年,政府曾企图利用法院指令强迫莫洛尼交出他和一名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会面的采访记录。[14]他冒着入狱的风险拒绝了。随后他将政府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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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尼写过一本伊恩·佩斯利的评论性传记,并在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群体内发展了广泛的消息来源。他一度和格里·亚当斯十分要好。有一次,亚当斯正处于潜伏时期,两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坐着聊天。因为谁离开都不安全,所以莫洛尼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随着亚当斯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地投入政治,莫洛尼每隔几个月便会到福尔斯路的新芬党办公室看望他。亚当斯会沏一壶茶,接着他们会到里面的房间坐下交谈。然而这段关系最终恶化。莫洛尼逐渐确信,亚当斯在故意误导共和军的普通士兵。[15]他怀疑,亚当斯私下早已决定为了和平进程而放弃军队的武力,但他和他身边的人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没有告诉组织的其他成员。莫洛尼已经着手写新书《共和军秘史》,这本书将利用他几十年的报道来讲述共和军的发展历程。然而,当他透露的故事和新芬党的政党路线相悖时,他遭遇了敌意。马丁·麦吉尼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德·胡扯”。一天晚上,有人割破了他的车胎。2001年,莫洛尼离开贝尔法斯特搬到了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以便更靠近他妻子的家人,但也因为他开始在北爱尔兰感到有些不自在。此外他认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报道北爱尔兰问题,这是当年欧洲最大的新闻,而如今这个新闻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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