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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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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三 沼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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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克努普费尔大步走在沼泽上。克努普费尔是一名退休英国侦探，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和修剪整齐的胡须。当他来到爱尔兰搜寻尸体时，他穿着一件醒目耀眼的橙色外套。在这片遍地石楠花和绿苔藓的景色中，他如同灯塔般跃入眼帘。30年来，克努普费尔一直在曼彻斯特担任侦探。[1]他处理过抢劫案和谋杀案，最后在侦查总警司的职位上退休。但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发展出了搜寻人体遗骸的怪异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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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件之一，是所谓的“沼泽谋杀案”。案犯是一对精神失常的情侣——迈拉·欣德利和伊恩·布雷迪。从1963年起，他们在两年的时间内杀害了五名当地儿童，并将他们埋在了城外的乡村里。最开始，只有两具尸体被找到。但在1986年，即谋杀案发生的20多年后，杰夫·克努普费尔被介绍给了迈拉·欣德利。她被判终身监禁，但她同意帮他寻找另一位被害者的遗体，并被警方的直升机送往沼泽地。欣德利体重超重，健康欠佳，高低不平的地形让她无法平稳行走。但克努普费尔牵住她的手，引导她穿过狂风肆虐的泥沼。[2]最终，他的团队发现了保利娜·里德的无名之墓。保利娜遇害时16岁，当时她正在前往舞会的路上，结果被欣德利和布雷迪杀害。她的尸体在浓密的泥炭里困了几十年，却诡异地保存完好。然而一暴露在空气中，克努普费尔回忆道：“她就开始在我们眼前腐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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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种令人生畏的资历，克努普费尔最后参与了爱尔兰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1999年4月，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双边实体——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追溯至《伊利亚特》、古埃及以及更遥远的时空，葬礼仪式在大多数人类社会形成了重要功能。无论我们将所爱的人火化，或是埋葬她的遗骨，人类都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即用某种深思熟虑的仪式性方式来纪念死亡。或许，作为一种战争手段，被迫失踪最为残酷的特点在于，它剥夺了失去亲人的人们这种获得安慰的权利，使他们永远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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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悼念一个没有死去的人。”[4]阿根廷籍智利作家阿列尔·多尔夫曼曾评论。在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期间，有3000多人被迫失踪。[5]在阿根廷，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万。在弹丸之地的北爱尔兰，这个数字要小得多。独立委员会最终确认，整个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有16人被迫失踪。[6]甚至这一点也能反映出这个省方寸之地的规模：在其他一些国家，人们会争论被埋葬在无名之墓的总计人数，但在北爱尔兰，你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单列在一张信封的背面：乔·林斯基、谢默斯·赖特、凯文·麦基、琼·麦康维尔、彼得·威尔逊、埃蒙·莫洛伊、科伦巴·麦克维、罗伯特·奈哈克、布伦丹·麦格罗、约翰·麦克洛里、布赖恩·麦金尼、尤金·西蒙斯、杰勒德·埃文斯、丹尼·麦凯洪、查理·阿姆斯特朗、谢默斯·拉迪。[7]然而，确认死者的身份是一回事，找到他们却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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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员驾车行驶在乡村小道上，去和当地人见面，包括前枪手、酒吧服务员、农民和牧师。他们的请求很简单：告诉我们你听说了什么，告诉我们你记得什么，帮我们找到那些遗体。设立该委员会的立法明确规定，任何提供消息的人将获得一定的起诉豁免权。199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也就是委员会通过立法成立将近一个月后，两位天主教牧师陪同警方来到了邓多克郊外的一个中世纪墓地。在墓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警方在杜鹃花丛下发现了一口新棺材。[8]它是被匆忙放在地面上的，里面装着埃蒙·莫洛伊的遗骸。[9]1975年，莫洛伊在21岁时因为线人的身份被共和军杀害。莫洛伊的遗骸看上去是在一夜之间被挖出来装进棺材里，然后放在了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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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遗体后，莫洛伊的家人举办了一场葬礼，重新将他埋葬。不久，一位牧师找到了他们，说他从新闻上得知了莫洛伊的遗体被发现的消息，而他有话要说。他的名字叫尤金·麦科伊。他记得，25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被一阵敲门声吓了一跳，接着被一群人带到劳斯郡一处偏远地区的活动房屋里。[10]他在那里看到一个年轻人被绑在床上，这个人就是埃蒙·莫洛伊。那些人要在当晚将他处决，但在他们下手之前，莫洛伊要求对牧师进行忏悔。麦科伊神父离开家时太过匆忙，他忘了带上自己的念珠。那个貌似负责行刑小组的人掏出自己的一串念珠，递给牧师说道：“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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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伊非常恐惧。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他请求麦科伊神父向家人转告他的遗言：告诉他们我不是线人。这并不是事实。[11]后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莫洛伊确实是一名线人。然而，他的遗愿是让家人听到相反的事实。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神职人员常常被卷入有违道德的处境中，而他们未能每次都做出正确的选择。那晚，麦科伊神父离开后，他没有找到莫洛伊的家人转告他的遗言。他也从未向警方报告这一事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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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伊的遗体被发现一个月后，独立委员会在莫纳亨郡的一处沼泽发掘了另外两具尸体：布赖恩·麦金尼和他的朋友约翰·麦克洛里，布赖恩是失踪人员家庭的支持者玛格丽特·麦金尼的儿子。他们因为从临时共和军的武器库盗取枪支抢劫酒吧而被杀害。[13]搜寻尸体的工作势头似乎越来越强。那年的一个夏日，琼·麦康维尔的孩子们聚集在劳斯郡库利半岛顶端的海滩上。那是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岩石嶙峋，微风掠过，距贝尔法斯特大约50英里远。共和军透露的消息表明，他们的母亲被埋在了这片海岸的某个地方。大型挖土机像史前怪兽般在发掘地点缓慢行动，长长的吊臂将土壤和沙砾铲起。[14]身穿荧光外套的警察手持风动钻机、尖嘴镐、铁铲和耙子工作，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则在一旁注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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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守候是麦康维尔家兄弟姐妹的重聚，但并不是一次和谐的重聚。小时候，他们拼命抵抗政府拆散一家人的任何努力，仿佛他们早就知道，一旦他们被分开，就再也无法回到一起。他们已经各奔东西，偶尔才会联系。如今，他们带着终于能找到母亲的希望相聚，有人却担心他们已经不懂得如何像兄弟姐妹那样相处。[15]他们的外貌依然惊人地相似。琼的大多数孩子继承了她瘦长的脸颊、突出的颧骨和撅起的小嘴。然而，这群如今三四十岁的兄弟姐妹，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更老。他们面容憔悴，几个兄弟的手背和前臂都文有深蓝色的文身。他们彼此间关系紧张，容易争吵。当他们谈到琼的时候，每个人都倾向于用单数而非复数代词——“我的妈妈”——仿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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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维尔一家站在沙滩上守候：阿奇、迈克尔、吉姆、苏珊、海伦、罗伯特、阿格尼丝和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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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麦康维尔6岁的时候，母亲遭到了绑架，他一直在不断进出监狱。[17]阿奇和几个兄弟姐妹一样，被酗酒的问题所困扰，而且脾气暴躁。[18]“要是有谁说错话，你就会爆发，”他说，“要是谁的话触到点子上，你就完全忍不住。”这些孩子没有进行过心理咨询，他们的悲痛和愤怒尚未抚平。他们对共和军尤其愤怒——是共和军决定让他们的母亲失踪，但同时可能更令他们悲愤的是，共和军认为琼·麦康维尔是告密者。有关琼的闲言碎语在她死后不久就开始了，说她可能因为叛徒的身份而遭到了处决。仿佛年少时成为孤儿并被扔进严酷而弱肉强食的爱尔兰孤儿院的经历还不够不幸，这些孩子成年后还要背负这种煽动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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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共和军代表已经向海伦承认，临时共和军对琼的失踪负有责任。[19]但该组织在1999年春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麦康维尔“承认自己是英军的线人”。[20]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感到高兴的是，共和军至少终于承认杀害了他们的母亲，而且现在愿意协助寻找她的遗骨。[21]但是，他们极力否认任何有关她是叛徒的消息。琼是被偏执的敌意害死的，他们据理力争道，当时正值教派冲突的高潮，而她是一个新教徒寡妇，恰好住在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社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琼于被害前不久在帝维斯公寓照顾那个受伤的英国士兵的故事，以及“英国情妇”几个字如同红字般用颜料潦草地涂在了他们的门上。“我跟那些说我母亲是叛徒的人争辩过许多次，”回顾被无情排挤的一生，吉姆说道，“人们不愿看我们一眼。我们走进酒吧的时候，他们会故意躲开。我们只能独自坐在那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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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现在想做的，是为琼洗刷清白。阿奇在想，母亲的被害会不会是一桩错案：也许共和军一直在寻找帝维斯公寓里可疑的女性双重间谍，结果却抓错了人。[23]迈克尔对任何关于母亲可能是某种间谍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她是个过度劳累、心情抑郁、精神脆弱的人。[24]她有十个孩子要养活，而且丈夫刚刚因为癌症去世。她整天困在家里，抽烟、照顾孩子，还要手洗衣服。她到底能提供什么信息？至于琼认罪的说法，海伦表示：“他们对她严刑逼供的时候，她什么都可能承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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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挖土机都会铲起更多土，但还是没有琼·麦康维尔的迹象。在某个时刻，侦察员挖出了一堆骨头，引得众人一阵激动，但结果却是狗的骨架。[26]大家不禁烦躁起来。富有同情心的当地人带着温热的食物来到挖掘现场送给麦康维尔一家，还有人送给了他们一大盒香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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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把她葬在哪里？”[28]有一天，迈克尔问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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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尔法斯特，”海伦回答，“是他们杀害了她，是他们让我们失去了母亲。”海伦想把琼埋葬在弥尔顿公墓，就在共和党人的坟墓中间，还要在墓碑上写下：琼·麦康维尔，被共和军绑架并杀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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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兄弟姐妹们和她一样愤怒，但他们并不想激怒临时共和军：“我们不是在讨论共和军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所有人都知道，”吉姆说，“我们都住在共和党地区，我们不想他们来找麻烦。”他继续说道：“那些干这件事的人，他们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现在是时候原谅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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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绝不会原谅，”比利怒气冲冲地说，“我不会原谅那帮混蛋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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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兄弟姐妹们争吵，甚至自己也参与争吵，这让迈克尔·麦康维尔感到难过。“本来希望这件事能让我们走近一点，”他说，“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疏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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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军内部，这个后来被称为“失踪者”的群体被视为一种政治累赘——同时也是一种耻辱。[32]1995年，比尔·克林顿就此事对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进行了施压：“有些家庭仍然没有机会平静地哀悼，无法探望亲人的坟墓，无法在分离多年后重聚。”克林顿说：“现在是时候让这些家庭再次团圆了。”[33]博比·斯托里是共和军的资深成员，也是格里·亚当斯的亲信。1998年，他开始对前临时共和军成员进行登门拜访，询问他们是否记得琼·麦康维尔发生了什么事。[34]他找到了艾弗·贝尔，贝尔曾提出应该将麦康维尔杀害后陈尸街头。他还找到了杜洛尔丝·普赖斯，这让她感到惊愕，她没想到亚当斯竟然会派人来问她关于琼·麦康维尔的遭遇。她向斯托里建议，如果他想查出真相，或许他应该“去见格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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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亚当斯在这段时期和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见了面。1995年，他首先拜访了海伦和她的丈夫谢默斯。他是在保镖的陪同下去她家的，“就好像他是个名人”，海伦心想。和麦康维尔家一样，亚当斯从小家里有十个孩子，他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但海伦注意到，他不敢看她的眼睛。[36]有一次，和迈克尔·麦康维尔见面时，亚当斯说：“不管怎么说，我很遗憾共和党运动对你母亲的所作所为。”[37]亚当斯十分擅长这种掩饰，他不会承担任何个人的责任。毕竟，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共和军。“这些谋杀案发生在25年前，当时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亚当斯对一家报纸表示，“战争期间免不了发生可怕的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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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麦康维尔一家最初的一次会面中，亚当斯表明，他实际上有不在场的证据。“谢天谢地，她失踪的时候我在监狱里。”[39]他说。事实并非如此。1972年6月，为了飞往伦敦参加和平谈判，他从朗·凯什出狱。琼于12月被绑架，而亚当斯直至次年7月才被再次关进监狱。（“不应该断章取义，”亚当斯后来表示，“我把日期搞混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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