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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九 这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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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天，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特蕾莎·维利尔斯公布了一项由北爱尔兰警察局和英国情报部门完成的有关准军事活动的调查报告。“活跃于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的所有主要准军事组织依然存在。”报告宣布，并具体指出其中包括临时共和军。尽管“规模大幅减小”，但临时共和军在持续运作，并仍然能获得武器。[1]大博比·斯托里说的没错：他们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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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亚当斯驳斥这个报告是“无稽之谈”，但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维利尔斯宣称，在临时共和军的普通士兵看来，共和军的军事委员会——也就是几十年来指挥武装斗争的七人领导集团——“以一种整体战略框架”在继续控制共和军，同时也掌控着新芬党。共和军仍然在幕后秘密地发号施令。报告小心地指出，该组织不再参与暴力行动，而且现在“完全专注于政治”。尽管如此，借用《爱尔兰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言，这似乎巩固了人们对“戴面具的恐怖分子操控政治表演的看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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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已过去将近20年，除了异见分子偶尔发动的袭击，如今的北爱尔兰太平无事。然而，整个社会依旧四分五裂。天主教和新教社区之间仍然有蛇腹型铁丝网划分界线，所谓的和平之墙如同大理石上的裂缝般贯穿城内。事实上，现在的和平之墙比北爱尔兰问题的高潮时期更多。这些高大的建筑将这座城市的居民如同动物园的动物般隔开，维持了一定的安宁。但城墙上仍然写有符文一样的污言秽语——城墙的一边写着代表“Kill all Taigs”的K.A.T.，意即灭绝天主教徒，另一边则写着代表“Kill all Huns”的K.A.H.，意即灭绝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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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显得热闹非凡，几乎给人一种国际性都市的印象。和其他任何繁荣的欧洲小城一样，这里由水石书店、尼路咖啡和科颜氏等连锁店主导。当地的电影制作基地泰坦尼克制作室因为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在此拍摄而闻名。这里甚至还有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北爱尔兰问题之旅，曾是参战者的计程车司机会带游客参观动乱年代的冲突之地，向他们解说随处可见的壁画，讲述其中描绘的著名战斗、殉道者和枪手的故事。北爱尔兰问题在这些游览和解说中似乎变成了遥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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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大多数居民仍然生活在以宗教划分的社区里，而且北爱尔兰九成以上的儿童继续在宗教隔离的学校上学。[4]贝尔法斯特的部分公交站被非正式地指定为天主教专用或新教专用，人们会为了避免麻烦而走到一两条街区以外的站点等车。新教社区仍然飘动着数百面英国国旗，而天主教区域则常常能看到爱尔兰的三色国旗，或者巴勒斯坦国旗——以表示对该国的支持，但同时也是一种信号，表明许多北部的共和党人直到现在依旧认为他们是被侵略的民族。有一段时间，美国外交官理查德·哈斯就和平进程中未解决的问题主持了一系列多边谈判。但这些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国旗的问题而破裂。[5]部族主义和其标志在贝尔法斯特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各方无法就如何管理王权的展示达成一致。2012年，当贝尔法斯特市议会投票表决限制在市政厅上方升起英国国旗的天数时，抗议者试图攻占市政厅大楼，整座城市爆发了骚乱，统一派示威者用扔砖头和汽油弹的方式表达不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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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持续不断的纷争，维利尔斯的报告发表了一则引人思考的评论。“这些准军事组织自停战后的存在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他们从极端暴力行为朝政治进程成功过渡。”报告声称。这是一个违反直觉的发现，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观点，以至于回应这一报告的新闻风暴忽略了这一点。共和党和保皇派组织的继续存在并没有损害和平进程——而是提供了帮助。正是这些持续存在的统治集团赋予的“权力”，使得这些组织能够“影响、限制和管理”他们的成员，该报告指出，“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迹象表明异见分子的存在”，而且被“领导层”迅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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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伦丹·休斯、杜洛尔丝·普赖斯、玛丽安·普赖斯或者安东尼·麦金太尔而言，不允许任何对立的存在是新芬党自私、狭隘、无情的表现。但是，也许正如维利尔斯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只有通过这种残酷的纪律——坚持爱尔兰共和主义的整齐划一，对离经叛道的零容忍——才使得亚当斯和他周围的人设法掌控险象环生的局面，避免战争再度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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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维利尔斯发布报告的时候，贝尔法斯特检方宣布，他们打算对艾弗·贝尔涉及琼·麦康维尔谋杀案一事进行审判。“现在已经决定起诉这名被告。”[7]一名政府律师说。贝尔年近八旬，弯腰驼背，穿着开襟毛衣，胡子雪白，纤细的眉毛让他看上去像一个老巫师。他必须费一番周折才能爬上法院的楼梯。[8]然而，事态的这个发展似乎对格里·亚当斯发出了一个危险的转折信号。他在被捕后释放，目前没有遭到指控。如果贝尔因为“协助和教唆”琼·麦康维尔的谋杀案而受到审判，那么法庭证词很可能会提及究竟是谁下达了杀人的命令，以及谁是执行者。像博比·斯托里这样忠于新芬党的公职人员也许愿意为了保护领导而替他入狱，但贝尔对亚当斯毫无忠诚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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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爱尔兰问题初期，贝尔和亚当斯是盟友。他们在贝尔法斯特旅密切合作，而且在朗·凯什一起蹲过监狱。[9]1972年，是贝尔坚持表示，只有让亚当斯出狱才能进行和平谈判，也是贝尔和他一起前往伦敦。贝尔极力支持推行武力，曾作为共和军“大使”访问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时期的利比亚，并从这个被孤立的国家购买大量重型武器运回北爱尔兰。[10]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晋升为共和军参谋长。但是，在博比·桑兹进行绝食抗议期间，新芬党采取了竞选方针，并开始让其他候选人竞选公职。如此一来，贝尔担心武装斗争的资源和精力被转移到了职位竞选上。[11]投票太多，拿枪太少。最终，贝尔和一些盟友对这一战略变得十分怀疑，他们密谋推翻格里·亚当斯。但亚当斯很快得知了他们的背叛，并迅速展开行动，以变节的罪名对贝尔进行军事审判——这一指控可能导致死刑。贝尔被判有罪，但等到处罚的时候，或许是出于对老友的忠诚，又或许是考虑到这一行动的后果，亚当斯出面饶了他一命。于是，贝尔带着可能依然悬在头顶的死刑退出共和运动，在西贝尔法斯特过起了平静的生活。[12]自此以后，他拒绝对记者谈论他在共和军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期间，当大博比·斯托里四处向前临时共和军打听关于琼·麦康维尔的案件时，贝尔不愿帮忙。“去问格里，”他给斯托里提出了和杜洛尔丝·普赖斯一样的建议，“他才是你该找的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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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贝尔才愿意开诚布公地讲述他的共和军生涯：在贝尔法斯特口述历史项目中接受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法庭上，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一个参与该项目的人在波士顿学院的录音中承认，他在麦康维尔的谋杀案中发挥了作用，但此人只有一个代号“Z”。[14]（对贝尔的指控最终由“协助和教唆”变成了“煽动”谋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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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贝尔杰出的贝尔法斯特律师彼得·科里根辩称，波士顿录音带“完全不可采纳”。[16]这一口述历史档案是“知识分子的学术项目，但充满了不准确性”，科里根声称。而且由于如此“不可靠和主观”，它并不符合刑事案件对证据要求的严格标准。[17]无论如何，科里根说，麦康维尔在1972年被绑架期间，他的当事人根本不在贝尔法斯特，而且他可以出示证据证明这一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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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争辩还算其次，贝尔有一个更为大胆的核心辩护：他不是Z。当麦克斯为“贝尔法斯特项目”进行采访时，他绝不会在录音和文稿上附加受访者的真实姓名，只用字母代号表示。每个人的真实身份都包含在独立的表格中。这些表格是将这些代号翻译为真实姓名的唯一文档。因为它们十分敏感，所以没有用电子设备发送过，而是当面交给伯恩斯图书馆的负责人鲍勃·奥尼尔。然而，现在看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波士顿学院遗失了部分表格——包括Z的表格。检察官们拿不出真凭实据来证明这位代号Z的受访者就是艾弗·贝尔。毫无疑问，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非常清楚Z是谁。[19]但他们明确表示丝毫没有配合法庭的意愿。这个案件“只有一个问题”，彼得·科里根说，“录音里的人是艾弗·贝尔吗？这一点谁也无法证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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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惊讶于这一大胆的举措，检方宣布，他们打算传唤一名语音分析师。[21]“司法语音学”领域的专家有时会出庭作证，他们不仅对比声音的音调和音频，还会对词汇、语法，以及诸如“呃”和“啊”等典型的填充词进行比较。[22]不过，贝尔声称自己不是Z，有点像格里·亚当斯说自己不是共和军：这种伪装已经变成了一出闹剧。“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大部分参与者会跟麦克斯连续交谈数小时，以他热心的同僚态度，麦克斯往往会在称呼对方时省略姓氏直呼其名。因此，Z的录音中极有可能出现过麦克斯称呼Z为艾弗的现象。此外，贝尔剩余的采访语境令其Z的身份无可辩驳：有多少共和军成员在1972年陪同亚当斯一起参加和平谈判，后作为大使前往利比亚，而后晋升参谋长，最后因为变节而受到军事审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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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分析师最后证明，Z“很可能”是艾弗·贝尔。但科里根说，即使政府能证实他的当事人是Z，贝尔的罪名仍然不成立。如果你听原始录音，科里根提出：“Z明确说明他没有参与琼·麦康维尔的谋杀案。”[24]一名同样听过这段采访的北爱尔兰警察局警探提出异议，表示Z承认“在协助、教唆、建议、促成这桩谋杀案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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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案件的焦点是教唆谋杀，那么问题在于：教唆谁？布伦丹·休斯和杜洛尔丝·普赖斯都坚定地声称，是亚当斯下达了杀人的命令。但亚当斯现在似乎不会受到起诉。他于2014年接受北爱尔兰警察局的审讯后，档案被呈至检察机关。但是，公诉机关的负责人巴拉·麦格罗里不得不在这起案件中明哲保身，因为他同样身为律师的父亲曾做过亚当斯的代理人。[26]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在北尔爱兰屡见不鲜。北爱尔兰警察局签发拘捕令逮捕亚当斯的警官名叫德鲁·哈里斯，他的父亲命丧于共和军之手。[27]然而，检方在听过波士顿学院的录音后得出结论，指控亚当斯的证据并未得到证实，不足以作为起诉的依据。[28]倘若亚当斯真的下达了处决琼·麦康维尔的命令，那么这一裁决使他正式逃脱了谋杀的罪名。如此看来，牵涉讲述者本人的口述历史可以用作起诉的证据，而牵涉他人的口述历史却不行。如果艾弗·贝尔遵从亚当斯自年轻时就死守的“绝不开口”的信条，他会做得更好。这也许能让他免于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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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为共同参与的暴力历史负责呢？这是一个困扰所有北爱尔兰人的问题。“在法律面前，我的当事人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彼得·科里根就艾弗·贝尔如是说道。那些在血色星期天枪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英国士兵会受到同样的审判吗？[29]他问。“在和冲突相关的犯罪中，为什么所有人不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从来没有建立任何处理历史问题的机制，对于几十年前的暴行，官方的解决方式完全是随机应变，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满。警方巡查员和政府特别调查都进行过审讯和调查。历史问题对刑事司法而言是一项大工程。每天，贝尔法斯特的报纸都会报道现在将要重新调查的悬案。北爱尔兰警察局有一个“遗产”部门，专门致力于调查和北爱尔兰问题相关的犯罪。[30]他们有将近1000桩积压待办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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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人将警方的真诚和善意视作理所应当——而许多人并不这么看待他们——从事这样的项目也不可能不被指责怀有偏见。当局所持的资源有限，预算被大幅削减，而且警方还要继续维持北爱尔兰目前的治安。对遗产部门的警探而言，有时他们似乎活在电影《阴阳魔界》的场景中：工作之外你生活在2018年，但投入工作的时候却永远是1973年、1989年，或者其他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血腥时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天主教警察马克·汉密尔顿，他的父亲是老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中为数不多的天主教警察之一。当汉密尔顿于1994年加入警察局时，和平进程已经开始。他常说自己是“停火警察”，只想当一名普通的警员，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耗费在北爱尔兰问题接连不断的诉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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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汉密尔顿会作为警方代表出席很久以前发生的大屠杀的听证会，尽责地扮演出气筒的角色。悲痛不已的受害者家属会表达心中的沮丧，他们承受了几十年的痛苦，却没有得到答案。他们不信任当局，而且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不予信任。有时他们会对他破口大骂，通常汉密尔顿只是默默承受。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且他对那些被暴力夺走生命的受害者怀有巨大的同情。但偶尔他也会表示抗议。“这起犯罪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儿，还穿着尿布，”他会说，“你们该恨的人不是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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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些历史调查因为影响巨大或者高度敏感而完全交由其他机构处理。2016年，一项对“赌注刀”的新调查启动，由英格兰贝德福德郡的警察局长乔恩·鲍切尔主持，将有50名警探工作长达五年时间，预算可能超过3000万英镑。“由于时间的流逝和这些犯罪的性质，真相恐怕难以捉摸。”[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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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理由相信，弗雷迪·斯卡帕蒂奇和他的英国上线都不会为他们密谋犯下的几十桩谋杀案负责。斯卡帕蒂奇还在躲藏，据说他已经隐姓埋名，受到了证人保护计划的庇护，而这个计划正是现在声称对他进行调查的政府实施的。[33]然而，2018年1月，他被英国警方逮捕。“一名72岁的男子被捕，”鲍切尔在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中表示，“他目前被关押在一个保密地点。”[34]斯卡帕蒂奇在接受几天的审问后被无罪释放。[35]英国当局很可能不会对“赌注刀”的阴谋追查到底，因为这么做会全面牵连英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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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帕蒂奇还是一个不容起诉的危险人物，因为他知道女王陛下的政府对爆头小组的残杀提供了多少支持和帮助。如果政府将“赌注刀”置于任何他感觉必须开始揭露真相的境地，这将带来极大的风险。就他的前共和军同志而言，斯卡帕蒂奇可能享有相似的豁免权。他对太多人掌握了太多的信息。说不定他隐藏了一批证据，把这份秘密档案锁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万一他遭遇不测，这些秘密将会被公开。[36]当他的父亲在2017年去世时，贝尔法斯特有传言说，弗雷迪偷偷返回城内准备出席葬礼。[37]送葬队伍由斯卡帕蒂奇家族的冰淇淋车引领。[38]对于任何对这位共和军的终极叛徒心怀怨恨的人来说，这是与他对峙的最佳时机。但就算他真的在那儿，谁也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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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斯卡帕蒂奇不会受到刑事起诉，或许能对他进行民事起诉。由于刑事司法系统留下的问责制空白，私人律师已经开始与客户签约并提起民事诉讼。[39]许多受害者家属对斯卡帕蒂奇提起了诉讼。[40]在拘捕令期间遭受酷刑的“蒙面人”也对曾经逮捕他们的人采取了法律行动。2015年，反叛乱权威弗兰克·基特森准将遭到起诉。年迈的他现在早已退休。他曾于2002年短暂地露过面，在血色星期天事件的调查展开之前作证。他称赞枪杀13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伞兵是“极为出色”的队伍，并表扬他们“随时待命”的优秀素质。[41]但除此之外，他过着平静的生活。最近，他一直在帮妻子伊丽莎白·基特森夫人写一本励志书，讲的是她年轻时拥有的一匹用于表演的小马的故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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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玛丽·希南的女人起诉了基特森。[43]1973年，她的丈夫被保皇派杀害。“没有人在乎，”她说，“我们就这样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希南在诉讼中表示，作为北爱尔兰问题初期英国反叛乱策略的策划者，基特森“对于政府间谍是否会参与谋杀无所顾忌”。[44]当她被质问向一个老人提起这样的诉讼是否合适时，88岁的希南指出，基特森“比我小一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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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个子准将否认了这些指控，说他1973年已经离开了爱尔兰。他争辩道，他只是部队的指挥官，不是决定官方政策的人，英国对于北爱尔兰问题的宏观要旨不是他的责任。[46]他还强辩道：“我们从不教唆利用准军事团伙。”[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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