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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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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风”与欧美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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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欧洲的“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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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年，刚从中国元朝回国不久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对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被关进了热那亚的一所监狱，并结识了来自比萨的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作为一个热情澎湃的浪漫主义作家，鲁斯蒂谦把马可对他描述的来往中国的见闻写了下来，很快成为畅销欧洲的书籍，即《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人烟稠密且安定有序的地方，这对于正在四处开展贸易的欧洲人而言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到中国去，成了很多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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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二百年以后，西方诸国仍旧在继续热切地寻找和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途径。扬帆抵达“东印度”（East Indies）并与之进行贸易，成为当时一批冒险家的奋斗目标，也是各国王室争相资助这些冒险家进行海外探险的动力。这群冒险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而哥伦布这位寻梦者恰恰出生于当初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同狱共济的热那亚共和国。最终，哥伦布获得了急切希望推动与东方贸易的西班牙国王的支持和赞助，并于1492年踏上了前往梦想中的东印度的第一次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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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哥伦布的船队在成功越过了大西洋之后，于1492年10月12日凌晨2时，抵达了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礁岛群东南方向的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日后被称为圣萨尔瓦多岛（San Salvador Island）。哥伦布麾下的西班牙船员们发现岛上的树木、植被都很奇特，而岛上说着他们根本不懂的语言的原住民让他们更为惊讶，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的种族，从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到马可·波罗的旅行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他们。问题是，这些人是中国人吗？这个地方是不是中国？如果不是的话，距离中国还有多远呢？哥伦布等人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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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自己打心眼里希望称呼岛上的土人为印度人，而且这些土人里面有一些看上去好像真的会把他和他的船队引领到“日本”（Cipangu）或者“中国”（Cathay）去一样。这些土人带领哥伦布穿过巴哈马到了现在的古巴西北部，在这个地方，哥伦布派遣了手下的阿拉伯翻译官登陆，去拜见一位部落首领。西班牙人称呼这一带的部落首领为“卡西克”（cacique），而哥伦布认为卡西克就是“中国皇帝”。但是，连哥伦布自己也发现，岛上由茅草棚组成的村子实在难以和马可·波罗笔下觐见元朝忽必烈大汗时大都的雄伟壮丽相提并论，其余方面也不难信手发现天壤之别。哥伦布很快意识到，自己找错了“中国”。但此行的发现也足以振奋人心，所以船队在1493年3月15日返回西班牙港口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这一事件，即现在美洲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势力迅速扩展到了这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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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哥伦布引以为憾的是，他的新航路“发现”的“东印度”，并非真的印度和日本，更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令人神往的中国。从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最初开辟东方国际贸易之路的动机上看，这其实是一场南辕北辙的失败生意；但从扩展海外市场、夺取殖民地以及自然资源和拓展奴隶贸易等角度而言，却是无心插柳的成功一举，并且逐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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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之行五年后的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就抵达了印度卡利卡特（即“古里”），欧洲诸国顺藤摸瓜，终于找到并抵达了真正的中国，对亚洲地区的远航和大宗贸易以及殖民主义更是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欧洲诸国在17世纪上半叶纷纷成立了旨在开展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而其中“东印度”的叫法恰是这种延续多年的中国情结的体现。英国最早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858年解散），其贸易范围囊括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自成立之初就获得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给予的在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垄断权，这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引领着欧洲大陆和美洲殖民地的东方商品消费以及“中国风”的潮流表现。荷兰紧随其后，于1602年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799年解散），并于1621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1674年解散）。法国于1664年组建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1794年解散），瑞典也于1731年组建了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1813年解散）。欧洲诸国的王室、贵族和民众，开始广泛地通过各路东印度公司来了解遥远的“东方”，而这种理解又是以来自东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物品为中介来进行的，于是本土资本、洲际贸易和对他者的知识构建以及欧洲前所未有的全球殖民主义开始紧密结合在一起（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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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707到1801年之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旗。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在1775—1777年启用过第一面国旗即“大联邦旗”（Grand Union Flag），设计和此旗完全一致，只是长宽比例有所不同，故此旗与独立后的美国新国旗也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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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成立之时，中国正逐步由明清鼎革进入清朝前期，在欧洲商人麋集的广州、澳门等华南一带，社会相对稳定，中外贸易也在康熙皇帝于17世纪80年代解除海禁之后迎来了自明清鼎革以来的空前繁荣。1687年前后 ，广东番禺出身的学者屈大均（1630—1696）曾作一首《广州竹枝词》，描绘当时负责洋商贸易的十三行的繁荣盛况，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乾隆时期曾任广东学政的李调元（1734—1803）也模仿屈大均作《南海竹枝词》：“希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新到牛郎云光缎，边钱堆满十三行。”可见从明末清初到清朝中后期广州一带贸易的繁荣，这对欧洲商人而言已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了。欧洲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连番进出珠江口，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和茶叶以及东南亚的香料等货物，贩运回欧洲大陆，进而转卖到各国殖民地。这种远洋贸易，将欧洲本部、非洲殖民地、美洲殖民地和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世界范围内相互依存的贸易体系开始逐步形成。当时的欧洲还没有掌握制造漆器和瓷器这些精巧商品的流程工艺，所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实际上左右着欧洲奢侈品消费市场，而中国制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大兴于欧洲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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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的东来与异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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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商人热心于从中国和所谓东方市场上获取利润的时候，欧洲的传教士却热切地希望将中国变为奉教之国。15世纪以降，随着欧洲海外贸易航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国传教之路，最早的一批是耶稣会士。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是1540年得到教皇承认的罗马天主教男修会，其会士遍布世界各地。欧洲诸国对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充满了无比的好奇和向往，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群体对中国形象的描绘。耶稣会士最早进入中国的可能是明末万历年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利玛窦在中国传教采取因地制宜的手法，同时也走先影响饱学之士和政府官员，然后渐次由上而下教化民众的路线，他本人也学孔孟、着儒装、戴儒帽，和徐光启等中国朋友打成一片，终于得以立足。耶稣会士以引介欧洲科学技术方法为其传教的主要工具，因此他们在中国科技史上的足迹远比宗教史和政治史上的深刻，而有些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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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中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的插图。徐光启是受洗教徒，教名保禄（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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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利玛窦本人就是中国地理学和制图学上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人物（图3.2）。1584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后，很快根据中国人的世界观念编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后来的重绘版本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得到了明神宗万历皇帝的肯定，次年以《坤舆万国全图》之名刊行（图3.3）。因为这张图的关系，嗣后中国一带开始以所谓“亚洲”（Asia）闻名于世，所以“亚洲”之名说到底是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体现。就技术层面来说，这幅地图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将中国放在了几近于天下正中的位置，完全契合中国由来已久的自我中心的认识。这幅图上的太平洋是一体呈现的，中国和美洲隔海相望，而大西洋是分开的。由此图而论，中国称欧洲“泰西”是名副其实，而北美洲则成为中国意义上的“远东”地区。直到今天，中国印刷流行的世界地图都是基于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构架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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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坤舆万国全图》的着色版，系传入日本后的仿制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1602年北京出版的副本（尺寸167.5cm x 371.2cm，编号201058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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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一提呢？中国有十多亿人口，从小学开始学习基础地理知识的时候，接触的就是利玛窦版的中国中心的世界地图，迄今好几代人都是如此。然而，利玛窦的老家欧洲和后来的美洲殖民地，并不用这套框架，那里的世界地图三个多世纪以来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往左越过完整的大西洋伸展至“新大陆”美洲，往右伸展至所谓“亚洲”，然后继续往右接上切开来的太平洋，而所有“近东”“中东”“远东”皆一目了然（图3.4）。这幅图上，大西洋是完整的，太平洋则是分开的。今天的美国仍旧使用这套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地图，这也是所有美国人心中的世界地理概念，和中国人的迥然不同。因此，中国人对泛太平洋地区普遍有较好的理解，而美国人则对跨大西洋地区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如果一个中国小学生和一个美国小学生一起谈世界地理的话，他们或许都会说出很多让对方惊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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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世界地图》，1992年版，编号201158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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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教化中土的大业，在华耶稣会士在发回欧洲的报告和信件之中，都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崇尚哲人的伟大国度。利玛窦曾经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说：“虽不能说在这个国家里的贤哲都是君王，但至少可以确定地说君王都拜服在贤哲脚下。”就这样，中国在耶稣会士类似的笔触之下成为一个睿智、饱满的理想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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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被视为近世赴华传教的先行者，在他抵达中国不久的1585年，教皇额我略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命耶稣会士负责对中国与日本的传教，嗣后大批传教士接踵而至，包括汤若望等人。他们大多数聚居在北京，且明清鼎革之后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和支持，遂能继续留在北京，一边通过天文历算等近代欧洲科学技术服务于清廷，一边逐步通过获取清廷的支持实现其自上而下的传教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