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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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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四章 中国茶叶与美国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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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中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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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从纽约州搬到现在的小镇工作，拜访邻居的时候，我每家送了一小包日照绿茶作为礼物。两天后，其中的一位邻居女士兴奋地告诉我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喝到用茶叶泡的茶，以前几十年都是用包着粉碎后的茶叶的茶包。我十分惊讶，因为此种遭遇在我们中国，不啻天方夜谭。恐怕没有哪个喝茶的中国人，会用类似的茶包几十年，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也得随之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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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在唐宋之时流行煎茶，茶叶也是碾成粉末，细筛浸泡后配以姜、橘皮等物，然后入口，这种习俗东传日本后，便是今日所见到的日本茶道，其步骤颇多，礼节也颇讲究。茶道在元朝以后在中国已然式微，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代以降兴起的用加工后的茶叶直接泡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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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茶包是最常见的饮茶消费方式，从立顿红茶到静冈绿茶，品牌不一而足，它们可以和速溶咖啡一样迅速泡好，从一定程度上说充当的是咖啡替代品，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和欧美生活习惯。此外，这种彻头彻尾被包装起来的商品化了的茶包，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美国本土的消费者们看不到茶叶的本来面目，这在完全没有中国、日本那样悠久的茶文化以及中药文化做铺垫的社会中，也可以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高明手法。真用茶叶沏茶的美国消费者，不能说没有，总归是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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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饮茶自有悠久的历史，始自英国殖民地时期，是欧洲向美洲拓殖以及亚欧国际贸易的结果。最早将中国茶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的，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98年获得了茶叶进口垄断权，并担任对北美殖民地茶叶销售中的唯一机构，具体由公司去中国广州购买茶叶以后，先运回英国，然后通过北美的中间销售商分销到北美殖民地，公司并不直接到北美售卖茶叶。此种旷日持久的远洋运输模式，决定了当时贩售的茶叶只能是发酵茶，特别是储存时间较久的全发酵茶（红茶和黑茶），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欧美世界对中国茶叶的理解和消费习惯。直到今天，美国民众仍旧主要消费红茶，英文叫作“black tea”（字面意思是“黑茶”），很多人喝不惯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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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旗下的茶叶因为课税的缘故，在北美殖民地的终端售价较高，导致从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向北美走私茶叶的利润很高，刺激了走私贸易，对东印度公司的北美茶叶市场构成了莫大威胁。在18世纪60年代后半期，新英格兰地区每年消费的茶叶总量在100万到200万磅之间，较高的估计达到600万磅，而这些消费额中间大约三分之二或者九成的茶叶都是以非法手段进入北美殖民地的，直接从英国贩回来的只占一成左右。1773年5月10日，英国国会通过《茶叶法案》（Tea Act），授予财政吃紧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专销权，允许公司直接将茶叶贩售北美，这个法案对北美殖民地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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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茶叶法案》，一般的正统解释是英国国会继1767年的《唐森德法案》（Townshend Acts）之后又在茶叶上做文章，且没有在议会中给北美殖民地相应的政治权利（即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最终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引爆了美国独立革命。人们通常不太注重或者直接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在这个法案出台以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开始下调，甚至比走私茶叶价格还要便宜。以当时风靡北美市场的中国武夷山红茶为例，在法案通过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售价是每磅3先令，其中包括3便士的关税（1先令=12便士），从荷兰等地走私的红茶的售价是每磅2先令1便士，虽然走私茶在质量上比东印度公司的要次一些，但足足便宜11便士，占尽了价格优势。然而，《茶叶法案》通过以后，东印度公司的红茶售价大幅降到每磅2先令，比走私茶价还要便宜1便士。英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的本初目的，是试图采取一种温和的手段以茶叶价格杠杆解决东印度公司面临的资本危机。他们曾经天真地认为，殖民地的消费者一定会倒向东印度公司的便宜的茶叶，这样对公司和消费者都是双赢模式，然而北美的反应与英国国会和东印度公司的理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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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东印度公司手中持有大约1 700万磅的茶叶亟待出手，相当于北美市场两到三年甚至四到五年不等的茶叶消费总量，一旦这批茶叶以比走私茶叶还要便宜1便士的价格源源不断地倾销到北美市场，足以把那些直接从英国贩茶回美销售的北美茶叶销售商以及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走私茶叶的商人逼上绝路。《茶叶法案》遂对这些北美茶商和走私商形成了直接的生存压力。这促使后者迅速联合起来反对《茶叶法案》，最终波士顿茶党以“自由之子”（Son of Liberty）的身份于1773年12月16日夜制造了著名的波士顿港口倾茶事件（The Destruction of Tea at Boston Harbor）（图4.1）。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毁的茶叶总计340箱92 000磅，包括很多中国福建武夷山产的正山小种红茶。波士顿倾茶后两年不到的时间，美国独立革命就爆发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是一个相对狭隘的角度，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实是一批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的商业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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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美国石版画家内森尼尔·卡瑞尔（Nathaniel Currier，18131888）发表于1846年的作品，题名“波士顿港口倾茶”（The Destruction of Tea at Boston Harbor），描述了1773年12月16日打扮成印第安人的“自由之子”成员将茶叶倒进海港的情形，倾倒茶叶进行得十分有序，而且没有破坏船上的瓷器等其他物品。此画现藏于麻省春田的米歇尔和唐纳德·德阿穆尔艺术博物馆（Michele and Donald D’Amour Museum of Fine Arts,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是该馆获莉诺B.和西德尼A.阿尔珀特之赠并辅以购买资金所得（Gift of Lenore B. and Sidney A. Alpert,supplemented with Museum Acquisition Funds），照片由大卫·斯坦斯伯里拍摄（Photography by David Stansbury）。该馆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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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茶叶和专制主义与北美的独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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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配合这种商业造反行为的，还有一种让人倍感心神不安的针对中国茶叶的解释：茶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种出来的，而中国是一个可怕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经过中国那些苦力之手种出来的茶叶，复经英国东印度公司这种仗势欺人的垄断公司运到新英格兰来，喝了这种茶叶沏的茶，东方专制主义便会潜入北美殖民地居民的体内，摄走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让他们永久匍匐在英国君王的脚下，就像中国种茶的奴役匍匐于他们的专制皇帝脚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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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自然是极其可怕的，听上去就跟同时代中国清代社会中流行的剪辫叫魂一样，总能让人不寒而栗（有关剪辫叫魂之事，请参见已故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孔飞力的代表作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两位先生已译有精彩的中文版）。当然，这种对茶叶的主观臆断在中国人看来不外是笑话一则，因为在中国，上至宫廷下至阎闾，没人会把茶叶和灵魂联系起来，又怎么可能联系起来呢？须知即便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格兰老家，也没人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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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联系出现在了新英格兰殖民地，而且恰恰出现在了殖民地开始风起云涌地对抗英国接二连三出台征税法案的过程中，是在北美独立革命前夕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近年来有一位研究美国物质文化的学者凯洛琳·弗兰克（Caroline Frank）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个角度可以补充我们对中美关系开篇的一些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作为全球历史中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篇章的茶叶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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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茶叶有毒的宣传高潮，恰恰发生在东印度公司急于通过殖民地市场摆脱资本危机的敏感时期。东印度公司这个时候开始被视为四处压榨被压迫地区的不仁公司，而在《茶叶法案》之下这家公司将击垮北美的每一个生意人—确切说来是每一个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并把这块土地带到压迫的深渊之中。早在东印度公司满载茶叶的船只还在大西洋上朝着北美航行的时候，纽约一家报纸就满腔悲愤地指出：“一艘满载茶叶的船此刻正在朝着我们这个港口驶来，它是被派来奴役和毒害我们所有美国人的。”随后，宣传矛头开始指向茶叶本身，特别是东印度公司正在贩往北美的中国茶叶，而中国茶叶会把专制主义带到灵魂之中的舆论也开始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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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而且不再区分什么时候、由哪家公司贩到北美的茶叶，立刻成为这场热爱北美殖民地的运动的目标。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四天之后，《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发表的一篇报道说：“列克星敦（Lexington）的爱国居民们欣慰地通知我们，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反对消费任何种类的武夷山红茶，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进口的。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他们将镇上的每一磅茶叶都收集起来，然后付之一炬。”紧随列克星敦之后的，是查尔斯顿（Charleston），也正在忙着将中国茶叶销毁。这两个小镇，都在“茶党”运动如火如荼的波士顿的外围，而列克星敦更是1775年4月19日打响北美独立革命第一枪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枪响闹革命的一年半以前，此镇已经先一把火革了中国茶叶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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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茶叶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众多小镇、社团组织甚至个人都开始销毁茶叶，展示他们对《茶叶法案》的出离愤怒。中国茶叶已经不再是茶叶，而成为一种在东印度公司代表的君主暴政来临之前为寻求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自由而进行对抗的手段。在“茶叶可以把专制主义带到你的身体内”的论调的渲染之下，又增加了一份恐慌的神秘色彩。在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形象逐步被贬低，这恐怕也不能不对北美妖魔化中国茶叶的舆论产生思想上的连带影响。启蒙运动的反对专制主义，恰好与妖魔化中国茶叶背后的主要政治信息即反对专制主义合拍。如果说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仅仅将中国等同于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的话，这种北美殖民地的茶叶摄魂论的确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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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恐慌也具有社会心理上的铺垫。自1450到1750年间，欧洲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猎巫运动，即所谓witch-hunt，很多无辜的人死于这一运动之中。随着欧洲殖民进程，猎巫运动也延伸到了北美殖民地，在北美殖民地约有5 000多件审判女巫的案件，大约2 000多人因之丧命。猎巫运动存在宗教、社会、精神上的很多歇斯底里，而茶叶有毒论抛出之时，距离此种运动的结束不过短短二十年时间，整个猎巫时期遗留下来的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氛围，自然会给这场我们姑且也可以称为“猎茶”的运动做好了若干的铺垫，就连列克星敦焚烧茶叶的路数，也和猎巫运动中烧死被指斥为女巫的女子的行为毫无二致。上文提及的美国学者弗兰克，并未在其研究中将猎巫的背景引入，但这一背景在笔者看来当是不容忽视的。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某些政客时不时把他人对自己的批评说成是在“猎巫”，这就是一种历史遗产的现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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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生活而言，这种妖魔化中国茶叶的做法到底对多少北美殖民地的公众产生了多少切身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在独立革命之前的北美殖民地，从上到下都十分迷恋中国茶，连麻省的长官们也参与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荷兰方面的茶叶走私生意，以茶会友的社交，尤其是下午茶大行其道，而在像纽约这种都市之中，下午茶聚会在妇女之中也非常流行。从波士顿往南，到纽约，再到费城，这一东部沿海走廊地带早已被中国茶的迷人魅力所折服。相应地，就会出现一些反对茶文化的声音，开始流行是在18世纪30年代，比波士顿茶党倾茶早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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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73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纽约人在一份报纸上忧心忡忡地写道：“只有我能够说服你们改变现在这种在我们中间非常流行的带有致命后果的习惯（亦即喝茶的习惯），我才能感到快乐。……当不仅仅他们的财富，而且他们的身体和快乐也面临危险的时候，我想去警告他们并阻止他们遭到毁灭是我的责任。……（在喝茶的习惯下）不唯身体本身要遭罪，灵魂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到阻碍并且会发生紊乱。”这位要做醒世良民的作者，还担心喝茶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喝茶者死后留下的身边的家属也产生致命的影响。在这位作者看来，喝茶这种习惯，是来自遥远的不可知的东方异域，其结果也就可能是非常可怕的。无知往往造成恐惧，而恐惧则会带来谣言，进而造成群体性恐慌和歇斯底里，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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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除了茶叶、瓷器茶具和茶桌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礼数，在一些欧美人士眼中，这种喝茶的礼仪将东方式的、中国式的女性性格带到了欧美，软化了欧美的男性性格，后果也是可怕的。1757年，英国一位著名的旅行家乔纳斯·汉维（Jonas Hanway, 1712—1786）出版了一篇《茶叶论》（An Essay on Tea），其中提到：“中国人已经把体面置于任何的男性劳作之下了，甚至于任何的劳作之下；然而就喝茶而言，我们这些人似乎比中国人自己做的还要不可救药和不可理喻。”他还对他的贵妇朋友特别提到：“茶会伤害很多人，这些人不相信他们所遭受到的邪恶之灾乃出自此种喝茶习惯；我相信您每天一定都能看到很多人坚持喝茶，虽然喝茶有害这一点已再清楚不过了。”汉维还认为，欧洲人喝茶会像土耳其人吸食鸦片那样上瘾，进而丧失男性进取的精神特质。如果我们从中国人对吸食鸦片烟的态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汉维对欧洲人喝茶的担忧程度之深、所认为的危机程度之大，就不难理解了。汉维的书在英国各殖民地也流传甚广，他的观点对北美殖民地而言，就不免会有茶叶导致阴盛阳衰进而使北美继续为英国所控驭的延伸理解。在此，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回到同期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去观察汉维的这种评论。当时欧洲已经开始批评中国形象太过虚弱、女性化，中国男子的形象也开始被刻意扭曲，法国也已经由路易十四的中国热时代急转直下到了路易十五的丑化中国的时代，而汉维的看法恰好是这种再审“中国风”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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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和欧洲一样，一边是茶叶、茶具、喝茶礼仪和社交活动的风靡，一边是一些人忧心忡忡地对这种非本土的东方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渗透表示警惕甚至反对。正因为抵制喝茶习惯的声音在北美殖民地一直都有，所以这种舆论才能够在《茶叶法案》前后得到放大，在新英格兰地区走到风口浪尖。茶开始被一些人视为“瘟疫”（plague），而且这种比喻也一再出现。例如，就在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停留在波士顿港口等待出售，而茶党计划推进倾茶行动的前几日，一位作者匿名在《波士顿公报》上大声疾呼说这些英国船“不仅带来了瘟疫（茶），而且带来了天花”，不免更给这种反对东印度公司贩茶到北美的爱国者们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增加了要与英方抗争的决心。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被视为携带东方专制主义之物、东印度公司的工具、继续把北美殖民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手段、让北美阴盛阳衰的可怕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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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独立革命之前的美国社会生活资料而言，这种妖魔化茶叶的声音并未占据社会舆论的主流，即便是波士顿茶党倾茶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人打算私自拿一些茶叶，结果被发现并遭到申斥。而且这种反对中国茶叶的舆论，并没有扩大到抵制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例如，1773年12月16日晚倾茶之前，一群就要在晚间行动的茶党骨干来到《波士顿公报》的发行者本杰明·伊兹（Benjamin Edes，1732—1803）的家里，用一只中国的海碗轮流喝了一圈朗姆酒，而这只海碗上清楚地印着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所以反对中国茶叶的声音，不过是充当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北美殖民地抗争手段的一部分，并没有扩大化。除了茶叶之外，来自东方的一切货品，仍旧在北美大行其道，供不应求，而且以中国风风格为主要标志的漆器、瓷器等等，依旧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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