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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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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十八章 老佛爷的夫人外交：慈禧太后与美国康格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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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是晚清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逃窜西安，即所谓“西狩”，和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之前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跑去热河行宫“北狩”，可谓如出一辙。1901年9月，清廷代表李鸿章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当时恐怕没有比“风雨飘摇”这个词更能形容清政府的窘迫了。签约两个月后，李鸿章就逝世了。这位为大清国鞠躬尽瘁的功臣，一辈子都在试图拯救他的朝廷，但一辈子也没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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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作为权力中枢的慈禧皇太后（1835—1908），从西安“回鸾”北京以后，展开了一系列的夫人外交，从她认识的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1843—1907）的夫人萨拉·派克（1843—1932）入手，试图改换一下局面。慈禧于1898年12月第一次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夫人，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萨拉的。慈禧太后“回鸾”北京后，围绕老熟人康格夫人开展了第二轮夫人外交，且扩大了规模。自此以后，慈禧经常会见康格夫人，几乎每次都送很多精致的礼物给她，加以示好和笼络。慈禧太后比康格夫人年长7岁，多少算是同龄之人，大约对彼此的交流和信任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在这个时期，慈禧太后开始了所谓的新政改革，鼓励发展实业、劝诫汉人女子缠足、允许满汉通婚等等，和康格夫人的交流正好映衬了这个改革的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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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和辛丑议和以后无疑高高站在了胜利者的位置之上的康格夫人，以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相信中外的坦诚交流会营造更为美好的未来，所以她秉承中国的“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路子，频繁地与慈禧以及很多清朝官员的夫人和格格们交游，特别是在美国公使馆举办下午茶点聚会，开创了一种中美妇女俱乐部一样的交流形式。在此期间，萨拉更为在美国和在国际上挽救慈禧太后每况愈下的形象，做了很多实际努力，其中的一件大事是促成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1865—1938）绘制慈禧太后的巨幅肖像油画，并运到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展出并最后赠给了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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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与康格夫人的交往故事，是掩在1900年前后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背后的一幅几乎默默无闻的女性交游为主导的景象，从这个小小的中美关系的侧面却反映了一个正在步入剧变的时代，以及中国人对这一局面的调适。慈禧太后在这一时期受到的创伤极大，其对外政策也因之发生了极大变化，真是放低了身段委曲求全，做了很多“从来未有事”。例如，在展开夫人外交的时候，慈禧太后开始照相，其留存后世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内拍摄的，也可谓是一种迎合潮流改变自己的结果。通过慈禧太后的夫人外交路线，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太后身为一名女性政治家所展现出来的女性外交魅力和路数，也可清楚地窥见以她为代表的清朝政治中枢顶层政治人物面对国际政治的无力与无奈。这一夫人外交路数虽然取得了一些微小的外交成果，最终却无法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图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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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1903年康格夫人萨拉和其余三位夫人以及摄影师裕勋龄的女儿一起与慈禧太后合影。萨拉牵着慈禧太后的手。照片上方写着“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落款是“光绪癸卯年”即1903年，中间御宝印款是汉文篆书“慈禧皇太后之宝”。摄影师裕勋龄是当时担任慈禧英法文翻译的裕德龄（即所谓“德龄公主”）的二哥。四名西方女士中，三人都双手戴着同样的镯子（当系金镯子），三人胸前挂着同样的小葫芦（应该是玉质的），应该都是当天慈禧赏赐的礼物。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的弗瑞尔艺术馆与赛克勒艺术馆档案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rchives）馆藏照片，编号FSA A.13 SC-GR-249；图片使用权已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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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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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以后，欧美诸国列强纷纷趁机对华上下其手，大肆租借中国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并划分势力范围，整个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例如，1897年德国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巨野县被杀一事，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签署了《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这是德国占领青岛一带的开始，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著名的“山东问题”的滥觞。同期，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和大连港口25年。英国除了在1898年6月大肆拓展香港租借地获得了新界大片土地之外，也在德国势力进入胶东半岛以及沙俄势力进入辽东半岛的局势刺激下，于1898年7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在胶东半岛东北部的威海卫建立了租界。所以，仅在1898年下半年，日本、沙俄、英国和德国的势力已经从东北三省一路跨过渤海湾到达了青岛胶州湾一带，从战略上完全封锁了清政府一度引以为豪的北洋地区（图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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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 清末出现的著名的《时局图》，描绘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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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个时候也将势力迅速伸到了这一地区。1898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爆发了战争，即所谓的“美西战争”。这场战争从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波多黎各，迅速延伸到西班牙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菲律宾（即中国传统称呼的“吕宋”，是以菲律宾最大的吕宋岛代指整个地区）。1898年6月，美军占领了关岛。同年12月10日，美西签署了《巴黎和约》，西班牙全面放弃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等割让给美国，菲律宾卖给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美国第一次将其势力正式拓展到了太平洋西侧，即现在通常说的亚太地区，直到今天也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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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占领古巴、菲律宾和关岛，并在同期兼并夏威夷，是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自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抛出旨在反对任何欧洲列强殖民美洲国家的“门罗主义”以来，美国一直是反对海外殖民主义的一个代表国家，但这一切随着美国击败西班牙而走向终结。正如美国学者艾伯特·温伯格（Albert K. Weinberg）指出的那样：“美国要求获得菲律宾是建立在战争赔偿的合法基础上的，但在根本层面上也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式的预期之上的，即胜者可以在和约中写上他想要的一切。”美国以海外殖民者的身份忽然出现并且长足伸到东南亚，貌似与美国素来反对的海外殖民主义构成冲突，然而美国通过“昭昭天命”观念合理化了其海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乃至于很多人认为美国如果将菲律宾等重新返还到曾经的压迫者手中的话，或者在打败了西班牙殖民政府后却抛弃了当地人不管而造成当地混乱无序的话，那么美国将会是多么野蛮和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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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声称，美国不仅要去教育、解放、文明化和基督化吕宋岛，而且要将这一事业推到整个菲律宾群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坚定了其文明化和基督化这个世界的责任与昭昭天命，很多人称其是一种“仁慈的帝国主义”（benevolent imperialism）。除了普世的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之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式的帝国主义还可以向外推销带有美国印记的“自由”（liberty），正如位于纽约的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传教士莱曼·阿博特（Lyman J. Abbott，1835—1922）所呼吁的那样，美国可以把欧洲的传统的帝国主义转变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即自由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liberty）”。菲律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成了新兴的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块海外大试验田，而美国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勃兴，也是最初就建立在一种以差序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包装起来的天赋使命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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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内战以后的工业商业等大发展以及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末期，并开始向旨在进行一系列重大国内改革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转变，在很多方面开始大变样，但其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为其改变海外殖民政策提供了经济支持，其昭昭天命的基督教观念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精神和道义的支持。当此时代大潮，获得菲律宾从很大层面上激励了美国政府进一步走向积极扩张的帝国主义。对一些美国政治家而言，美国终于摆脱了西方列强第二梯队的位置，可以扬眉吐气了，例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库什曼·戴维斯（Cushman Kellogg Davis，1838—1900）就说：“美国已经不再是西方大陆上的中国了。我们还活着，感谢上帝，我们绝不能被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欺负，不管是大的国家还是小的国家。”《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一篇社论中说：“一种新的意识似乎降临到了我们头上—一种力量的意识—伴随着这种意识的是一种新胃口，是一种去展示我们的力量的渴望。这或许可以和野兽新尝了鲜血之后的反应相比较。不管是雄心、利益、对土地的渴望、荣耀、对战斗本身的热爱等等，我们被一种新的感觉所支配了。我们正面对着一种奇怪的命运。正如丛林中鲜血的味道那样，我们人民的口中已经品尝到了帝国的滋味。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帝国政策将用武装起来的国家取代重新站起来的共和国。”就此而言，1898年后的美国，已是一个以昭昭天命武装起来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主义”日渐抬头，奉行多年的“孤立主义”同步衰退。（图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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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 美国杂志《哈珀斯周刊》1900年1月6日刊的题为《跑到东方》（Away Down East）的漫画，画中山姆大叔骑着犄角上写着“菲律宾诸岛”的斗牛，跑到了地球的东方，牵着牛的代表基督教的小天使一手扶着美国国旗，国旗上写着“一个好政府和商业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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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占领菲律宾之时，清楚认识到了英、法、俄、德、日诸国在中国的竞争进入高潮，而自己在中国还没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为了避免本国商业利益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和蚕食，华盛顿决定走传统的国际势力均衡的外交道路。1899年9月到12月之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通过美国驻英、法、德、意、俄、日的大使，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发了内容基本相同的照会，要求各国维系在华势力范围内的通商口岸的贸易自由，互相保持开放，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对于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sphere of interest）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第二，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口”（free ports）除外]所装卸的货物，不论其属何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各自“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范围”内修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对本国臣民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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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在义和团已经进入北京并包围各国驻华使馆区的时候，海约翰发表声明说各国都支持美国的提议，实际上各国认可的程度差别很大。7月初，美国政府再次对各国发照会重申了这一“门户开放”政策，呼吁各国维系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现实中，不少人对“门户开放”政策存在望文生义的错误理解，误以为是列强要求中国保持开放门户，其实，这一政策是要求在华列强之间彼此互相开放其门户，也就是其势力范围覆盖之内的通商口岸。从这个角度而言，“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建立在诸国共同压榨中国的基础之上的联合殖民主义和联合帝国主义，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不过是实现“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前提，否则该政策根本无从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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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开放”政策是由海约翰的好友、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官柔克义构思的。柔克义本人早在1884年就远赴北京出任驻华使馆秘书，此后去过朝鲜和欧洲等国家任职，汉文功底很好，对很多中国外交问题做过精深的学术探讨，他后来也是义和团事件后派去北京谈判的美国代表，最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柔克义本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很深，“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设置其实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所谋划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华外交上保持中立原则的又一个具体政策表现，有利于诸列强在华的势力达成表面的均衡，维系了中国名义上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直到今天，美国很多政治家在重要讲话中回顾美中关系的时候，“门户开放”政策仍是其着重强调的积极的历史遗产（图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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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 1899年5月31日美国杂志《顽童》发表的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漫画，画上代表英国的约翰牛与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分别站在写着印度和菲律宾的大门两边，欢迎分别代表德国、俄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人抱着各式商品步入大门，大门之内是代表中国的插着黄龙旗的楼亭。这张图表明了一种在华列强的联合殖民主义政策，颇有门户开放就等于开门揖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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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日的我们也应该看到，“门户开放”提出的时候，恰是刚刚击败西班牙的美国快步进入帝国主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维系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并非要去拯救中国。海约翰在致各国的照会中对该国的在华利益首先加以承认，这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得对方认可其“门户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假若当时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难道中国就会真的被各国切实瓜分吗？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尽管中国孱弱不堪，没有哪一个列强有能力和有可能完全把持和操纵北京政府，因此“门户开放”政策对于清政府领土和行政权完整而言，原本就是无关宏旨的。那“门户开放”政策出台后达成了美国预想的效果吗？实际操作中，这一政策只是指向达成一种外交默契或者说外交联合，对列强在华扩张没有国际法层面的硬性的钳制力量，日俄两国在东北的持续争夺并最终引发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的日俄战争，就是典型例子。就美国自身而言，“门户开放”政策推出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作为八国联军之一打进了北京紫禁城，而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家们到今天都是闭口不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