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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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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2篇 同志加兄弟（194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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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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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上仅存在了十余年的时间，而真正的“蜜月期”到1958年初就大体结束了。尽管新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联盟的形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但这个条约在给苏联带来东方战线安全保证的同时，也使斯大林隐约感到了苦恼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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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毅然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不仅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在1950年代中期把中苏关系和对华友好政策推上新台阶，提高到对外战略的重要层面，而新中国的国防和建设事业也要求中共全面学习苏联，并依赖于苏联的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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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中苏同盟关系进入“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时期不久，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经济力量的增强，中共逐步具备了挑战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地位的条件和实力——这一点因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在东欧各国引发的动荡而加强，特别是时代特征和国际局势的认识与苏共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中苏两党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开始暴露，并不断加深。由此，中苏两党之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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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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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一章 同盟条约的签订及中苏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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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在外交方面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毛泽东在莫斯科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协商和谈判，终于如愿以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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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已经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1]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如何以法律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条约中保证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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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坚持重新签订一个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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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4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中苏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但到底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条约，双方都没有明确说出各自的根本目标。斯大林表示要同毛泽东亲自谈。于是，毛泽东在出访前一个月反复告诉苏联人，他希望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替代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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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大林对中方的一再试探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但他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一次会谈中，当毛泽东刚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便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4]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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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文书。194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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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说，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5]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斯科）似无必要”。[6]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会谈结果很不满意，按照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毛泽东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提出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再次会谈，继续讨论中苏条约和协定的一系列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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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访苏（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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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大失所望。[8]这一次他真的动了气。在毛泽东看来，中苏条约问题“事关重大”，并“将决定中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斯大林却采取如此怠慢和回避的态度。毛赌气地决定不再露面，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9]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也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两人较劲大约一个星期，斯大林终于让步了。其原因一是毛泽东闭门不出，造成外界议论纷纷，都传言他被斯大林软禁了，二是毛泽东有意向苏方透露，中国最近准备与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谈判建交问题。斯大林不愿承担与中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于是，一方面同意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一方面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表示苏联同意签署新的中苏条约。[10]毛泽东当即安排周恩来赴苏主持具体谈判。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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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对中苏新条约的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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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做出让步是有准备的。在毛泽东等待周恩来到莫斯科商谈签约的时候，苏联却在精心地准备新条约和一系列有关协定的文本。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设想的新条约和协定的各种草案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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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草案第一稿，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9日，苏联外交部呈报了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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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1月10日的第三稿将第七条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13]这个表述有一个矛盾：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二十多年后再重新修订？显然，这里体现的还是斯大林最初讲的原则：条约形式不变，实际内容可以修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草案，在第四稿中把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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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个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