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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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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一章 同盟条约的签订及中苏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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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在外交方面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毛泽东在莫斯科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协商和谈判，终于如愿以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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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已经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1]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如何以法律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条约中保证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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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坚持重新签订一个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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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4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中苏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但到底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条约，双方都没有明确说出各自的根本目标。斯大林表示要同毛泽东亲自谈。于是，毛泽东在出访前一个月反复告诉苏联人，他希望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替代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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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大林对中方的一再试探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但他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一次会谈中，当毛泽东刚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便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4]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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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文书。194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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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说，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5]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斯科）似无必要”。[6]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会谈结果很不满意，按照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毛泽东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提出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再次会谈，继续讨论中苏条约和协定的一系列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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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访苏（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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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大失所望。[8]这一次他真的动了气。在毛泽东看来，中苏条约问题“事关重大”，并“将决定中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斯大林却采取如此怠慢和回避的态度。毛赌气地决定不再露面，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9]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也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两人较劲大约一个星期，斯大林终于让步了。其原因一是毛泽东闭门不出，造成外界议论纷纷，都传言他被斯大林软禁了，二是毛泽东有意向苏方透露，中国最近准备与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谈判建交问题。斯大林不愿承担与中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于是，一方面同意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一方面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表示苏联同意签署新的中苏条约。[10]毛泽东当即安排周恩来赴苏主持具体谈判。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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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对中苏新条约的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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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做出让步是有准备的。在毛泽东等待周恩来到莫斯科商谈签约的时候，苏联却在精心地准备新条约和一系列有关协定的文本。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设想的新条约和协定的各种草案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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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草案第一稿，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9日，苏联外交部呈报了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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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1月10日的第三稿将第七条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13]这个表述有一个矛盾：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二十多年后再重新修订？显然，这里体现的还是斯大林最初讲的原则：条约形式不变，实际内容可以修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草案，在第四稿中把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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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个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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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长铁路协定，根据苏联外交部确定的原则和法律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提出“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16]接着，苏联交通部19日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具体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除维持原协定条款外，新草案增加的规定有：把1945年协定没有包括的位于南线（哈尔滨一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企业列入铁路资产组成；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大连港虽不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但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交通部长贝舍夫在报告的结尾特别强调说，要把在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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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副外长葛罗米柯等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1）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1945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2）关于从1950年2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3）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4）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18]十分明显，在不得不放弃旅顺港的同时，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连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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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草案呈报给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19]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唯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其原因就在于，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涉及双方实际利益的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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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苏联方面已经为中苏第二回合谈判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大连港，要求其行政领导人由苏联任命，下属企业由中苏共同经营。关于旅顺口，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的协定，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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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斯大林被迫再次做出重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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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关于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但可以共同经营。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20]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关于旅顺撤军问题，由于中方希望苏军继续留驻一段时间，斯大林便顺势提出对日和约签订后再撤军。关于大连问题，中方答应下属企业双方共同经营，苏联则没有提到行政主管的任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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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定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21]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22]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