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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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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三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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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55年中苏关系平稳发展，很快进入了蜜月时期。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并提出了斯大林问题，这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也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认为，在二十大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共还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1]这种似乎已经盖棺论定的说法长期以来没有在中国官方史学中得到修正，以至于很多研究者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2]然而，目前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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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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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搞清楚苏共二十大路线究竟是什么。苏共二十大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确实提出了一些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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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鉴于当前时代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即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和平竞赛的方式。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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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采取一切措施积极发展农业；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没有根本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这些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能坦白讲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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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但全面发挥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是赫鲁晓夫10月25日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为众所周知，为了评判和对比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再声明，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而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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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从而构成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所谓非斯大林现象。所有这些，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后就在莫斯科新领导层内逐步形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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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打破了战后初期大国合作的局面，并迫使斯大林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步尝试。[5]一年以后接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提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6]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7]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如此等等。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团会议研究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就是和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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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国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国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但是在冷战的阴影下，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苏联党内和社会生活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9]1953年的苏维埃国家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直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10]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开始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并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发展方针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新领导人的共识。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是为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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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招来出席晚宴的只有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家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12]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13]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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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点，对苏联，对中国，对整个社会主义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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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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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最大震动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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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重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大权的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14]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请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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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15]鉴于当时斯大林在苏联的崇高威望，这样做并不完全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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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十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16]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共中央接到报告，苏联检察院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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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平反的问题。到1955年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18]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19]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进行调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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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前国家安全部特大要案侦查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经过激烈的讨论，赫鲁晓夫最后提出，“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21]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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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23]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认为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但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24]经过争论，会议决定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是否公布这些材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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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26]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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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会召开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28]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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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告诉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世界的影响却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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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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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苏共二十大究竟对中苏关系造成了什么影响，历史研究者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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