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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09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32]
1702874710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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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12 为改善中苏关系举行的两国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后，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却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在增加，双方一些事务性谈判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其中有关对华政策部分被认为是苏联改善对华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中国领导人则在夏季决定，争取有条件地大幅改善中苏关系，决心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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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14 10月5日，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开始在北京举行，第一轮持续到21日，其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谈。这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双方在政治磋商过程中的言行反映出中苏在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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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16 苏方则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与改善双边关系，从而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压力，因此并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它很可能只要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即可。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很可能就是双方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有关这个准则的外交文件。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到1988年6月止双方共进行了12轮谈判，是典型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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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18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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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20 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中苏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但是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开始增加，如著名汉学家、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齐赫文斯基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都曾访问北京，同中国有关研究机构和部门进行交流。另外，苏联科学院一些学者还访问了中国东北地区。中方也做出了类似的安排。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同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来往也在增加。这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和制定政策是大有裨益的。至少可以肯定，在中国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校全面恢复“文革”时期被摧毁的苏联问题研究的时刻，双方这些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做了有益的准备。此外，中苏之间的事务性谈判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到1982年2～3月间，敏感的国际舆论界普遍注意到，中苏之间的交往明显增加，双方都在为改善双边关系进行试探，而且苏联方面更积极和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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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22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主要谈到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策，其中有关对华政策的部分被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是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有关苏联方面有意通过调整对华政策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并非空穴来风。这里有必要全文照录中国内部发行的《参考资料》刊登的原文，因为这最有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最早看到的文本，中苏双方的互动应该是以这个文本为根据开始的。勃列日涅夫讲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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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24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想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相呼应当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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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26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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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28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苏中边界地区加强互相信任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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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30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来也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的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和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既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的措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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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32 通观这篇讲话，第一部分强调了苏联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关注的是中国实行何种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而不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就将中国列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中，只是集中批评中国的对外政策。[3]至于苏联方面为什么将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是需要更深入分析的问题之一。对比苏方以往的言行，勃列日涅夫这段讲话的实质用心是要说明，苏联不再像毛泽东等资深中国领导人逝世前后那样，指望并推动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他们不再将中苏关系的改善寄托于中国的内部变化之上。苏联领导人宣布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表示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实际上是承认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已经基本稳定；另一方面也是给苏联自己的对华政策调整提供合法性，以便同毛泽东逝世后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免去来自苏联内部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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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34 第二部分关于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针对中美之间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的谈判。1979年4月，苏方曾经就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发表评论，谴责美国搞“两个中国”政策，同时指责中国政府丧失原则立场。[4]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台关系问题上，中国此时也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尖刻的攻击。例如，昔日的战友阿尔巴尼亚即声称，中国政府在美台关系问题上的做法是“欺骗人民”。[5]勃列日涅夫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专门阐述苏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应该承认是抓住了事态的转机。这部分表述是向中国政府转达，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麻烦的台湾问题上，苏联的立场是值得考虑的，对中国有可能是有帮助的。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在有意利用苏联释放的信息，以改善同美国谈判的地位；同时他们也在提防苏联利用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遇到的麻烦，谋求在谈判中的优势。这段话很可能是导致邓小平决定在中美关系稳定后才迈开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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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36 第三部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也是在回应中方长期的关切，表明苏方的意图和愿意就此问题随时展开谈判。3月24日，很可能是为了强调苏方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是真诚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时，重申了勃列日涅夫谈话中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主张，并称他作为苏方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已准备好现在就进行边界问题的会谈”。[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谈话成为当天《参考资料》下午版的头条消息，反映了当时中国方面对此类信息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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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38 第四部分是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原则，勃列日涅夫坚持苏联的既定立场，即不附带先决条件和不涉及第三方，只谈中苏双边关系的问题，不接受中方的实质性立场，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孤立等政策。从谈话中还可以看出，苏联的确希望缓和与改善中苏国家关系。苏方已经不坚持将谈判的目标锁定在就两国关系的准则达成协议，而是改为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可以是双边关系各个领域的，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这一改变清楚地表明，苏方希望通过更为灵活的谈判方式，争取早日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它在国家关系问题上也变得比较务实，不再像过去那样咄咄逼人和急于求成，也愿意接受在非政治方面如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达成协议和恢复合作关系，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空谈“正常化”问题。这对后来中苏谈判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和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表明苏联方面认为，在双方无法就战略层面的问题达成协议和共识时，中苏国家关系应该而且仍然可以缓和与发展。这就是所谓苏联对华政策展现出的“务实”的一面。在有关对华政策谈话的整个部分，勃列日涅夫都没有像以往一样提到“正常化”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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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40 不过要是认真分析“三二四”讲话第四部分的内容，也可算是似曾相识。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曾提出苏联愿意将中苏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而且还可以把“这种意愿变为关于互不侵犯，关于解决边界问题，关于在互利基础上改善关系的十分具体和建设性的建议”。[7]因此对这次旧话重提，更重要的还是要分析苏联对华政策出现变化的背景，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理解这篇讲话和他们是否比过去更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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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42 勃列日涅夫发表上述谈话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并给予积极评价，同时敦促中国政府认真对待苏联这一新的表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苏联领导人希望中国方面加以注意，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是苏联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从未如此认真地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分析苏联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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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44 首先，苏联此时调整对华政策很可能是被苏联对外政策改变所带动的一个结果，所以首先需要从勃列日涅夫去世前苏联对外政策调整中去寻找根源。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依恃在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终于能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标志着美国不论情愿与否，都已经将苏联视为平等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各个领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苏联的立场和意愿。为了通过军备竞赛进一步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苏联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之后，继续投入巨大的资源，更加努力地增强自己的核打击力量。结果是苏联在这种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中不仅未能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反而造成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大量地吞噬国家的资源，直到灾难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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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46 苏联对外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加强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侵略。客观地说，苏联当时在缓和欧洲局势方面是取得了重要进展的。但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苏联试图利用在欧洲取得的有利地位，转而谋求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失败导致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已经决定性地下降，它已经没有意愿和能力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进行干预，这对苏联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对世界政治局势的上述估计推动苏联领导人选择了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这个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大肆干涉，直到1979年12月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其扩张达到了顶点。当然事实也证明，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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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48 苏联在战略核力量领域的竞争和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与侵略，导致它同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苏缓和的可能不复存在。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对华政策是它全球性扩张政策的延伸和反映，苏联企图同时取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战略对手的全面优势，其结果是强化了中苏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苏联不得不两线作战，在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和阿富汗承受着尤为直接和巨大的压力。从历史的演变看，苏联扩张战略的溃败差不多就是从亚洲地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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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50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末期已经感受到苏联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苏联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增长已经接近停滞，例如1980年的经济增长只达到3%。长时间的扩张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导致苏联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例如苏联军队人数到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440万，比赫鲁晓夫时期最高人数多出100万。这种情况使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1980年的军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14%，1979年对重工业的投资占当年全部工业投资的89.2%，而苏联的重工业同军事工业关系特别密切。[8]另一方面则是畸形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各类民用品严重短缺，甚至出现公众“排队买食品的时间比生产食品的时间还要长”。[9]勃列日涅夫后期，在苏联军事力量空前膨胀的同时，国内竟然出现了“短缺经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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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52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在国内发出要认真解决经济问题（甚至包括食品短缺）的政治呼吁。1979年7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试图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改革。姑且不论这项计划本身是否真能改善苏联的经济状况，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几乎完全破坏了苏联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宣布对苏联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和禁运，苏联在政治上也非常孤立，它的国际环境严重地恶化。1980年12月，苏共中央公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草案，其中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都低于过去几个五年计划。显然，苏联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同时又缺乏调整政策的基本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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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54 虽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均面临严峻的局面，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并没有打算彻底放弃其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在他们看来，苏联在世界上正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即各方面都具备了使苏联发动“历史性进攻”的条件，“当代强大的革命力量已经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者及新老殖民主义黑暗势力进行无法阻挡的历史性进攻”。[10]所以，苏联领导人在其内外政策面临挑战时，只不过企图通过有限地调整对外政策来大致改善苏联两面受敌的战略处境，同时减轻国内经济面临的压力。正是这种逻辑促使苏联采取了两个重要的外交行动。一是1982年3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苏联单方面暂停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导弹，并停止用SS-20导弹更换已部署的SS-4和SS-5型导弹。他说，应该“注意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限制和减少战略核武器协议问题对世界的命运，对于减少世界战火的威胁的意义”。[11]另一个重要行动是勃列日涅夫在一周后（24日）选择在中亚地区发表上述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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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56 从上述背景中可以大致看出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有两个特征。首先是他的讲话内容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它打算根本改变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和放弃在这一地区谋求战略优势的企图；其次是在政策的优先次序上，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性低于保持欧洲战略武器优势的重要性。例如，有关暂停在欧洲部署战略武器的谈话发表在先，而且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全国工会会议上，苏联领导人通常会在这样的场合发表比较重要的对外政策谈话。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发表在后，是在中亚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府。如果比较了解苏共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通常可以从这种安排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领导人此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行动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处位置并不是很高，不是苏联政府的优先考虑，很可能更多地是为了大致缓解苏联面临的安全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争取改变正在形成中的不利的战略地位。但是它并不准备为此根本放弃扩张政策，因此也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当然，这种政策调整也不是因为国内政策发生了什么足够重大的变化。这两个特点大致决定了苏联当时不可能接受中方提出的消除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要求，因此其政策调整很难成为导致中苏关系出现突破性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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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75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分析了以勃列日涅夫“三二四”有关讲话为标志的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外宏观背景。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研究成果看，仅有这种宏观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根据这种宏观分析还不足以对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特点和变化程度等做出细致准确的判断。最新的研究表明，苏联的外交决策体制中，存在着复杂的机构之间和人员之间的矛盾，这些机构或人员同勃列日涅夫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或亲或疏的关系。[12]在苏联的体制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三二四”讲话并不是经过体制内有关机构系统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后才发表的。当然，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发掘新的档案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只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更为合理地界定和评价这次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含义和限度，更全面地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而更合理地评价中国随后进行的有关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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