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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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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标志性作品，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年，其间波澜起伏，进展不小，成果颇丰，但也存在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局限和问题。以报人应急的业余之作历经八十年仍然堪称代表作而论，虽然书中包含不少独家材料，又经过一定幅度的修订，仍然反映出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要充分释放这些空间，必须在研究视野、观念、取径和做法上大幅度改进，才能有效地摆脱目前的被动落后局面。实现这一目标，当然牵扯广泛，择要而言，有如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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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当从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如果以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中日关系的结局反观此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很容易将结果看成是唯一可能的必然甚至宿命，其间的种种变数在命定的意识之下显然会降低各种可能性的作用及意义。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看下来，探究相关史事发生演化的渊源流变，不要仅仅用后来的观念看上去，先入为主，以致看朱成碧。这样的转变并非否定历史或是用假设来代替事实，相反，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提示今人反省在事情展开的各个关节点应当如何思维行事，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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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为一衣带水的近邻，由于地理位置接近，长期存在密切关系，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如果上不出嘉道幕末，很难理解得当。一般而言，尽管存在分合兴衰，中国在东亚，无论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代以后，即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盛起来，又有欧美列强的侵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掌控着东亚的格局，后起的明治日本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冒险一搏。甲午之战日本侥幸取胜，固有势所必然的机缘，同时也可以说是涉险过关，渡过一劫，由此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态势乾坤颠倒的转捩点。在此之前，日本对于清国始终心存畏惧。显象之一，战前北洋舰队两次访日，都对日本朝野产生了极大震动，并且刺激起强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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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清朝举国上下非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反而出现越来越强劲地要求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呼声。此后直到“二十一条”，中国朝野各方，对于鼓吹同文同种的日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抱有无限的希望。作为过来人的梁启超后来痛心疾首地谈及其间自己对日观感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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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脏肮躐踏，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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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东学、效仿明治和结交日本等方面，梁启超都堪称近代中国人的代表，此言大体可以视为那一时期中日关系变化起伏的缩影，也是梁启超心中日本认识的警世箴言。有论者将清季新政时期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引发不少争议，不过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理解，或许可以透过表象，拿捏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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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各自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于内政的认识肤浅，很难深入理解双边关系。不仅如此，内政并非应时的政策而已，尤其重要的是制度文物，后者可谓决定各国国性以及政府人民思维行为的根本所在，对此了解不深，则考察双方处理双边关系时各自千差万别的思维行事，认识往往流于表面文章，甚至难免出现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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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与不少周边乃至并不相邻的其他政权存在不同于后来条约关系的特殊关系，历代王朝自认为天朝上国，将这些政权的辖治视为藩属。这种特殊关系，就是所谓宗藩关系。宗藩关系的重要形式，从藩属的角度看，包括朝和贡两部分。外国学者习惯性地沿袭这样的视角，将宗藩关系称为朝贡体制，也还将就。禹内学人不加辨析，在描述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时，也使用朝贡体制的说法，仿佛置身外藩，就显得有几分怪异。据说理据之一是这样的观念已经得到国际公认。可是即使得到公认，也只能作为一定的准绳，归根结底，还要以事实为依据，绝非国际公认就无须验证。此事还显示出，近代中国研究一味寻求所谓国际视角，千方百计地与世界对话，本质上还是以西为尊的变相。其实国际公认并不等于公理，甚至不能成为尺度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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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从以中国为主导的宗藩体制转向近代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体制，今人不仅视为近代化的表现，而且用诸如此类后出外来的观念重新审视从前的观念行事。其实所谓国际法，本来不过是欧洲用于处理内部关系的准则，随着殖民扩张的脚步，被赋予万国公法的外衣，贴上公理的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尽管后来经过不断地修订，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逐渐有所调整改进，现在被普遍化或一般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但其基本还是体现了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处于欧洲中心笼罩之下的现实，且不能证明生成于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的准则观念就是适合世界各国的最佳准则，更不宜用来解读衡量此前东亚通行的观念行事，以后来的价值观念强古人以就我。如果对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缺乏认识，或是用后来的观念加以解读，就很难领悟其中的道理以及建立在不同文物制度和观念形态之上的思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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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对不同的国家，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和东亚的原有行事方式。与欧美列强打交道，尽可能遵行国际法的准则，颇能赢得列强的好感，而在与东亚各国交涉时，则往往恃力逞强，并且有意利用不同规则的差异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行事方式，为日本侵略邻国营造出必要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自有一套通行已久的行事规则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完全接受适应所谓国际法，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而当中国人努力学习用国际法对待日本之时，却每每遭遇了强权，而不见了公理。据说李鸿章幕下就有好几位精通国际法的官员，与日本谈判之际，令后者大为头痛，无法应对，只好索性抛开国际法的外衣，转而赤裸裸地倚仗武力强势。今日日本在东亚和国际上的形象反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再现。日本式逻辑的荒谬，直到战后审判战犯之际，才让欧美各国有所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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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15日，胡适与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教授（C.G. Seligman）午餐时谈及中日两国人的区别，胡适认为日本民族有三长：爱美，好洁，轻死。而塞利格曼夫人则提示还有一个区别，“我们同日本人谈，日本人总要夸张日本的好处，惟恐人说日本的坏处。中国学者便不然”。在胡适看来，“其实日本有好处，何必不夸。我们若有好处可夸，又何必自贬？日本人以称道自己好处为爱国，我们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正各行其是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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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答案，其实并不只是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差异。迄今为止，尽管中日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反差明显的情形仍然不难见到。进一步深究，明治维新后，由于所谓单一民族、明治政府的高效以及皇民化等复杂因素，随着日本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方面的成功，日本国民对于国家以及政府越来越认同，以至于盲从，而对于政府的制约力则不断降低。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与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态度差若天渊。由于不断成功导致日本人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们不仅丧失了自我批判力，甚至竭力抑制别国人在自己国家对日本的批评抨击。所以战前日本国会曾经决议不准中国人自称中华，将中国人的所有对日批评都视为反日宣传而加以禁止，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反日舆论，惩办发表不利于日本言论的报刊和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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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思维逻辑，使得战后日本国民对于侵略战争普遍缺乏必要的反省。即使承认战争曾经带给其他国家灾难，也不过是由一些坏的日本人造成，与己无关，更加不是大和民族的原罪。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虽然进入政体看似先进的共和时代，可是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度始终不高，导致内部纷争不断，使得日本有机可乘，甚至借口中国人不能自治，改变以援助实现间接控制的方式，企图强行取代，直接进行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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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根据各种相关资料，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研究中外关系，切忌仅用单方面的文献和视角，而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首先，要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和记载进行考察，不要只从单一国度的立场文献着眼。但凡涉及双边关系，各自的记述及其含义，轻重取舍，必然千差万别，片面立论，势必不能四面看山似的察知实情，领悟本意，容易造成许多隔膜错解。进而还要顾及其他各方，尤其要从多边的国际关系着眼，注意各种相关性及其变数。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近代各国的双边关系大都受制于多边关系，晚清政府内部的联俄与联日派分，便是各国势力交错之下以夷制夷的变种。而近代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固然主要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但欧美列强自巴黎和会以来的外交及东亚政策有意挑动东亚内部的争端以便坐收渔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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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领域，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研究，同样涉及双边乃至多边关系，因而也要将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比勘互证，不能单用一方面的资料立论。即使中方资料，也要权衡国共以及其他方面的记录，甚至国共双方内部也各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关于同一事件、问题、人物等等的研究，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将各方面的所有资料综合考察，安置得当，证据的罗生门就很容易转化为研究的各执一偏，各说各话，事实真相反而愈发扑朔迷离。虽然近代史料繁多，可以轻易举证立论，并且自圆其说，可是由于无法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解读史料，重现史事，既不能逐步近真，也不能得其头绪，即使反复称说，仍然不能切实推进相关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面之词或随心所欲的立论，非但不能取信于人，反而因为破绽百出导致整体可信度的严重流失，结果有理却形同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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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是后人接近历史本相的依据，但是运用史料必须经过内证外证等一系列验证过程，不经任何验证即将史料所载直接等同于史事，恰好应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老生常谈。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至为复杂，为了应对多变的局势，双方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处理过相关资料，或是用有利于己方的准则取舍材料。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侵略战争的罪行，曾经有目的有计划地掩藏甚至销毁一些战争罪证，1990年代披露的关于战时强制运送中国劳工到日本并进行残酷迫害，尤其是血腥镇压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暴动的资料，即其显例。这样的情况表明，日本政府的确有设法湮没证据以自我脱罪的动机和行为，而且所采取的行动很可能并不限于镇压强制劳工暴动一点。如今日本政府以没有资料为借口，矢口否认许多战争罪责，却丝毫不提战后有意销毁证据的前科，国际社会应该比照作过伪证者缺乏诚信的惯例，严格审查检验其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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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因为广岛、长崎曾经遭受原子弹爆炸而祈祷和平，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场面令人万分感慨，尤其是让青少年烙印深刻。可是这样的和平愿景仅仅限于受到战争伤害的日本国民，却不及于战争期间日本的施暴对其他各国国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如今在日本各处战争纪念地的参观留言簿上，日本和其他各国国民的感想仍然大相径庭。不仅如此，一些带有偏见甚至别有用心者还用某些不具可比性的标准来否定灾难发生的历史事实。由于日本实行严格的国民身份和居住管理制度，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每一位受害人，均有清晰记录，可以准确还原。这固然体现出日本政府管理社会的有效，但是，若将这样的标准拿来衡量战时其他国家的情形，就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及其身份，一些日本学者拟定的标准，多少可见广岛、长崎的影子。然而，当时的南京，军队和流民为数众多，与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要想逐一确定身份，几无可能。即使南京城内的实际居民，也缺乏详尽准确的管理。而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政府固然有管理不善之责，日本政府及来华日侨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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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来的城乡社会，并没有清晰界限，流动性很大，又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战前日本来华人士利用这一空隙，四处活动，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强集权统治，要求境内的各国侨民及其所办各项事业如报刊等进行登记注册，以便加强管理监控。对此，其他各国侨民基本照办，而日本却坚决抵制，使得此项制度难以推行，这也是造成中国城市战时人口失控的原因之一。凡此种种，使得南京等地要想像广岛、长崎那样准确还原被害者的人数身份，至少目前条件下难以做到。如果罔顾相关事实，则今日的日本岂非仍有利用当年侵略战争的创伤来为自己辩解之嫌？而中方学人不加思量，在人数上随之起舞，恰好落入预设的陷阱，实为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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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之际，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国民政府自知难以单独抵御，千方百计将以欧美为首的国际势力拖入战争的旋涡，以求形成国际阵线，共同对敌。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宣传攻势，除了战时一般状况下将敌方妖魔化的普遍做法外，一些机构还制造了一些极具视觉心灵冲击效果的宣传品，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研究者对此应当仔细辨析，若是随手拈来，非但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成为对方的口实，使得其他可靠证据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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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中日关系立论，甲午之战后来被认为是中国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深渊，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可是从后来朝韩的立场看，甲午之战却是老大中国与新起日本两国争夺东亚控制的区域霸权，无论各自的胜负如何，并没有改变其他东亚国家的地位，因而不过是新老帝国的争霸战。像这样完全用后来殖民体系的观念看待原来东亚的宗藩体制，未免误读错解了设制的本意及其运作的实情，令古人抱屈于九泉之下。诸如此类的格义附会虽然是近代以来学界的普遍情形，还是应当全面检讨。当然，从东亚各国的多边关系着眼，甲午之战前后中日关系或隐或显的变动，的确绝不仅仅意味着两国地位的升降浮沉而已。随着视角的调整与扩大，从不同古人的现场重新解读史事，才能避免格义附会和执于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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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宜简单地将中日两国看作相互对立的统一单位，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晚清朝野上下对日态度各异，政府内部也分成不同派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政治分裂，南北各方均与日本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政府外部还有逊清皇室和其他政治势力。政坛军界，更是山头众多。国民政府统一后，内部仍然派系林立。受此影响，各自的对日关系及其态度，复杂多变。有时彼此以对外关系为指责对方或其他方面的口实，而自己一方却暗中也在从事被公开指责的密谋。例如1930年代两广方面公开主张抗日反蒋，蒋介石则指其联倭反蒋。考察各方史事，两广的确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举抗日旗号，很大程度是要令掌握国家政权的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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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日本方面亦存在多种派系，政界党派分立，轮流执政，军界各军兵种之间彼此矛盾，对华态度政策也有分歧。朝野上下的态度行事更是多有差异。即使都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华北派遣军以及华中方面，均各有所图，纷纷企图插手其他的管辖范围。扶植“满洲国”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深受内藤湖南思想言论的影响，对中日两国的现状均致不满，试图以“满洲国”为模范，建设新国家，因而新京等殖民地往往成为日本首先实验新设施开展新建设的地方。对于日本内部各派势力的差异，中国学人往往好以左中右派划分，存在以我画线的偏蔽，不能理解各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关于大陆浪人，被指为左翼的宫崎寅藏与被称为右派的犬养毅、头山满之间，实际上关系相当密切。而日本皇室成员中却有对于战争行为的不同声音。类似的情形，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仍然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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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从某一特定角度考察中日关系，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不仅拿捏得当，而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受后来分科观念的影响制约，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分科领域当中取径观念有时大相径庭，使得认识历史问题的本义反过来屈从于分科的观念，导致本末倒置的怪象。如明治初期借由西学而产生的新观念系统逐渐生成，对于东亚后来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具有长期的根本制约作用。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之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话语权的格局。这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宪政时期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朝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而且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此后中国人实际是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用汉语念出来的明治新汉语，本来是对应西文，却又借助中国古典，结果在东、西、中三方的系统中引起许多的格义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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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参考的日文著述，这也是坊间出现甚多国人著述抄袭日本学人著作传闻的重要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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