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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说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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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应当权衡各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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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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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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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辞，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1898年，兴亚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并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1902年，该会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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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学校、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不仅他人的指称如此，本人的自认同样如此。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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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罗普，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1897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19]。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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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如1898年1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22]虽然他们的行动属于个别现象，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开始萌生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兴要事”，予以综合报导，称赞其“慨然有志”[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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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以战争胜负的鲜明对比为据，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24]日军所以屡胜，是因为“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25]梁启超还上书张之洞，提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西学则“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6]，建议效法日本，改革体制课程。一面鼓吹留学的必要与重要，一面比较中日的优劣，自然有助于造成学习日本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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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可能派遣留日学生，也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有所缓解。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紧跟着占领了旅大。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给那些曾经对沙皇俄国抱有幻想的官员当头一棒，朝野上下齐声痛斥沙俄背信弃义，亲俄空气一扫而光。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旧调重弹，提出“以兼联英日为要策”。[27]维新派对此积极呼应。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人来华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康有为走告翁同龢：“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又为御史杨深秀、陈其璋等草疏请联英日，并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经此事后，“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28]康有为趁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直截了当地建议光绪奉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汪康年等人也前往日本，试图联合中日民间势力以挽救危亡。这一努力得到以江浙为中心的开明士绅的广泛支持。这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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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借机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先后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江汉关道以及洋务委员等晤谈，转达参谋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诡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请中国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清廷担心引起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要求，谕令张之洞“断勿轻许”[29]。但张之洞不肯作罢，双管齐下，一面再次奏陈：“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遣我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洞甚嘉许之”[30]，一面决定让郑孝胥等三人于次年春选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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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维新运动声浪日高，日方活动也更加积极。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间函告总理衙门：日本政府“拟向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接着又亲赴总署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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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的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他将情况报告外务省请求指令时，外务大臣西德二郎“颇感意外”，认为费用太巨。“然既已表示，已难取消，兹后若清政府对于右记所作表示决定派遣留学生，宜限定最少人数，以观对方回答。希勿由我先为挑动，任其自然可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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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矢野文雄先后向清政府作出同一姿态，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他们的言行显然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势力的意愿，而且很可能受到高层的指使，所以敢于如此独断专行。宇都宫太郎等在与张之洞密谈时即声称：“实系奉内旨而来。”[34]矢野在复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其野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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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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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与西德二郎的分歧，并非政策基点的对立，而是步骤方式的区别。所以西德二郎认为矢野的意见“甚善”，只是对巨额经费、来学人选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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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方面，朝野上下都把日本的别有用心当成与人为善。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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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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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日方愿意予以优待，“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36]赴日留学。总理衙门议后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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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陆续派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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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任人报名之法有所保留。光绪当即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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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勿延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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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不仅成为洋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走向西方的重要通道。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清廷遂正式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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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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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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