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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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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麟、胡思敬等言官对游历和游学的批评，一般会断为保守甚至顽固。不过，在具有留学欧洲背景的严复看来，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不仅是舍近求远，甚至会南辕北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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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其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近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逾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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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看法与言官的批评不无契合之处。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清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以及东西各国官制的体要所在，的确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效法取鉴不可忽视的重要关节。晚清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虽然很大程度是明治日本影响的结果，并且造成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未必都是毫无疑义的进化。日本的影响无论在思维还是行为方面，都给中国新的观念应用和制度运行带来不少的困扰纠结。严复的意见在一段时期内不被普遍认同，在他供职的学部，据说也是东学派占了压倒性优势，不过却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化的西学，加入了许多东亚因素，其中不少是根据中国文化加以变异，以应对西学。如此一来，西学、东学与中学之间，关于同一事物，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事物，难免存在使用看似完全相同概念，实际上却是各说各话，无法交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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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严复的话是在东学与西学之间划出一道界限，章太炎则是干脆将中学与东学相分离。1910年，章太炎用白话写了《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的长文，对渐成崇洋之势的时趋提出批评，劈头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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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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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来有学问（当然有强弱之分），近来有心得（也有多少之别），“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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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什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甚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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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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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所说，看似针对所有外国学问，其实主要对象还是日本，所以此文后来被日本学界斥为无视日本效法西洋取得的学术进步。民国时有学人据以指责章太炎在学术上拉车向后，可是一个世纪后的今日看来，所言却包含许多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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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因为东学背景而更加难以把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和新政之后，乾坤倒转。此后中国的精神世界深受日本的影响，用于正式学科的许多名词，都是来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汉语”。其中有借用，有独创，有拼合，而且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与其中国助手共同发明。只是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并不流行，所以后来要从日本“逆输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士，用一般日语很难因应西学的复杂，不得不借助表现力强而且简略的汉文古典。由此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新汉语，既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又与中国的原典有异，与社会实情不符，在促使东亚进入世界体系、使得日本掌控了东亚精神世界话语权的同时，产生了误读错解中西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小弊端。而知识的分科系统，无论在教育还是学术层面，近代中国多以日本为蓝本，有时争议的各方，引经据典的大都是不同来源的东学。其利弊得失，很有重新全面检讨的必要。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审时度势，或许有必要在思想学术领域来一次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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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根本怀疑能否放弃后设集合概念去理解前人前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今人自以为一定比古人高明的表现。如果自以为是，不能虚怀若谷，守定后见，强古人以就我，当然只能缘木求鱼。其实，古今中外的那道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历史的事实联系使之天然具有可以把握的脉络，道理很简单，首先，古人自有其本意；其次，古人表达其本意时并不借助今人所用的概念；其三，古人的本意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有其发生演化的脉络；其四，从古人的本意到今人的解读之间，仍是前后联系、不曾断裂的历史进程。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能否历时性地理解把握，就要看学人的天赋、功力、机缘凝成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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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后，是日本影响近代中国最为广泛深入的时期。留学生、游历和日本顾问、教习所起作用最大，由此造成话语、学术系统和政治、社会、教育、司法、军事、财政各项制度的全面转型。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制度体系，早已让日本掌控了东亚的话语权和精神笼罩力，决定了清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极其深远。不过，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进化。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导致对于西学和中国的误读错解。这也成为制约辛亥革命研究的瓶颈。用历史的方法重解历史，庶几可以沟通古今中外的联系，回到历史现场，伴随当事人一同经历历史的进程，从而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理解历史上的相关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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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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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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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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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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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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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3—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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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厘定官制参考折件汇存》，宣统三年印。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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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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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御史胡思敬奏官制未可偏信一二留学生剿袭日本成法轻议更张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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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奏定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版，第201—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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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五八，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己亥；《议奏选派翰林出洋游学游历片》，《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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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四，《学校考二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24页；《咨在京各衙门政务处议复给事中陈庆桂奏请推广游学游历文》，《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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