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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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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业，与外国来华势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期中国的报刊、电影、广播及图书馆等，均在欧美等国外来传媒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日本的近代大众传播业，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来华媒体的辐射影响，一度甚至原版翻印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作为本国的报刊发行。1890—193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起点和终点的两次战争之间，经历了一个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相对稳定期。在此期间，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各地城乡，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对中国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与趋向的影响。其中日本在华所办大众传播业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美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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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研究员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版）一书中，第四章即“新闻传播事业”，专章讨论了日本在华所办报纸、通讯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态度影响。以此为起点，根据当时中日朝野各方的调查统计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有关史实进行梳理，除尽可能补充订正时空人方面的疏漏错误，扩大关注的视野之外，着重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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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规模、类型与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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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对中国社会所起影响的方面、程度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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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如何作用和反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所涉及的范围不含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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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概况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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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时代条件和技术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基本以报刊为主体，以书籍、广播、电影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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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来华人士在中国办报，最早可以追溯到1890年发刊的日文《上海新报》。[1]该报由松野平三郎所办修文堂书局创办，周刊，不久即停刊。两年后，又有上海日本人青年会的《上海时报》发刊，也历时不长。1894年1月，上海乍浦路共同活版所和东本愿寺分别用日文、中文出版《上海周报》、《佛门日报》，后者是目前所知日本在华最早的中文报纸。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日本人先后在上海、福建、天津、武汉创办过14种报刊。[2]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迅速扩张，与此相应，从1907年起，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报刊增长较快。而日本在华报刊增长最为密集的时期，是1917—1923年，每年净增长均超过两位数，最高的1922年达21份。到1931年，日本人在中国至少举办过260种报刊通信（见本书155页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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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日本在华报刊的规模与形态。以语种分，有日文189种，中文43种，中日文合刊11种，英文及中日英文合刊各5种，俄文、日韩文合刊各2种，蒙文、日俄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各1种，共使用6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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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式分，有日报108种，周刊23种，月刊28种，通信24种，双日刊5种、旬刊6种，半周刊和半月刊各3种，双月刊、季刊及每年5期刊各1种，年刊1种，其余不详。种类可以说相当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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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分，奉天最多，达42种，其他依次为上海37种，青岛21种，天津20种，北京、大连各19种，哈尔滨17种，济南12种，汉口11种，安东10种，长春8种，铁岭6种，厦门4种，福州3种。东北虽较集中，但在关内举办者达135种，占53%。除上述地方外，还延伸到广州、汕头、重庆、思明、烟台、江西、香港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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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种报刊通信中，有20余种为前后改刊。辛亥前有少量报刊虽寄名日人，实际上由华人编辑经营，如早期的《苏报》、《国闻报》、《重庆日报》。同时，也有日本人收购他人报刊股份，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而名义上并不归属日本者，如1903年的《汉口日报》、1920年前后的《文汇报》及多种英文报刊。此外，在日本国内还创办过几种用中文编排、专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报刊，如1904年创刊于横滨的《日华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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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报的兴废期有别，同一时间存在的数量随之变化。将日本在华大众传媒的绝对增长与中国报业的整体状况以及列强在华传媒的相应增减作一比较，概况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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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910—1930年中国各语种部分报刊数量比较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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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3年起，在华日文报刊数量上即超过在中国各种外文报刊中长期占优势的英文报刊，并且差距不断拉大。此外，日本在华报刊并不限于日文，而英文报刊则分属于中日英美等国。1919年，日属非日语报刊即有中文13种，中日文合刊4种，英文3种，日韩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及蒙文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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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媒业的增长，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到1915年6月，日本在华记者及新闻社社员已经达318人。[4]当时中国的专业新闻人员很少，1913年汉口从事报业者仅33户。[5]报社最多的上海，1930—1935年间，各年度注册的职业记者分别为83、80、57、61、55、66人。[6]而日本方面对实际从业者的统计，“七七”事变前北京共有新闻杂志社44所，编辑203人，记者420人。[7]虽然中国传播业的实际从业人数远高于登记注册者，而北京的编辑记者也包括外国人士，各方面综合比较，日本在华职业新闻人员数量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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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势力与影响还反映在发行量及发行范围方面。据这段时期有发行销售数量记载的143种报刊统计，其中发行10000份以上的1种，50000份、30000份以上的各2种，10000份以上3种，5000份以上9种，3000份以上12种，1000份以上41种，500份以上24种，500份以下49种。1000份以下的多为杂志通信。而对22种主要日属报纸的发行量进行多年份追踪显示，相对于其他报刊的增长速度较快，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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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日本在华主要报纸历年销量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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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率低，报刊的直接阅读层面较窄，因而发行量一般不高。清末报纸发行鲜有超过万份者，一般过千份的报刊，就需要大量外地订户或零售。民国以后，虽然近代教育逐渐展开，信息需求不断扩大，发行量日见上升，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据《内政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32种主要日报中，发行150000份以上的2种，50000份的1种，30000份、20000份以上各3种，10000份以上7种，5000份至9000份的则有16种之多。[9]另据1932年12月上海邮政局挂号杂志记录，销量最高的为125000份，仅一种，40000份的2种，20000份的9种，6000份至10000份的21种，1000份至5000份的72种。[10]发行量高，既表明受众多，也反映覆盖面广。从1931、1934、1935年度上海各报的本埠外埠销量比率看，发行量稍高者无不依赖外地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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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大都市，据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7.97%，居全国之首。[11]在此发刊的中外文报刊，均有很大部分销往外地。由此可见，发行量相当大的日本在华报刊，影响并不限于当地。早期著名报人汪康年与其师友间的来往书札表明，还在《同文沪报》、《亚东时报》时期，上海的日系报纸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发往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四川，在此之前的《汉报》，也销往长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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