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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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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其言观其行，本意是不但要看如何说，更要看如何做。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而在历史研究中，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当与了解其行事相辅相成，不是用后来的行动验证先前的言论，而是由掌握相关行事来把握其思想意旨，也可以说是观其行以察其言。此节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尤为重要。必须多层面了解相关的时、空、人、事等多种因素，才能具体领悟把握言论思想的主旨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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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北上为何绕道日本，孙中山始终声称两方面因素，一是由沪至津的交通梗阻，一是重游旧地看望故友。实际上，船位已满不是问题，绕道日本会见故友也不过掩人耳目的说辞，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后日本民众反对欧美的情绪，宣传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向坚持对欧美妥协对东亚强硬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苏俄一道，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统一，最终实现世界和平。一些当时人及后来者不能了解事情的前后渊源，笼统地指孙中山对日本抱有幻想，很大程度上有违于孙中山的初衷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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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行排日法案之后，鉴于日本举国上下异常高涨的反美和反对白种的情绪，以及1924年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赞同亚细亚联盟的主张，本来对日本坚持其压迫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立场强烈不满的孙中山态度有所松动，派李烈钧赴日活动，希望争取日本政府赞成其亚洲民族团结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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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李烈钧等人受到日本政府的冷遇。遭受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顺从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固然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更是实现的捷径。其争取强权的凭借，并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是侵亚入欧。借由侵亚而强盛的日本政府，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本来侧重于争取当朝执政，时局不利，难以实现使命，迁延了两个半月之久，9月底局势稍有松动，才勉强成行。即便如此，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反应也相当冷淡。[31]仅仅10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则希望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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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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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指令下，李烈钧调整方针，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其“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坦率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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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国内民间出现一些反省声音，而日本政府则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立场，孙中山采取相应对策，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希望通过日本国民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转到与亚洲各国联盟反对欧美列强的立场。这也是他在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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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回到上海的李烈钧谒见孙中山，后者告以“芝泉约余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君谓余当如何？”李烈钧答称：“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次竹二郎诸人者，皆彼国之贤达，与总理夙相契厚者，倘过日本晤谈，获益必大。”“总理乃定取道日本之计。”[34]同日孙中山致电日本记者泽村幸夫，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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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此次访问日本，意在赴天津会议之前，先访问在日本之旧友知己，率直交换意见。现今之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究将如何达成此一目的？乃识者必须加以深思考虑之事。今者，中国之问题已非单纯中国一国之问题，实际已成为世界问题而受到重视。余对此一时局深深痛感。无论如何，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而此种说法，更不可仅仅成为外交辞令中之中日提携合作。中日两国国民必须在真正了解之下救中国，确立东亚之和平；同时巩固黄色人种之团结，藉以对抗列强不法之压迫。余尚未考虑要求“二十一条”条约之废除与旅顺、大连之收回。余尚有具体之方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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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孙中山又向《大阪朝日新聞》特派员透露访日的目的：“今日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的中心，不可能只由中国本身来解决。尤其鉴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今日中国的改革问题，无论如何取得日本的完全谅解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我去天津途中决定先途日本的原因。”北上是为了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对内对外问题，对外方面，在免除帝国主义压迫的同时，期望保全国家主权，为此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种自主权。即无论如何也要坚决以国民之力为主，谋求国内统一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外恢复国家主权，成为自主独立的国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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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发出的各种信息表明，此番赴日的直接诉求对象是“旧友知己”、“彼邦名士”、“朝野贤达”，看似并未将日本政府及当权官员排除在外，实际上主要是与在野人士和各界民众接触。这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1924年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37]“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38]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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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行的宋庆龄回忆：“那时，日本人对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法案还在感到痛心—这个法案撕毁了过去的协定，不准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民移居美国。孙中山在好几个大会上讲了话。在这些会上，我看到听众中有许多人为美国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耻辱而悲愤下泪。孙中山对他们阐释中国革命，呼吁他们和一切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所滋长的骄横暴戾，维护亚洲人民的光荣、国家独立和种族平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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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鼓动民众和联络在野有力人士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孙中山仍然希望对当局者发生影响。11月23日，他致电涩泽荣一，告以此次绕道日本，“愿与诸贤恳谈东亚之大局，阁下如能光临神户，幸甚。并望向朝野贤达广为传布”。[40]只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冷淡，孙中山此行的日程安排，并未与日本政府及其官员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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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孙中山继续坚持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12月5日，日本记者来访，问及亚细亚民族之结合与废约关系等问题，孙中山答称：“亚细亚民族不可不排除不道理之欧美人势力，盖是项势力一经排除，则中国问题自然解决。日本表面上似不受欧美势力之压迫，其实亦与中国同样，明治维新后，由锁国解放，吸收欧美之文化，反陷于欧美祸。日本自日俄战争及欧洲大战以来，思想上跟外交上、经济上，亦莫不追随欧美，对于本乡本土之亚细亚，反度外视之。且由轻蔑之结果，至与中国发生疏隔。过去无论矣，以后尚望日本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41]“今之日本，虽转于三大强国或五大强国目之中，然其思想方面尽步欧美人之后尘，而于亚细亚之真精神反弃之如遗。为日本计，现在应急图还东亚民族之真光，而最要者，首应承认苏俄联邦共和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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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孙中山发表重要宣言，宣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谋国家的自由与独立，为此，“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应对目前时局的最小纲领，“当提出对外政治之主要条件，即帝国主义、列强加诸中国之不平等条件与协定，以及陷中国于经济奴仆地位之各种契约，应即废除。至对内政治，应分清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并建设地方自治政府之基础”[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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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京报》函托汪精卫撰述稿件，谈论孙中山对外交、内政问题的态度，并以问答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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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山先生对于时局之宣言，以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第一义，此次在神户演讲，亦集中此点，夫内政不修明，外交何能得胜利？今主张如此，得毋舍本逐末，移急就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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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内政不修明，外交不能得胜利，自是颠扑不破之论，但中国现在外力割宰之下，若不集中国民精力，以求冲破此境遇，则了无修明内政之可能。举例言之，今日中国处于经济落后之地位，民穷财尽，至于极点。欲求改进，非发展实业不可。然关税权在外人掌握，中国人之实业，在国内且不能与外人竞争，遑云国际。在此种状况之下，而言发展实业，无异絷人之手足，而与之言体操。即此一端，已可证明中国今日非解脱外力之束缚，则百事皆无可言。故我欲为内政修明，下一解释：凡能明了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而力求自拔者，始可为贤明之政治家。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终于无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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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以极弱之中国，而冒昧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说，得毋触各国之忌，而被以布尔萨维克（日人译过激主义）之罪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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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之必要手段，与所谓过激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日本、暹罗、土耳其皆尝于此努力，亦皆得有所成就，安得遽以布尔萨维克之名词相加。至于触各国之忌，固意中事，然亦未必尽然。证之此次中山先生在神户演讲，要求日本国民援助中国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大得日本国民之同情。可知今日无论何国家，其国民皆有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两派，不能听帝国主义者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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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以视为孙中山政治宣言的正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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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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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一贯言行及其身边人士的说法，大体显现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意涵其实并不难懂，之所以出现取向各异的各种解释和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相关各方就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加以说明推测，使得本来不太复杂的文本出现多种可能的指向，后来的研究者又没有充分注意材料出处的具体时空人事背景，将不同的说法等同于全部或部分的事实，没有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导致罗生门现象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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