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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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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一贯言行及其身边人士的说法，大体显现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意涵其实并不难懂，之所以出现取向各异的各种解释和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相关各方就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加以说明推测，使得本来不太复杂的文本出现多种可能的指向，后来的研究者又没有充分注意材料出处的具体时空人事背景，将不同的说法等同于全部或部分的事实，没有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导致罗生门现象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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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及绕道访日，搅动了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局势，引起各方面相歧相异甚至相左相悖的反应，各方势力以各自的立场、利益为出发点，加以报道评论，各种揣测、推断甚至谣言纷至沓来。必须将所有材料与事实呈现，比较近真且得其头绪，不能轻率简单地加以判断，以免武断或片面偏颇。当时人的认识不等于事实，当事人的真实说法也不过一面之词。惟有远近高低，四面看山，才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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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日刊载长篇报道《孙文抵日之情形及其赴日之内幕》，该报与陈炯明的关系紧密，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形了解较多，大体从负面囊括了围绕孙中山访日出现的各种信息，最能体现这种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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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此次北上，间道赴日本，在孙氏本身之自信希望固甚大，然究其实在原因若何，不特外间知者甚鲜，即孙氏自身亦如堕五里雾中。兹得外交方面消息，闻系关于段祺瑞未入京执政以前，段口口声声关于北京政局，须俟孙文北来与商，故孙氏党徒，大唱北上建国，大总统一席，非孙莫属。讵根据事实，孙氏治粤两年，尚不能得乡人欢迎，而北方与孙文无历史上之关系，孙北上然后进行一切，虽三尺之童，亦必不相信。当孙抵沪时，有人在孙前讽称某国欢迎孙氏赴日，关于大借欵，当能予以援助，孙因此马上就要跑到扶桑三岛，其实京事尚部署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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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未入京以前，某国方面，闻孙文不召而来，抵上海后，若任从他到津，参加天津会议，彼素来长于破坏，到会必致捣乱，孰若设计使他避席赴日，俾段从容入京，办理近畿善后，较为直捷了当。故孙文朝由沪下船赴日，段即夕由津入京执政，此中大有机窍。彼背后牵线配置剧本角式的能手，恐著名编剧大家葛莱夫氏，亦居其后也。孙文抵神户，即接电报谓段祺瑞已抵京，冯玉祥辞职出洋，孙文即知上了他人的当，遂不得已通电贺段入京执政，以自行掩饰。至所谓某国人欢迎孙到日京商量借款一事，不特是水月镜花，即连影子都绝无所见。孙文抵神户，又不特不得日政府欢迎，并加派警察严重监视其行动，名为在孙文身边警戒，实则不欲孙文及其党徒居留日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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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日香港日文报接到东京廿七日电云：孙文抵神户后，留日中国人对孙颇多反感，日本警察因在孙身旁严重警戒。廿八日孙文召人听演讲，演题为“大亚细亚”云云。按日本人对孙有两种感想：（一）孙文之赤化思想，不利于日政府；（二）留日华侨，深虑一般青年人受孙文之催眠术，万一对日本发生恶感，大不利于华侨。日政府根据以上两种原因，故对于孙文抵日，不敢以中国官礼待之，只视孙为无责任的平民游日，孙因此大为不满，骂李烈钧受某国人愚弄，诱孙来日，不得已要其通电称孙文在神户大演说，听者五千人等语，以表示日人对孙之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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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广州某外报亦云：孙文抵日本后，行动如何，政府当事者，并无电报消息，日人在粤，甚为遗憾云云。查日人对孙向有可远不可近之语，孙此次乘“春洋丸”赴沪，购一等位搭客为之减少，因恐有意外也。某外报因又有《损一船》之一段新闻纪载，谓孙文乘“春洋丸”赴沪，该船长非常危惧，预备牺牲此一船云若何，即此均足见日人对孙之感想若何。孙今日在神户，大为扫兴，故有匆匆赴津之说，将来抵津入京，恐亦无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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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上述，可知孙以六十老衰，仆仆长途，仍不外供人傀儡。记者请更简直言之，此次奉直战争，背后实皆有外人为之扯线，即就奉方面论，其背后扯线人即为张作霖向受支配之某国，此次段张合作，即某国人撮合之力居多。日前某通信社东京电：“据东京人士之一般观察，段合肥氏若果出就总理之职，而摄行总统职权时，当首开各省代表会议，而图实行其联省自治政策。且当此财政困难之时，或须对外募集善后借款，以济急需。而其先时当寺内内阁时所成立之西原借款、电话借款等等，此际纵不能偿还其本利，亦当有整理之希望。又日本若遇段氏为实行其联省自治计画，而至仰给其经费于外债时，亦不惜与以援助，藉谋奠安中国之时局云。”又电：“昨日上院议员，曾往访□国外务当局，叩其对于中国时局意见，得其答复如次：段氏虽终不免于出面收拾时局，但亦必审慎属详，须至万不获已时而后出此，当决不如外间所传之冒昧从事也。且现时段氏手无一兵一卒，若贸然出而肩任艰钜，恐不免为冯氏所操纵，此固为段氏及其左右所深虑者。而奉张此次自恃其功，进兵京畿，以制冯氏，亦未可知。果尔，则今后北京政局，殊未易乐观，而段对此自更不得不深加审慎其出处矣。”此虽段氏未入京以前情形，然段所以徘徊瞻顾之原因，及奉张进兵近畿以制冯玉祥之二点，均已明白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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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孙党亦自有其作战计划，盖孙党现分旧国民党系与共产系之二派，该二派欲利用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派之新势力拥孙文上场，其基本观念虽同，然实际上亦同中有异。旧国民党派欲利用冯玉祥势力以制张、段，举孙为大总统，实行所谓建国方略，但对张、段仍取妥协主义，不主根本推翻，其最低限度，即打销张、段对孙之有力反动。日前迭派张继、徐谦入京，及孙科之逗留天津，即同向此一路活动。共产派则欲乘此制造机会，实行宣布共产。日前王正廷忽于百忙中提起中俄会议，闻即别有作用。又日前某通讯社谓：“有人运动将乘天津会议机会，谋在中国设立苏俄之委员制度，现内阁中部分国民党之有力者与加拉罕之间，正在努力进行，有所企图云。”此中草蛇灰线，尤足注意。按《向导》周报（陈独秀办）第九十一期《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一篇有云：“至于何时北上或是否必须北上，（指孙氏）应俟体察情形再为决定，因为现在京津的形势，段、张、冯三大军阀已由暗斗而入于明争之期，奉张拨十万大军进驻津浦一带以后，凶焰万丈，目无余子，势危力孤的冯玉祥派为势所迫，主张略趋新异，（该报附注：如欢迎中山处置清室委员制等）已为段、张不喜，冯在中枢之地位，业已发生问题，此后冯、张是否决裂，而至于再战，尚不可知□云云。即此足见孙氏之入京与否，实与冯玉祥一派有密切关系，而孙党欲利用冯派之一致心理，亦已曲曲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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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抵沪后何以又忽赴日，此层上文已约略言之，盖孙党知段、张结合，其枢纽在某国人，尤于大借债有关，故怂恿孙往一行。孙在粤时逆料将来无论何人收拾时局，皆须首先解决钱的问题，即首先解决债的问题，故特派李烈钧赴日有所运动，亦实早下此一着棋，意以为经孙亲自出马，掉三寸不朽舌，为有力的宣传，当必大有可观。初不料扯线于其后者（某国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任你打一百个大筋斗，终跳不出圈套去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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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某国人，当指日本人，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较近，这也使得后者在孙、陈冲突中偏袒陈一边。孙中山争取日本，打破列强在华地位，首当其冲的就是老牌帝国英国。孙中山本想乘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将日本拉回到东亚和亚洲的立场，共同反对欧美的殖民侵略，实现亚洲民族的复兴。日本官方未予响应，在野人士和工商界等则另有所图。孙中山希望日本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在野和工商界人士则欲借此平息中国的反日情绪和抵制日货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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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及苏俄顾问起初对孙中山北上不以为然，认为会导致与北洋派系合作，与日本亲善。而列强反对孙中山北上，主要是担心其宣传过激主义和赤化，尤其是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危及列强在华利益强烈不满。北方的段祺瑞、张作霖欲与孙联合倒直，解决国家问题，但反对亲共联俄赤化，并公开承认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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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方利益的错综复杂，对于孙中山访日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呈现五花八门的各自表述。解读和反应的取向，大致反映了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可是理解反应的意思，却是大相径庭。大体而言，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解读反应较为一致且积极，而包括列强、党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解读反应则相异甚至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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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对于孙中山访日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不仅各异，而且复杂。不同媒体的态度有所不同，同一媒体的言论也不尽一致。11月24日孙中山抵神户时，《大阪每日新聞》发表社说《孫文氏来る 吾等の苦言》：“孙氏之访日，必与今后段、张、冯诸人之会议有重大关系”，“此乃段祺瑞向来与日本关系颇有友好之故也”。虽然对孙中山“内图击溃军阀”、“外图建设独立自由之国家”的理想表示敬意，却认为“孙氏在广东一省尚且不能实现其理想，其在全国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孙“对工农制度之憧憬”，“不仅使列国狼狈，也使民国越发陷入混乱，最终招致无法收拾之纠纷”。“吾等于此不得不先警告孙先生关于急进主义与露骨的排外主义之危险。”并责备其“玩弄以夷制夷之策，数次使日本之立场陷入困境”[46]。而在演讲之后，《大阪每日新聞》又发表社说《亞細亞民族の団結》，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为此，亚洲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世界和平。[47]虽然仍是笼统表态，毕竟回应了孙中山和中国国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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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日日新聞》同样消极，该报11月26日的社说称：“孙氏来朝，切望自重，共同以孔夫子之教‘中庸’ 二字为经国之策”，反对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方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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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神戶又新日報》较为积极，27日刊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氏演讲会”的广吿，通告孙中山的演题为《大亞細亞問題》，称孙为“中国革命的先觉，东亚联盟的提倡者，日中亲善的楔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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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交好的日本人士对于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比较正面，孙临终前曾就其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在日本人当中反响如何询问萱野长知，萱野答称：“此项演说各报竞相登载，无线电亦有广播，在日本全国各地，均已发生极大反响。”孙感到欣慰。[50]而萱野对孙中山临终前仍关心中日合作之事感慨特深，著文刊登于《改造》杂志：“盖孙先生1924年11月28日在神户演说‘大亚细亚主义’，实衷心切望中日真正携手合作。……孙先生在神户之演说，实为对日本之遗言，余获此宝贵谈话，悲痛中深觉荣幸。”[51]孙中山逝世后，其老友梅屋庄吉时常提醒自己：“孙文虽逝，其精神未死。全亚细亚民族复兴主义作为遗训留在人间”，“实现孙文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久要不忘”。为了执行孙中山的遗训，促使亚洲早日复兴，他“决心在中国度过余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还表示：“现在我只有为实现孙总理之遗嘱，为全亚洲民族复兴之至诚。”并公开表态：“盟友故去，便认为万事皆休的想法是错误的，日中亲善是老生多年的夙愿，也是实现盟友遗嘱之途径。为此，要鞭策残年，奋起作最大努力。”[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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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驻日机构的报告显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在日本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季博提交的日本党务报告称：“日本人表同情于本党的也是很多，因为日本人也是多数受武力压迫的，所以他们和本党去做工作。”“日本民众对于本党的态度：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民众联络是很不容易，所以，从前对于本党是不能十分了解。但现在的态度是已经变了，在政党中也有同情于本党的。因为他们民众懂得他们自己是被压迫，所以也想联合起来和帝国主义抵抗。在他们政府，就不能不略表同情于本党了。去年总理东渡日本，提倡东方民族应该联合起来，所以日本的人对于本党的观念较为深刻。本党的三民主义传到日本，日本的民众觉得本党主义和他们的国情是十分适合，所以日本的同志说：‘中国同志改造中国，日本同志改造日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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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交旧友难免情感偏爱，党务机关则有指向性选择。而立场相对中立的《申报》迻译转载日文报刊对孙中山赴日的评论，汇编成《孙中山此次来日之印象》，虽仍然有所取舍，毕竟视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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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孙中山来日颇与日人以深刻之印象，各报对于孙中山之言论均极注意，故对于孙中山之评论甚多，而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尤属饶有特趣。兹特将足以代表日本舆论界之《每日》、《朝日》二新闻之评论，与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略述如下，藉以窥见日人对中山此次来日所□印象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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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闻》云：观孙氏前在上海所发之声明书，可知孙氏之理想甚为远大，即孙氏之志愿，对内则打倒军阀，图国家之统一，确立民权之基础，保障人民之自由；对外则建设独立自由之国家，以对抗列强之不法的压迫。此等志愿，不但凡爱国者人人均有此怀抱，即救中国之道，舍以此一理想为标的而奋进外，别无良法。因之吾人对于孙氏之主张，不禁表满腔之敬意而由衷心与之共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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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闻》云：最近日本人之中国观，较之数年前已大有变化，此种变化为因达相互之了解，已渐趋于良好之方向。苟吾人所见无误，则中日两国亲善之本义，在中日两国国民知中日两国关系之重要，在中日两国国民了解中日两国合则共立、分则俱倒之原理。倘此见解果能澈底，则一时之利害冲突，谈笑之间可以解决。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则为中国何以际此重大时期继续内乱，何以不速舍小异而就大同，向东亚大局之支持而前进。此种观念或由于日本人性急所致，亦未可知。然中国之纷乱，十三年尚不能收拾，实日本人所难以理解者也。此次反直战争终□，孙氏之所称为军阀者于兹告终，孙氏取道日本，北上收拾时局，其出处进退之光明正大，毫不图谋私利，实堪钦佩。此外，孙氏最伟大而不容他人追随之特征，在为中国国民之指导者，吾人接孙氏之高风，益觉感慕不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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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之愿望书云：中日提携、中日亲善之声喧腾于吾人之耳鼓者，已阅十数年矣。然迄今中日亲善之所以未举其实者，乃因在中日两国国民间，胸中各有何等互异之目的存在，中国欲利用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怀抱一片不明不纯之心所致。可以想见，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就之先，日本朝野人士曾为中国南方志士洒去若干心血，然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排日风潮时有所闻，日本当局固不能谓之无过，然中国以夷制夷、远交近攻之根性实为其主因。而因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一时方便，提倡中日亲善，欲求其实现，犹之百□俟河之清。我等追想二千年前大唐之当时，中国国民对待日本不挟何等私心，或传孔孟圣贤之道，或传佛法深远之教，使日本国民上下对于大唐怀抱无上之敬意，其在今日思之，实觉感慨无量也。故在今日，欲求中日两国真正提携之实现，必在精神上、心灵上两国民间怀抱共通之观念，始克有成。故甚望孙先生虚心坦怀，发扬东洋文化，为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中日两国国民间互相开诚布公，然后万事始能成就。[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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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世报》迻译日本报刊的报道，反应更加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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