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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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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多种势力互相角逐。政治中心南迁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构相继离去，北平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因而各方均重视争取和利用学人，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左右政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七七”事变前知识界的对日态度及其分歧变化，且多取材于《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的公开文字。[1]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人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逐渐增多，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组织联络及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延续活动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只是相对于事实本身与资料留存，还有许多层面未经揭示。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探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的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也可以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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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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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移都南京，有着多重考虑，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避开日本对华北的巨大压力，争取缓冲的空间，建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政治格局，以应对内部割据纷争、外部强敌压境的严峻局势。但是这样一来，在政治和军事上，南京政府对华北无法实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国民党急于扭转五四以来不破不立的革命倾向与崇尚个性自由的风气，回归稳定的传统，以利于政权的稳固与思想的控制，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平学术文化界的追求发生尖锐对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以及思想钳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学人的坚韧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学以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进而影响全国风气的做法，更引起政见各异的北方学人的强烈不满。[3]因此，尽管国民党与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平文教界新派师生的渊源不浅，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甚至时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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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华北局势，日趋复杂。日本企图策划北方数省脱离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渐进行侵略。其时河北一带由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驻防，一切地方行政，概归宋氏主持，对日折冲，亦由宋氏就地应付。国民政府鉴于国力未充，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对北方情形，暂时隐忍，不肯加强政治压力，只能从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舆论，以为将来抵抗强敌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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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电告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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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拟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倘荷同意，即将公事与办法寄上，并酌定经费。此事兄任颇宜，时间亦不甚费，乞勿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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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朱家骅均出身北京大学，1920年代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又得到主持校务的后者的知遇，且因《古史辨》的引人注目在学术文化教育界声望已高，并勇于任事。“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成立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顾颉刚担任宣传干事，以出版大鼓书词对民众进行宣传，并成立了三户书社。后因抗日会无力资助，转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求援，并应后者要求于1933年10月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脱离燕京大学抗日会而独立，宗旨也有所调整，“目标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盖救国大业固非但恃血气之勇若义和团者所可胜任”。该社面向民众的宣传活动渐渐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以为社中人都是共产党，陈立夫以此为由欲将其封禁。为此，顾颉刚于1936年1月带了该社的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时任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求援，后者表示支持，并乘机动员顾颉刚加入国民党。顾氏为了社务，只得同意，风波遂告平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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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前这些因缘，顾颉刚接到朱家骅来电，当即复电允诺。朱家骅遂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磋商，决定拨款经常研究费每月5000元，开办费1500元，请顾颉刚在北平筹办新闻事业。7月3日，顾颉刚与傅斯年一同南下，到南京面见朱家骅、叶楚伧，商议通俗读物工作，并作通俗读物计划书，拟定下年度下层工作计划。通俗读物编刊社由顾颉刚、徐炳昶任正副社长，王守真任总编辑并主持日常工作，赵纪彬任编辑，李一非任总务主任，疏通好外部关系后，社务发展顺利，一年之内工作人员增至40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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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家骅要求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的委托，顾颉刚的计划是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为组织，具体实施。10月5日、7日，顾颉刚两度致函朱家骅并报告工作进展：已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民众周报》和《大众知识》二种期刊，编印丛书如通俗剧本、鼓词唱本，旨在启迪民智，宣扬爱国思想。此外还印刷连环图画，与山东省教育厅合作，编印《求生之路》月刊，与《晨报》合作，在该报发刊“生活与教育”，并调查培训北平市的评书和鼓词艺人，希望深入民间，广事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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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节看，朱家骅与顾颉刚表面的一拍即合，背后其实各有所图。在顾颉刚一方，将组织改名、独立以及个人加入国民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就是能够继续坚持其民众动员和抗日宣传活动。接受朱家骅的委托，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无非是通俗读物编刊社既定活动的延续，并没有新的规划。只是这样一来，通俗读物编刊社无形中被纳入国民党的组织轨道，至少相当程度上要受到国民党的组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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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家骅一方，关于此事原委，朱家骅档案所藏《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的编纂者主要从对日方面立论，强调“激发爱国情绪”，“唤起民族意识”，其实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单纯。该文称由朱家骅推荐顾颉刚在北平举办新闻事业，但据前引朱家骅的电报，派人主持其事应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旨意。其时朱家骅刚好因汪精卫内阁辞职而失去交通部长的职位，接任因丁文江逝世而空缺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7]根据相关资料，可能的情形是，动议应为叶楚伧，选择顾颉刚则由朱家骅提议。而主要目的，决不单单在于对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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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和叶楚伧看过顾颉刚的来函及工作报告，对其进展成绩甚为满意，10月12日，朱家骅复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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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君事，据云伊为联络《世界日报》起见，曾与谈起对于北平教育之沟通与青年思想之问题，拟请兄与孟真兄稍为帮忙，并未提及经费。或请迳函孑公，设法补救。此事弟处甚为秘密，从未告任何人，甚至院中会计主任，亦仅办领款汇款等手续，未知其他底蕴，并祈严守秘密为荷。对左倾分子之工作，应请十分注意，随时纠正其思想与言行，使入正轨，免为所乘，而致妨碍工作之进行。闻河北省内有天主教徒七十万之众，为该教在中国势力最钜之区，宜设法深入工作，使有民族观念，效忠国家。廿九军士兵颇具国家观念，应设法更增强之；对宋及其他高级将领，亦须妥为联络，促其拥护中央，使知统一与救国关系。以上各点，均关重要，至祈随时注意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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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是函，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国民党中央注意与北平教育界之沟通及青年思想之问题，重要的考虑，是随时纠正左倾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教育界和青年的思想言行进入正轨，以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此意的背景当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系密切。其二，宣传的重心，是强调统一与国家的关系，所谓效忠国家，增强国家观念，无疑包含具有民族观念，更重要的则是拥护党国一体的中央。其三，此时朱家骅的正式职务虽然是“中研院”总干事，资助的领款汇款等手续也由该院的行政部门经手，但这既非该院的管辖范围，也不是朱家骅的个人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始终介入，其间朱家骅又一度兼代该秘书长之职，[8]则应视为国民党中央的秘密安排。其四，除教育界和青年外，天主教徒、军队的士兵和将领也是工作的对象，则颇有为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秘密代言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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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顾颉刚14日即来函报告北平人士对事变的态度，对于张学良的“不顾大局，肆意妄行”表示“曷胜伤痛”。据称北平同人主张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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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望政府以政治手段解决，勿遽讨伐，俾蒋介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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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望中枢充实，即使蒋不能遽复自由，亦可维护国家之统一，并照蒋原定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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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绥远战事仍须由中央主持，勿以此次事变，致懈军心，且表示政府彻底抗敌之决心，藉以间执任意批评者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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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北地方当局环境不同，因之态度未能一致，政府应竭力消除隔阂，俾其能彻底拥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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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于19日复函表示，西安事变影响国家民族前途极大，北平人士主张的前两点，“须于坚决迅速方法之下行之，方能有效，否则特增危险，国家前途，亦将不堪设想。后两点原系中央一贯之政策，日来中央态度极为明显，决不因西安事变而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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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朱家骅已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就任浙江省主席，暂时仍兼“中研院”总干事，所以他一面对通俗读物社的各种刊物风行一时表示大为快慰，一方面告以“此事仍由中研院王君办理，下次到京，当再与叶先生切商之”。并且特别强调：“此次‘张逆’叛变，受人民阵线活动之影响亦多，此辈邪说，北方所闻较多。年来‘赤匪之祸’，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已不计其数，仅江西一省人口减少八百余万，全国当在二千万人以上，此为我人所不可忘者。切望兄等特别注意，严加驳斥，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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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专门叮嘱顾颉刚注意反共一节，除了贯彻主持指导平津新闻行动的初衷以及西安事变的前车之鉴，多少也是在暗示或提醒顾颉刚。因为顾氏的抗日宣传和民众动员等活动，在得到中央党部的资助后大有起色，在朱家骅本人眼中以及事实上固然相当成功，但在某些国民党要人尤其是与朱家骅明争暗斗的CC派二陈兄弟看来，却显然是偏离了轨道。中央党部接获的控告呈文达数十起之多，指责顾颉刚接近冀察当局，所编《大众知识》，用红色封面，内容杂左倾言论。朱家骅和叶楚伧对此也颇感棘手，难以处置，遂由中央党部函达顾颉刚，嘱其申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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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具体了解顾颉刚工作的实况，朱家骅乃乘傅斯年北上之便，托其就地考察。1937年1月7日，朱家骅致函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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