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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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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1940年1月1日在北京创刊，到1945年第6卷第4期停刊，持续了五年零四个月，总共出版了64期（合刊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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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由瞿宣颖（1894—1973）主编。瞿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兑之，与名并行，别名益锴，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他出身世家，父亲瞿鸿禨清光绪末年官至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兑之是湖南大儒王闿运的入室弟子，文习王闿运，学效王先谦，画学尹金阳。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北伐后历任内政部秘书，南开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复名北京，瞿兑之担任伪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古学院常务理事、伪北京大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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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月刊》社设有编辑部，地点在北京府右街运料门内翠华轩，后来改到阜成门外北礼士路新民印书馆编辑课。现有的文献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都没有谈到《中和月刊》的编辑成员，全部刊务似由瞿兑之独力承担。尽管近代报刊史上以一人之力办一刊的事并非个别，《中和月刊》的办理却不是如此简单。其时瞿兑之担任伪国立编译馆馆长，《中和》由他主编，可以该馆的人力物力为支持，因而能够长期按时出刊。《中和》的征稿简章声明来稿请寄编辑部，勿寄编者个人，说明有专人负责处理。1943年9月25日，北京伪组织的新闻协会召集北京的22家杂志社人员举行共同座谈会，代表《中和月刊》出席的是陈启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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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大抵仿《逸经》的形式，为文史类杂志，间有时事。栏目设置简略，只有专载、时事荟记、书林偶拾等项，而且主体部分不分栏目。内容包括中日历史文化的史料、考证、论述，日本社会文化介绍，旧体诗文，小说笔记，掌故旧闻，以及近世以来士人学者的传记年谱等。自始至终，编排形式少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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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世、经历、师承的关系，瞿兑之交游广泛，结识众多京华学人，使得《中和》的稿源格外充裕。作者主要有周作人、王揖唐、瞿兑之、徐一士、金惠生、郭则沄、陈慎言、孙作云、向耕、谢国桢（谢刚主）、谢兴尧（五知）、傅增湘（藏园）、孙海波（海波）、黄宾虹（予向）、傅芸子（芸子）、钱稻孙、柯昌泗、梁绳袆、曹家儒、程树德、罗继祖、林同甫、朱启钤、刘厚泽、莫东寅等，署名既有本名，也有别号或室名。还刊登过内藤湖南、驹井和爱、水野梅晓等日本学人的文章或译文。创刊之初，每期篇幅达到170—180页，印行1千册，在北京和天津、山西、汉口等地设有代售处，据说颇受欢迎，订购零售之外，每年还出版合订本。从第3卷起，篇幅有所削减。1944年以后，随着战争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和》的情况渐趋窘迫，篇幅内容较前大幅度减少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左右，直至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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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的《征稿简章》声称：“以研究学术，灌输知识，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为宗旨”，可是有了伪组织的背景，便不可能那样单纯。《中和》的发刊词主张本民族的自讼与自救，鉴古知今，似有种种欲说还休的难言之隐，但是后面的反对西方列强和纪念日本纪元，还是显露出了屈从的身形。《中和》由日伪控制的新民印书馆印刷发行，该印书馆是日本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于北京成立的出版社，旨在向占领地学校供应含有他所信奉的大亚细亚主义内容的教科书，实施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总经理是曹汝霖。后期《中和》的编辑部实际上与新民印书馆的编辑课合二为一。这些牵连，都预设了《中和》即使不能直接配合日本的军事占领，至少也不会与之相反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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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类文史刊物的出版，背后的确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中和》的编者一再声称是仓猝发刊，与此不无关系。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讼，只能在日本占领当局允许的范围之内。据说周作人最终下水瞿兑之曾做说客，果真如此，则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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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背景，当是《中和》一类的刊物在后来一度被忽略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特殊背景，《中和》之类的刊物，反而有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具体包括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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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清代和民初政坛学界画坛的笔记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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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掌故，虽被视为杂学，却有上中下之别。上杂如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目光如炬，力透纸背，解古典今典游刃有余，以通敌罪论处后，陈寅恪还坚持不要因人废言。中杂如掌故名家徐一士，同样出身世家，其所谈掌故，多有真实材料为底本凭据，还有不少当来自北京中山公园几家茶座的一群“公园董事”常客的海阔天空。至于职业补白的所谓“报屁股专家”口中的掌故，大都道听途说，后来者诧为博雅，相比之下，只能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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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民国时期治掌故者最具功力的有三人，即徐一士、黄濬和瞿兑之，其共同特点是博闻强记、胸罗极富而又善于研究分析。而徐、黄二人的著作均请瞿兑之审读作序，表明他们对后者学养的信服和敬重。瞿兑之对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有清晰的阐发，至少当在中上之间。见识高明之外，瞿兑之擅长文史书画，与清末遗老和民国初年的名公都很熟悉，组织了不少老辈的稿子，又能用文言、白话两副笔墨，适宜一般读者的水平与口味。战后乃至解放后瞿氏还能有用于时，涉水不深与本事不小，都发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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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上述，《中和》刊载的资料早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台湾沈云龙编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中和月刊》史料选编二册出版，后来又将《中和》第6卷的4期编为一册，纳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大陆方面，则分别将瞿兑之、徐一士等人在《中和》发表的文章辑录成书，研究周作人、黄宾虹等人物，《中和》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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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了解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区文化界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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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北京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这里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战争爆发，许多人千里辗转，迁徙大后方，可是还有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严重不足。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坊间（包括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中和》的现代掌故，谈及相关史事，往往错漏百出。如瞿兑之的生卒年月、历任职位、甚至与瞿鸿禨的关系，各种正式出版物的记录也是五花八门。又如指郭则沄（署名龙顾山人）的《红楼真梦》只在《中和》连载了两期，了解杂志的背景后，便停止供稿，与事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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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的作者群包含各类人物，其中固然有落水的文化汉奸，也不乏在复杂环境中艰难挣扎的文人学士，探究文史，既是兴致所在，又可以缓解心灵的压抑，寄托无尽的愁怀。字里行间，透露出各种信息。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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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注《中和》，主要在前一层面，至于后者，还须参照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料，才能体会把握。就刊物而言，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仅仅阅读《中和》当然远远不够。近年已被重印的《青鹤》之外，战前战时乃至战后与之相关的《逸经》、《宇宙风》、《联合旬刊》、《大风》、《古今》、《天地》、《越风》、《子曰》、《朔风》、《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同类或相近的杂志，以及各种报纸的相关专刊，都有广泛阅读的必要。而这些报刊因为天灾人祸和用纸质量的先天不足（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籍保存时间长，战时纸张品质尤其恶劣）等缘故，缺漏毁损日益严重，各图书馆逐步列入限制借阅的名单。若不及时设法，即使存世，收藏单位束之高阁，研究者也只能望洋兴叹。当务之急，是有计划地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出版，以解决保存与研究的两难，并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资料边际逐渐清晰起来，将研究的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至于一般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钩沉猎奇。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当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与睿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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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7—80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57—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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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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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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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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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鹪居日记》癸卯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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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贵阳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殴辱学生事件》，《新民丛报》第61号，190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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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王学珍《清末报律研究》，中山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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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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