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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在文化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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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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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并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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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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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私下的争斗爆发于突然之间，而事前表现出来的某些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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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珅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4)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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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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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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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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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发表了我对动荡中的中国的想法，其中多处提到马戛尔尼使团。许多读者询问我如何能得到那本书。我曾有过再版该书的想法，因为那次出使在法国罕有人知。诚然，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但是，过后这段插曲就被我们忘却了。甚至连学术著作都对此只字不提；汉学家们限于人手，又都要专攻一个课题，所以对此尚未做出任何研究。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搜集资料的漫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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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份汇报。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最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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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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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重印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够了呢？这些著作互相补充，互相修正。我继续寻觅，发现了从未出版过，甚至也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如见习侍童的日记：小托马斯·斯当东出发时年仅十一岁，他天真地记载了父亲和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饰的事情；他的学生作业当场揭露了成人叙述中的不准确之处。还有1817年他作为副手的第二个使团——即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的纪行。最后是他的回忆录，在1856年出版。又如指挥舰队的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手记。“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写的航行日记，那是一位厉害的生意人，在远东的商业航行中久经考验。还有使团秘书，马戛尔尼的表兄弟温德的日记。随团医师吉兰博士的科学笔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先生们”之间的书信。马戛尔尼与内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敦达斯之间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差不多15位经历过英国使团访华的种种曲折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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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能将英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较吗？有一个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以及4个法国人，他们是：安特卡斯托骑士，他在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广州；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广州居住了相当长时间，1799年对斯当东的纪行作出了反应；1784年至1799年在广州负有使命的吉涅骑士；法国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马戛尔尼途经澳门的情况。5个见证人中的后两位就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别扭关系撰写了带有实质内容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法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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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传教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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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生活在北京和澳门的传教士——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对使团的活动十分关注。著名的耶稣会神父钱德明生前写的最后一批信件涉及英国使华的事。耶稣会的档案中有数十封信，如果耶稣会没有在1773年被取缔的话，本来也会在《耶稣会士书简集》里发表的。天主教遣使会的档案同外国传教团的档案里也保存着这类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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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我有幸同葡萄牙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戴西拉主教过往甚密。他年幼时便去中国，在有关葡萄牙历任总督与天主教传教会的资料堆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1966年时，他在葡萄牙老城领导的圣·约瑟神学院里有一百多位欧洲教士和中国学生……文化革命动乱一开始，所有人都逃往香港。他忧愁地对我说：“如同一群麻雀。唉！寻求殉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又只剩下了戴西拉神父和年纪最老的几个教士。他剩下要做的事就是致力发表《澳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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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说法，马戛尔尼的使命既是为了让中国开放通商，也是为了侦察一下澳门的情况。“英国人本性妒忌。小小的葡萄牙在澳门扎根已有250年了：英国人必须得到另一个澳门，否则就要夺走我们的澳门。马戛尔尼详细地记录了葡萄牙的防卫情况。传教士们没有为这种伎俩所欺骗！同中国一起总是可以融洽相处。而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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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荒谬啊！在革命战争与帝国的历次战争中，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友。然而，它在中国的传教士却强烈地反对英国人——这些“傲慢的异教徒”。戴西拉主教只是把试图阻挡马戛尔尼出使的葡萄牙神父的争吵老调重弹而已。相反，当时法国和联合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北京的法国神父却在竭力帮助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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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西拉神父一面让我看他的研究成果，一面模仿马戛尔尼见乾隆时的情况：“他倨傲地屈起一条腿，就这样。这对皇帝是种侮辱！葡萄牙教士整天叩头，即便人家不要求他们也叩！处于马戛尔尼的地位，我会不止叩一个头，而是十个，一百个头！这样才能有所进展！要是两个自大的家伙——马戛尔尼和80年前的铎罗红衣主教——没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铎罗红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国礼仪之争——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反而由于他愚蠢地毫不让步，使传教士在两个世纪内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戴西拉主教还夸张地模仿了教皇特使自命不凡的态度。他长长的胡须同他的袍子一样白，并同样被汗水所浸透，因为愤怒而微微颤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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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万页：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于只出一本则令人十分遗憾。于是，我便着手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将这些见证归纳综合。《英国人的看法》与《传教士的观点》至少将摘录发表在两本附带的集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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