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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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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佛得角群岛起，信风迫使船只绕了一个大弯。在赤道非洲的海面上正好顶风。所以几乎不得不经过里约热内卢：葡萄牙人卡布拉尔绕过非洲，但就这样发现了巴西。“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好似从球桌边弹回来的台球，直奔里约热内卢：“绕过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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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船队穿过赤道。特使不适应赤道的气候：11月22日马戛尔尼痛风发作，并延续了1个月。他咬牙忍着。他的伙伴们一点也没有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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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途的漫长白天中，马戛尔尼有许多书要读：他让人给“狮子”号的图书馆买了自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东印度公司交给他的材料不下于21卷。另外他还埋头阅读关于中国的笔记。他原来总是仔细地记下各种谈话，当时并未想到中国后来会是他命运所系，今天他又重温起这些谈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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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想象已经到过中国。他用中国瓷盅喝中国茶。在他的中国漆器做的文具盒上镶着带蒙古褶眼睛的贝壳人物。他最有钱的朋友家的花园不用“法国式”的几何形图案，而学中国的园林艺术：人们可以在品种繁多的树木夹杂的美色中，在洁白的大理石小塔下，沿着那没用的拱形小桥跨越的小溪散步。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在布里斯托尔和里摩日等地都生产中国古玩。塞夫勒或梅森的瓷器，契本达尔的家具或里昂的丝绸使欧洲人的口味习惯“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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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08年，丹尼尔·笛福便嘲笑过这种风气：“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则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在18世纪的欧洲，怎么能不赶中国这时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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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是否猜到他同代人对中国执著的迷恋掩盖了他们对世界这另一部分了解不够呢？这些美丽的艺术品与他们所习惯欣赏的艺术品完全不同：是这种断裂而不是美在吸引着他们。他们经常把假的当成真的：中国人专门为这些远方的外行顾客制造成千上万古色古香像有几百年历史的花瓶……这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并不是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尽管中国在西方无处不见，但它对西方来说仍是完全陌生的。它不给西方任何信息。西方人以为在中国工艺品里读到的信息事实上并没有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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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极为神奇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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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迷恋已深入人心。马戛尔尼觉察出里面错误的地方。耶稣会士的圣火曾使“开明”人士对根据孔夫子的教导形成的风俗和信仰引起了注意。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已经念诵道：“Sancle Confuci ora pro nobis”。（“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他曾给太阳国王写信请他仿造中国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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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佛·戈德史密斯以《波斯人信札》的形式在1762年发表了《中国人信札》；“中国间谍”带着满清官员周游欧洲，使欧洲感觉到自己风俗的不适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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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热情不管高低如何，均出自同一个信念：存在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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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修斯(4)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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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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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布兰维利埃这样的自命不凡之士则讥讽说：中国人不能得到神的启示，因此他们是瞎子。但是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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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转到经济上来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更多的是给法国人而不是给英国人做榜样，因为英国人讲求实际，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他们合并土地，采矿和开动纺织机器，而法国人只重理论。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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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社会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他们的批评意识一方面是如此尖锐，对另一方面却迟钝了。无神论中国的理性天堂使他们能揭露服从于“无耻的人”——即教士的欧洲地狱。由此，他们对皇帝的残忍，对改朝换代引起的动乱，对焚书，对对反对派施加酷刑和对不断发生又总被血腥镇压的反叛都不在乎。当有人决定视而不见时，他会对任何证据都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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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聋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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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到图书馆的无人问津的地方去寻找极少的不同意见。马戛尔尼是否读过17世纪末当皮埃船长写的已是无情的报道？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简单化的教条，与基督的教导无法相比。笛福揭露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民族。马戛尔尼是否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呢？反正他读过当时伟大的思想家中惟一坚持不懈地反对亲中国浪潮的孟德斯鸠的文章。后者主要是从耶稣会士富凯那里了解的情况（富凯口头上批评了他的同事写的文章）。他还指责耶稣会由于轻信而犯了错误：“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像《耶稣会士书简集》里说的那样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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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读过《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能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靠因袭旧套：“礼使老百姓服从安静。”改变一个礼仪，就将动摇导致顺从的整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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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是否受骗了呢？没有。但是他们被迫只是发表那些使中国人读起来不至于感到不快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否则就会意味着他们传教事业的结束。他们的书简是有教益的：他们不但要在信中避免诋毁，还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好让人称赞中国，支持他们的事业。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在毛统治的年代里为了不脱离自己的事业不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同样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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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还中毒则更不可原谅。然而伏尔泰本人最终摆脱了他自己对中国的奇怪想法，也像孟德斯鸠一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批评起中国来。零零碎碎的几个句子说明了这一点。1755年：“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得多。”16年后，他又揭露了中国文字的弱点：“印刷一首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假如愿意用其他民族的字母的话，只要两天便可以印好了。”最后中国科学被贬成是经验主义的：“中国人在1500年前便发明了火药，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的土地到处都是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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