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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非同一般的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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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级官员已经知道广州的英国人不像一般的外夷那么好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所有的商人或传教士都能随便磕头，而英国人则始终拒绝磕头。英国人不磕头也同样已成为一种习惯。正当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海关监督那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这说明圣旨到。英国人于是就退避。他们是出于谨慎而回避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避免在内装皇帝谕旨的黄色丝盒面前磕头。当海关监督接了圣旨后，英国人才再次被带进来。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妥协办法，北京方面不一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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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通过查阅内阁档案知道，广东巡抚向皇帝禀报了10月18日会晤的内容：“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禀事件，臣等当即会同传见。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惟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份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臣等未便冒昧遽行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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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人这种卑贱小人来通知英王国使团的到来，这礼貌吗？呸！那东西是不能递给皇上的。中国官员们很清楚，如果转呈这种违背永恒礼仪的书信，他们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行，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东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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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接到这份奏折后当即用朱笔批示：即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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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久，谕旨就发出了，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谕旨对英国使团的到来感到满意，认为它可能会“荣耀大皇帝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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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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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是在1792年12月3日发出谕旨表示同意的，并由福康安总督亲自传旨到广州，当时福康安刚在西藏打败尼泊尔廓尔喀军队后回到京师。皇帝的谕旨是在1793年1月5日由公行(1)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违反礼仪的问题：商人本来就是应该和商人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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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好接待英国人，但同时又要对他们严密监视的命令已发往中国沿海各港。沿海的所有督抚很快都回文表示接到皇帝的谕旨。下面是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伏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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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山东巡抚金简的回奏：“该国贡使如于该处口岸收泊，自应地方官加意照料护送，令其迅速进京。俾万里(2)航海远夷早遂瞻天嵩视之诚。臣(3)接奉谕旨遵即飞饬该管道府等就近督饬沿海各州县。臣一面奏闻并专派明了大员照料贡使先行进京，并将贡物等项起岸运送，不敢稍有守候耽延迟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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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从地球另一端来的卑谦的朝圣者洋洋得意，同时由于对外夷总是存有戒心故而又对他们十分警惕：接待方针就这样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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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斯当东，他已想好针对将来的困难作出解释和澄清的一套办法：作为回顾全部交往历史的官方发言人，他要揭露欧洲竞争者的嫉妒和地方贪官污吏的敌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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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澳门和广州的一部分欧洲人是有忧虑的。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信件使荷兰人平静了，但英国人必须对付来自葡萄牙人“利用其权力所设置的种种圈套”。自从谕旨下达后，中国官员变得比较合作。但就实质而言，他们“依然像过去那样不乐意”。海关监督由于“深信英国使团的目的是要求对英国人所遭受的损害作出明确的赔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因此而被严肃追究”，于是，他一开始就设置种种障碍来进行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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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门户全部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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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写不供发表的日记时，他只想记下好的消息。斯当东在澳门呆了4天后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完全放心。中国皇帝给地方官员的指示已向他打开了中国所有的门户。暂时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斯当东告诉他，广东巡抚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强调指出，英国使团应像所有外国来客一样，在广州上岸，然后通过内陆进京。只是由于英国人“托词说送给中国皇帝的珍贵礼品极易损坏，不宜取陆路长途运输”之后，广东巡抚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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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饶有兴趣地听斯当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曾不得不提供有关英国使团带来的贡品详情，因为中国官员指出，如果没有一张贡品的详细清单，他们就无法把英国使团的到来禀奏朝廷。皇帝要根据贡礼的质量来“判断送礼的君王对皇帝的尊敬程度”。于是，英国商人开列了第一张贡品清单，其中有一半礼品是临时编造出来的：后来还要编造礼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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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船队在广州靠岸，中国官员肯定会再次施加压力，但他们无法阻止船队从海上经过，因为他们怎么能禁止中国皇帝已经批准做的事呢？因此，一切都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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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谈中国制度的实质。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就是皇帝：“百姓的父母”。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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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公行拥有同欧洲贸易的垄断权。总督和海关监督把这个垄断权高价卖给商人以满足私利。他们强迫公行将其利润的一大部分上交给他们。其结果是，外国公司吃大亏。巴罗获悉“政府派遣的主要官员在上任时总是一贫如洗，到卸任时就已是腰缠万贯了”。事实上，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向北京上诉，他们只能通过公行向地方当局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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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中国羡慕不已的天朝官僚制度。英国的英国人想抨击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们要的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国，而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则喜欢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妥协——即使让他们的欧洲客户吃点亏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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