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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航行不靠领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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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总兵上双桅横帆船作回访。桅杆的高度以及爬在桅杆上收帆的水手都使总兵感到诧异。“中国水手干活时都不离开甲板”。“克拉伦斯”号带上中国领航员后便出发，和“狮子”号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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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克拉伦斯”号和英国船队终于会合。两名中国领航员，一名安排在“狮子”号，另一名安排在“印度斯坦”号。斯当东自豪地说：“英国船队已到达欧洲航海家曾到达过的最远海岸。在没有航海地图的情况下，英国船队需要跨过十个纬度，只有那些沿海居民才了解的海洋：即介于中国、鞑靼和朝鲜之间的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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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启航。中国领航员从看不见他们所熟悉的海岸线时起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欧洲领航员一上船就俨然以主人的姿态发号施令起来，而这两位中国人一见到这种新的场面似乎惊呆了。”他们是否还认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心，而周围的海洋则通向乌有呢？英国人毫不犹豫地驶往深海，“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让两艘双桅横帆船作先导。”测航仪器比领航员要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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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两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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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双方的交错见证突出了双重文化差距。英船航速之快，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这使朝廷大为吃惊。一位中国官员在报告里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船能有如此水平。但是，正当英国船队驶往天津时，清廷驿传奇迹般地向北京报告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中国驿夫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中国邮政超过英国邮政，就如英国船队超过中国船队一样。中国航海业停滞不前已有3个世纪。从16世纪起，英国选择了海洋，而中国则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他国所没有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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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不发展航海技术的原因，斯当东客气地指出：“需要是发明的最大动力。希腊人虽然以他们的众多发现而令人赞赏，但他们从来都不会确定一艘船在海上的位置，因为地中海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岛。中国人具有同样的优越条件。欧洲人只是从他们必须作远洋航行时起才开始完善他们的航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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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可说明许多问题，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感到这种“需要”呢？尤其是为什么中国人缺少促使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呢？西方人的开拓精神并不来自于需要，而纯粹来自于一种探索新天地的求知激情，来自于一种不断进取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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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浓雾弥漫，站在船首不见船尾”。这片海域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探险者的习惯是对发现的陆地加以命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也不例外。他在航海地图上标上了新的地名：马戛尔尼角，高厄角，斯当东岛。幸亏中国人什么也没听说。否则，他们对这些象征性占领中华帝国海岸的“贡使”会怎么想呢？今天，由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情况恰好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使馆区”取名为“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那条街取名为“反修路”。天津的维多利亚大街改名为“解放路”。出租车司机已把维多利亚岛叫做“香港”。为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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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英国人得意地把中国的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中国人则在准备把他们控制起来。由中堂和珅发出的朝廷谕旨通知直隶总督梁肯堂说：“查英吉利国贡船于五月十三日（即公历6月20日）经过澳门，二十七日即抵浙江定海。自属风色顺利，行走妥速。其行抵天津后，因贡船笨重，天津内洋水浅不能进口。必须另换驳船方能收泊内洋。前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贡物甚多，辗转起拔，不无尚需时日。臣现又恭录谕旨，行知天津道等随同盐政徵瑞俟该贡使抵津后妥为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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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肯堂回奏说：“英吉利国贡物甚多，臣已饬令所属设法征租所有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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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巴黎。马拉(1)被刺四天后，夏洛特·科黛(2)身穿杀害父母犯的红袍走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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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拉（1743——1793），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杰出革命家。1792年选入巴黎公社和国民议会，很快成为国民议会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1793年7月13日被暗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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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黛，暗杀马拉的女凶手。1793年7月13日，这名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借机进入马拉的房间，把正在沐浴的马拉刺死。科黛当场被捕，并判以绞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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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十章 “英国的名声”（1793年7月19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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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狮子”号在芝罘抛锚。中国领航员以为是庙岛，其实庙岛位于北边更远的地方，这证明了英国人瞧不起他们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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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团下船的时间临近了，马戛尔尼命人向四艘船的全体人员庄严地宣读关于行为准则的通告：“使节团任务的完成全赖能否取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而中国人民对英国的好感则又完全取决于我们在他们面前的言行表现。不幸由于过去在广州的少数英国人的不轨行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国人被视为欧洲人中最坏的民族（……）即使是一名最卑劣的中国人，当他和外国人发生争执时，中国当局也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如果中国人死了，那么中国当局会为他报仇(1)。在广州，一艘英国船的一名炮手因不慎打死了一名中国农民而被判死刑(2)。因此，即使对最贫贱的中国人也必须态度稳重、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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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使要求使团全体成员为“光耀英国的名声”必须表现出有秩序、待人温和与守纪律。如果发生不端行为，他“认为有责任惩办任何违反者”。不仅如此，他“将让中国司法机关处理”。这是一个可怕的威胁！由于他的指示是为了避免他的同胞落到中国司法机关之手，所以万一出事，他会因为不得不这么做而懊悔不已。不过，他的随行人员没有见到这些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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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上岸。一旦上岸，不能离开驻地，尤其是绝对不能做生意。“当谈判进展到使团认为胜券在握时，特使阁下将很乐意取消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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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虽然这次出使完全是为了做生意，但在目的没有达到之前却不得不禁止做生意。这是虚伪吗？不是：就这一点而论，这是对中国人心理的透彻了解。斯当东和巴罗都没有忘了告诉读者，中国人——至少是中国官员——蔑视贸易。巴罗写道：“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斯当东指出：“在中国只有四个阶级：文人以及从中选拔出来的官员、农民、工匠，最后就是处在最底层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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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机密委员会甚至允许马戛尔尼免除“印度斯坦”号指挥官或其他军官的职务，如果他们“违抗特使阁下命令或做生意的话”。马戛尔尼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英国人的名声不好：英国人既是商人又是坏人——不能有比这更坏的名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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