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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被抵制的外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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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代皇帝要求百姓严格遵循孔子的教诲，效仿古人，抵制外国的有害影响。正当欧洲人刚刚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的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布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快发现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了他们的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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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戛尔尼访华，欧洲敲响了他们的大门，把中国卓绝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欧洲人与中国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些发明来自中国。西方人使这些胚芽长了出来，而中国人却任其枯萎。从贸易和相互渗透中，中国较之西方更有利可图。丁维提不无讥讽地说：“中国人总在船头上画两只眼睛。如果问其原委，他们总是回答：如果不画眼睛，船如何辨别航向？”中国人被迷信禁锢，而西方人却从迷信中挣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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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命行将结束之际，马戛尔尼终于找到几位能正视这一差距的对话者。他们完全被吸引住了。“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从他们所作的评论，以及从他们对谈话的感受来看，他们的思想开放使我感到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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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1793年2月1日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还在海上航行：“如今，使气球凌空升起的技术就像驾驭双轮轻便马车一样简单。通过简单的机械操作，哈维斯博士已毫无困难地使死人复活！”特使的想象走在了科学的前面。但确实从1773年起，威廉·哈维斯就证实了人工呼吸的原理，约翰·亨特后来发明了一种专用的器械。确实，法国人雅克·达维埃尔手术治疗白内障和奥地利人贝尔治疗青光眼使眼外科有了长足的进步。面对1783年在巴黎上空、1784年在爱丁堡上空升起，并于1785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气球，怎么能不浮想联翩呢？这种气球马戛尔尼此番带了一个到北京想作表演但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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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对科学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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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试图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使对方受到感受。“总督及其同伴好像从梦幻中走出来。朝廷对我们的发明无动于衷，他们对此不得不表示遗憾。和珅确实不如他们眼界开阔吗？还是因为他处处要受到一种比个人的信念更重要的制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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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向和珅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和珅对此兴趣不大。马戛尔尼感到不悦：“在热河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列举了欧洲学者的几个最新发明，特别提到热气球，我特意带了一个这种气球和一个当场能做示范表演的人来。”他阻止气球升空和其他一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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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马戛尔尼对此感到遗憾。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啻于全中国都知道西方人的优势：简直不堪设想！钱德明神父在1789年肯定地说：“在我有机会在北京谈论过的所有发明中，空中航行引起的反响最小。他们把气球纯粹当作一件新奇的玩意儿。”这是一种人们不想有的好奇性。为什么？19世纪末，严复是这样写的：“圣祖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这种谴责，对于采取鸵鸟政策的乾隆与和珅是完全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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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与长麟几乎同时意识到，中国的发明只不过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产品，而西欧越来越成为科学的产物。当时在广州的一位法国人接着说：“他们的所有技术手段都是通过经验和观察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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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没有认真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书。帕雷宁神父在1740年就提出中国人在科学上落后的原因：“他们缺乏那种叫做‘好奇’的不安心理，而正是这种好奇心使科学大踏步地前进。”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那么，何种需要才能刺激这位写过“天朝无所不有”的乾隆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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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用当时时兴的信仰上的表白对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作了如下的总结：“要阻止知识的进步是徒劳的。人类的智慧不断发展，这是常理所在。一旦攀登上最初几个台阶，这种努力在达到最后一个台阶前是不会停止的。”他的朋友塞缪尔·约翰逊指出：“人的欲望随着他获得的东西而增长，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使他发现他立即就想得到的新鲜事物。”这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还有那些贪得无厌的欲望，天朝的体制对它们一概加以谴责。它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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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能永远忍受这种制度吗？丁维提终于使广州的中国人对他的科学表演产生了兴趣。北京对话者的狭隘、固执曾使他沮丧，现在他重新鼓起了勇气。马戛尔尼想，中国人不会长期任凭压制而不起来反抗的。农民起义频频发生，这难道不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内部燥热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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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幕后的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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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曾多次提到动乱的问题：“在那些众所周知的贫穷省份，尽管政府严密监视，仍有秘密会社，它们总能设法避开政府的警戒。它们秘密集会，唤起人们对失去了的独立的回忆，触痛新近的伤口，考虑报复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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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看得透彻！陪同的中国官员会向英国人透露这些情况吗？当然不会。很显然，这些都是传教士说的。不管怎样，勋爵从中得出了结论，而下个世纪将证实他们十分富于洞察力。这些“秘密社团”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汉族，就煽动他们的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异族人，那么就煽动他们的反汉情绪。这是能避开政权控制的惟一结社形式。对于它的成员来说，这是惟一能推动进步的因素。黑格尔也许会说，这是惟一能摆脱那个既可怖又可敬的父亲的方法，因为在这位父亲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国的历朝以及中国人的集体心灵的特点，因为这位父亲对我们这些西方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意识进行绝对的统治。在这些秘密会社里，个人并不分散无力，而是组织结合在一起，就像杜尔凯姆所证明的那样，组成一个活力远远超过所有分散的个体加起来的总和的心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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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知道，乾隆统治期间叛乱四起。有几次叛乱竟传到传教士和澳门的欧洲人的耳里。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华前几年间，它对此亦有所闻。(5)还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问之后。就是在平息陕西白莲教的叛乱中，我们的朋友王文雄在1800年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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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另一位老朋友梁栋材神父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见证。他抄录并翻译了登载在《京报》上的这份作为例子的陕西总督的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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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通知我，一个邪教派在集合，背诵经文。当地官员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骚乱，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对待。我亲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两千多人，且武装得很好。他们排成战斗行列。两个妇女站在头领的左右两侧。她们头发蓬乱，一手拿剑一手执旗，嘴里念着咒语。这些反叛者作战十分勇猛，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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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战场时，我看到他们的头头躺在地上，一边一个女人。我让人把这些罪人的头割下来，放在笼子里示众。百姓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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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栋材神父悲叹道：去年圣诞节前夕，也是在陕西，天主教会“被当成秘密社团来对待”，并以“夷人会党”定罪。乾隆是不会仔细区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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