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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南方不知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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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行商交谈时，马戛尔尼估计，东印度公司竭力想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开设商埠是非常正确的：“公行的商人们从未去过首都，对于北京就像对威斯敏斯特一样，知之甚少。只有用强制手段或出于强烈的利害动机才能使他们离开故乡。”然而，英国的呢绒并不是在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销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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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的业务范围不超过南京，它把从欧洲买来的大量商品往那里发送，再从那里购进大批运往欧洲的货物。事实上，“南京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左右中国市场的人”都云集在那里。马戛尔尼希望在舟山和宁波开设商埠是有道理的，它们可以打开南京的大门。现在，他猜到为什么获准在那里开设商埠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与惯例相左，而且还会对广州的商人和官吏构成威胁：他们是惟一与西方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他们给南方提供一个有限的出口市场，而不供应北方。然而，就像太监那样，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也不让别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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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广州的公行不但不能发展贸易，而且只能限制贸易。此外，它依赖一群官吏而生存。没有各级官吏的同意，它绝不敢主动做任何事。它不像西方自由商人的行会组织，就如广州官衙也不像任何欧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在欧洲就获得的对一个地方或一种行业实行免税的做法，中国对此一概不知，因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权弄得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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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贸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间才不受约束，才得到发展，才可以算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当帝国统一、官僚政权取胜时，经济受到约束；投资猛跌，商业的盈利首先造成公职人员的腐化——或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进入到官吏等级的行列。在满清时期，行政权和经济权成一整体，被皇权牢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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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推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有影响的商人阶级，那么中英间的困难将会少得多。皇室档案给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政府看到“奸商”自发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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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元旦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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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作为西方元旦的新年礼物，马戛尔尼收到的不是皇帝的一份新诏书，而是12月1日的诏书。这是乾隆同意让人交给特使，以便让他在国王面前替自己解释的。托马斯对这段插曲直言不讳：“1794年元旦。今晨我们获悉皇帝的诏书下了。我们来到住所对面的一个大厅。总督已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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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默默注视着里面放着诏书的黄绸轿子。在乐曲的伴奏下，打着华盖，轿子由士兵护送着抬了进来，大家都跪拜在地上，犹如皇帝在场。“当轿子经过时，我们下跪，低头〔……〕这时总督把诏书交给勋爵，勋爵用得体的礼节接过了诏书。”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马戛尔尼把头朝地上低到什么程度。他做得很得体，得谁的体？孩子谈论这个礼仪时，就像他的长辈谈论人粪一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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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英国读者的角度：特使用英国作者感到最轻松最讨人喜欢的方式描写这些礼节。据他所述，是总督“身着礼服”先来到馆舍，通知他皇帝诏书已到，并“告诉了诏书的内容”。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无非是“皇帝再次表示他对使团感到满意，对英国人有好感，还要对他们表示恩惠和保护”。他提到了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他竭力证实，中国之所以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与中国的习惯做法不相容；他也无权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解释。皇帝的权力是带有宗教性的。神权不容别人去解释，充其量也只能对它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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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使特使可以免遭英国政府的责难。信里对一切都作了解释：为什么出使失败，为什么帝国停滞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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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总督“格外地彬彬有礼”；他宣布“两份告示已经贴出去了，要最严厉地惩处那些损害英国人利益，或渎职使他们受到损失的人”。马戛尔尼不会彻底失败？读者可以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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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坚持不懈地重复他们的话，马戛尔尼则又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固执也不亚于中国人。他确实在广州了解了情况。直到那时，他的情报都来自设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16个月之前发出的指示，而总部的指示是依据七八个月前来自广州的邮件作出的，中间的时差是两年。马戛尔尼后悔在11月20日答应了总督的要求把备忘录交给了他。中国人就抢在他前面了：他们给了些含糊其辞的回答，而他还得准备一份全面的，把今天的情况也包括进去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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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照会概要重述了代理行的要求。它们是：不再对来自澳门的货物多次征税；东印度公司的船可以直驶黄埔港停泊，以避开澳门险滩；为避免争端，要校准衡器；让英国人买块地扩大代理行；英国人不必每次要求专门准许就可以招募搬运工和水手；如果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找总督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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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和一场战争，这份新的陈情书才会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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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佑读，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人都知道他叫潘启官，这是他父亲（1714—1780）用过的名字。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自1793—1808年任广州公行首席行商，死于1821年。——原注。据梁嘉彬所著《广州十三行考》，他的正名为潘致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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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当于1989年的200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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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七十六章 后卫战（1793年12月29日—179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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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晚，人们听说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驶抵澳门，它是6月7日离开英国的。它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华新汉’号把公司的其他船撂在马六甲海峡。‘公主’号被3艘法国军舰劫走了。法舰有两艘分别配备有67门炮和50门炮，另一艘是快速护卫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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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1793年的圣西尔韦斯特节，送来了由“华新汉”号从英国捎来的包裹和信件。这是人们得到的过时7个月之久的有关战争、亲人和家庭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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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3艘被延误了的船开到广州，使本年度东印度公司的所有商船在广州集中。使团一行于12月19日到达广州时，已有5艘船泊在码头；在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则有18艘船在那里抛锚。有几艘船以前去过马尼拉，另有几艘从科洛芒代尔海岸过来。在回国前，它们都在广州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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