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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含糊不清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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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逊介绍环境：“有人以为澳门是一个岛。错了。它与大陆相连。葡萄牙占领的是一块面积不到4海里长、半海里宽的土地。要越境是很危险的。”这一点始终千真万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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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在一块岩石上，房子都为欧洲风格，街道狭窄，顺着山势而上；有几座教堂、修道院，还有市政厅（亦称参议院）、总督官邸和英国洋行。城里有1万中国人，受“皇帝任命的一名官员管理”，还有1000左右葡萄牙人，此外就是各代理行的欧洲人，以及“大量的黑人和亚洲奴隶”。小港防御风浪的条件很好，但码头不能容纳大吨位的船只。一个配备有大量火炮的堡垒俯临全市，可从各个方面防御。“在葡萄牙领土的对面，中国人也建筑了一个堡垒，不让外人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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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的帝国怎么会容忍这个刺激人的瘊子存在呢？葡萄牙的主权并不像在西方大家想象的那样绝对。事情就像马戛尔尼对皇帝行的礼：各执一词。北京可以把澳门视为中国的领土，里斯本同样也可视它为葡萄牙的领土。赫脱南揭开了这种同居的谜。“中国皇帝向葡萄牙人征收高达50万杜卡托的税额。葡萄牙总督应避免得罪中国官员。”安德逊还说：“双方有各自的警察。如果葡萄牙人对其强大邻居的不断侵权表示反对，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赶走。”一旦发生冲突，那些防御工事根本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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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托马斯写道：“我们参观了澳门的参议院。在那里，我们看到几项授予澳门的特权，其文件用中文刻在石头上。”这些授予的特权完全证明了澳门的从属地位；而只用中文刻写这一点就突出了它们同天朝的紧密关系。拉弥额特神父证实了托马斯见解的正确性。“在参议院这幢房子里，我们看见中国官员让人刻在两三块碑上的限制性法令。这与领土赠与的概念完全相反，葡萄牙人不喜欢把它们拿出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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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曾写过：“这些花岗石碑上用中文刻着中国皇帝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人的文件。”全权公使又一次轻信了。而托马斯则再次显出比他生身之父更为精明。当一个葡萄牙人对父亲胡吹北京已同意给葡萄牙的那些虚构的好处时，儿子则一言不发，任其信口雌黄，在一旁辨认刻在碑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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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让葡萄牙人挨饿，中国人自有刁难葡萄牙人的巧妙办法。葡萄牙人派议员到北京“对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捐税表示抗议”。在澳门的中国人决定要“报复这有损天朝的举动”，尽管葡萄牙人并没能得逞。“他们叫人举着偶像，连续3天在街上游行，因为他们知道葡萄牙人对此很反感并因而不再出门。”主教只得“给中国人送上一笔巨款以让他们停止游行”。20世纪末，时逢中国旧历的节日，这种举着偶像游行的长列在澳门和香港仍然可见。人们越是认为中国人西方化，他们对这些节日越重视：这是他们忠于自己身份的方式。西方人现在已对此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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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未发表的文书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葡萄牙人能和中央帝国和睦相处。在中国人面前他们绝不声称主权问题，他们只对欧洲来访者夸夸海口。他们顺从地叩头，从不表示厌恶。他们一个世纪派出两至三个使团，他们交纳数额很大的税款并为朝廷尽力效劳。“西洋夷人在澳门居住始自前明，迄今200余年，该夷等在彼生长居聚竟成乐土。国朝教化涵濡不殊天帱地载，我皇上深仁丕显，泽及彼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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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夷人已经渐渐受到了文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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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英国人则顽固地停留在生番的位置上不动。因此，当他们企图取代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时，天朝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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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葡萄牙人奇怪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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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澳门是一个必然的基地，也是引起强烈嫉妒的对象。为什么不是他们呢？为什么是这些不能从如此有利的地位中捞到好处的葡萄牙占领者呢？唉！要是他们处在葡萄牙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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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摸一份好处了。荷兰、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代理行都远远不能与他们相比。赫脱南指出：“英国人比别国人多得多，而且也比别国人富得多。他们住在向葡萄牙人租来的大房子里，建筑风格和室内陈设都合着他们的口味。”葡萄牙人“非常懒惰”，“根本不想寻找新的财源，因此，所有人都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英国人之间还悄悄地说：这些人不知羞耻，让他们的妻子去卖淫。“因为穷极潦倒，他们便嫉妒别人，尤其是英国人。主教和教士视他们为最可恶的异端分子，并十分憎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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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民族的命运是多么不可理解！在15、16世纪时它是那么引人注目、那么到处侵略，而它的衰落又是那么彻底，连在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在宗主国的领土上都被殖民化了……并非只有英国人才明白澳门代表一种被错过的机会。一位法国观察家说：“如果澳门从属于一个活跃的、灵巧的民族，它可以很快达到高度繁荣。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吸引大宗贸易。”难道大家不认为在读一篇对未来香港的描写文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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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澳门最取得成功的是中国人。外国客商，特别是英国商人花费的巨额款项都到了中国人的腰包里，因为一旦各自独立，他们就是最勤劳、最会模仿、最善于适应而且是效率最高的人。他们什么都制造，而欧洲人向他们买所有的东西。在爪哇，英国人已注意到中国人充满了活力，并已把荷兰人淹没。“他们建造所有的房子；对于他们，只要能赚钱，就没有费力低贱的活儿。他们是洋人惟一的仆人，因为葡萄牙人只有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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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国际性城市的情况真是惊人：贫穷使葡萄牙人处于社会的边缘，而英国人则由于财富也处于社会的边缘，其他的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圈子里。中国人想方设法搞钱，当然那是在他们自己家里；然而，只要他们不在自己人中间，只要能避开天朝官僚的严格控制，那么他们就能更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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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天朝很难容忍他们这样做，就像乾隆不能容忍巴达维亚的中国人一样。容忍那些专靠与夷商贸易为生并受到后者影响而玷污自己的人？呸！“在澳门的中国人是这民族中最卑劣的一部分；我想说的是那些该民族都不把他们计算在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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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和传教基地相安无事。传教工作在澳门由一位常驻官员负责。他是意大利人，“他把收到的钱转交给在中国各省的传教士，把中国修道院的修士送到意大利学习，把那些刚学成回国的新传教士安排到各自的教区。”做起来可不如说说容易了，拉弥额特和汉纳神父就是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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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要去参观圣约瑟夫修道院。(4)他的大朋友李雅谷先生1773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正好是他去那不勒斯前。斯当东是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觅到他的。英国人建议他去英国谋得一个职位：他们能给一个中国人的报酬还有比请他与他们一起生活更高的吗？“虽然他对与我们分离表示遗憾，但他宁愿在其出生的故土终其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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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谷继续从事传播福音。直至1802年，他都有书信给他的故旧。他在一封发自陕西的信中说：“由于湖广(5)、陕西和四川诸省日益蔓延的叛乱，从这里到澳门的路几乎无法通过。”他像众多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成了叛乱的受害者吗？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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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天主教”城市与“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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