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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六部分 马戛尔尼之后的一系列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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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往往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重要。有些好像是偶然的、个人的、某些特殊利益或外界因素导致的事情，实际上却有着远为深刻的根源和更为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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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佐，18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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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谁输了就倒霉！在这场争斗中，必然会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这种兄弟残杀的斗争是对一切道德的基础——团结——的接连不断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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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巴枯宁，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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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领土主要是指从那些和我们人种不同，鼻子比我们扁平的人那里掠夺土地；当我们仔细考虑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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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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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八十一章 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1)（1794年—18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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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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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斯当东，18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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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避开了法国的大炮。回英国后，他就得面临骄傲好胜的个性使他更为害怕的东西：严厉的批评。它的秘密未能保守住。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都在热情地注视着这一史无前例的冒险。使团失败的消息在船队之前就已在英国不胫而走。直至1794年6月，伦敦的报刊还在发表落后了9至10个月的有利于使团的消息。《绅士报》得意地描写着使团受到的豪华与热情的接待。但是，马戛尔尼1793年11月通过马金托什从杭州带的快件1794年7月到了伦敦。另外，有一些来自广州的商船也到了，它们带来的消息在欧洲迅速传开。是官方渠道走漏了风声，还是半官方渠道无法控制造成的呢？英国是一个新闻自由和有透明度的国家，英国从报刊上零零星星地什么都能知道：由叩头引起的摩擦，不让传教士自由会见英国人，从北京仓促动身，大使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绝；就是《绅士报》也用大标题突出了使团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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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一位风流的读者在这份报上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向可悲的清朝提出的建议中是否有英国妇女可以在我们的海外办事处居住，或者我们驻中国的办事人员应该发誓坚守贞洁呢？欧洲妇女应该不再买中国的丝绸、磁器和茶叶，直至满清皇帝撤销使她们不幸的禁令为止。”这是有关女士们名誉的大事。抵制还用抵制治。这就是以商业报复形式出现的《莉西斯特拉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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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给尖锐批评马戛尔尼定下了调子：“使团的准备工作最多也只能吸引一位印度王子或非洲小国王。”可能这位记者仍然还相信“中国的优越”：“如果真想让中国赞叹不已，应该准备得更为充分些。”虽然大家指责政府和使节，但更多的是批评中国。爱国的反应甚嚣尘上。但这种反应又是模棱两可的：大家责怪政府使民族遭到了无法接受的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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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很快就发表了，但这之前伦敦沙龙里所讲的故事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大受影响。哲学家的吹嘘筑起的烟幕从20年以来越来越淡了，现在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殆尽。马戛尔尼的远征应该产生强烈的印象，并应通过一切和平的手段说明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由于这次使命失败，它将使人看清真相，并为下一世纪的武装对抗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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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烟幕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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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邪的流言使官方人士处境困难。他们既无法把一切秘而不言，又无法把一切公诸于众。在日记中，马戛尔尼经常写得十分明确——但他不想把它发表。他也不想发表他的《报告》，尽管没有一个国家有人写过比这更有真知灼见的有关中国的感想。他知道那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把他打倒在地：这既是一种诊断，又是一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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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取得了圣·詹姆斯宫廷(3)的同意，请斯当东公布一种既可信又保留英国面子的说法。这样在1797年就出版了《英王陛下遗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4)。这一官方历史并不想隐瞒失败的事实，而只想消除人们的怀疑：英国外交官并没有犯错误致使中国人那样无礼。它也想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英国遭到了羞辱而毫无反应：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要说他撒谎还不如说他隐蔽了某些事实，并仍然不时地让古老的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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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审慎的措施是：不要让中国人知道英国人改变了看法，已不再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来看待中国了。这同耶稣会教士的处境相同：英国人在整个18世纪作了不少努力，这次远征更为突出，所以他们的使节为了不把一切都弄糟而不能什么都说出来。外交上的考虑使他让自己的副手在介绍中华帝国时描绘的景象不能全部离开原先的神话，但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来消除这种神话，这样，英国使团所反映的对中国的看法预示着西方在19世纪对中国的态度。马戛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它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结束了一个世纪来的外交与商业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修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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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使团所揭露的事实并不完全是个晴天霹雳。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并不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或耶稣会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孟德斯鸠就不愿随波逐流，陷入这种盲目的崇拜。勒让蒂伊从1731年起发表了《环球记游》，他一下子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海军上将安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第一个主张炮舰政策：这发生在1743年，即鸦片战争之前整整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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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的西方人质太多了，有传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业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让公众舆论（或公布的舆论）小心谨慎些。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的个人信件或私下评论把不应说的在广州发生的事——已遭到或担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诉了伦敦。尽管如此，公司考虑的是不要妨碍正常的经商活动；它怕得罪中国人，失去它在那里仅有的一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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