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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无法愈合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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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雨果把圆明园说得过于富丽堂皇，把西方的罪责都推到小拿破仑的身上，夸大了“白人的哭泣声”。罗马遭笃信天主教的查理五世的洗劫，路易十四蹂躏过巴拉提内特，无数的战争中发生过无数这类勒索事件，中国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但雨果却完全意识到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上这次创伤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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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的胜利后，又在北京签订了第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又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西方炮舰可以沿长江而上1000公里。最后，最令人痛苦的一项条款里互相交换常驻代表。叩头就完了！在马戛尔尼提出要求后只用了67年时间，他们就同意了遵守国际惯例。西方人不再是“纳贡的夷人”，并将派外交使团到为此而设立的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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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一开始就支配中外关系的不平等就取消了。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些用武力强加的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呢？哪个条约不是不平等的呢？在西方人的思想里，条约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而用一种持久的权利状态来替代，它制止了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破坏性逻辑而回复到建立平等关系的和平逻辑；相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与属国之间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感到的不平等就是人家把平等强加给他们。命定的附庸同合法的君主平起平坐，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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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使中国人的思想难以接受，所以久久不能得到实施。它弄乱了一切对生活的看法。它把理性强加给了中国人。它让中国人放弃了造成幻觉的思想。但它又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受到了伤害——就像一个小朋友想用拳头告诉一个性格孤独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人那样，中国人只有通过起义、仇外以及内战才能治愈他们受到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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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姆士·布鲁斯·额尔金，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其父正是那位制定并实施掠夺雅典废墟，特别是在巴台农神庙的断墙残垣里发现了珍贵文物的英国驻土耳其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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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第八十八章 内破裂（1850年—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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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不仅由于外来的打击而遭到了动摇，它在满清王朝无法再平衡的民族主义反应的压力下从内部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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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内侮辱中国人，外夷证明了“天命”已不再授予这王朝。马戛尔尼谈到秘密会社策动的叛乱。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在1850年，它的规模空前壮大，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它特别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具有时代特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开始借助西方的武器——为了更好地同西方作斗争。这次起义的领袖是广东的一个年轻农民洪秀全，他在广州曾同欧洲人有过往来。他从这些接触中记住了两件事情：西方的技术优势和对基督教新教的一些初步概念。尽管方式简单并带有空想的性质，他是把西方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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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子”；他的信徒组成了“拜上帝会”，每月祷告两次，遵守十诫，禁止酗酒、吸烟、抽鸦片和赌博。他们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均分土地。因为他们反复提出后一个口号，便成了毛的先驱。他们关注由于19世纪人口爆炸加上社会保守所引起的农民日益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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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洪自封皇帝，称为“天王”。数百万与满清王朝敌对的中国人追随他。1853年，他攻占了南京。自封的皇帝很快就控制了18个省份中的11个。但他的力量却分裂了。在进攻上海时，他遇到了劲敌：西方人从1861年起向满清王朝提供了武器弹药、顾问与雇佣军，以把清朝从太平军手中解救出来。他们的军事机器把原已被内讧削弱了的人民起义军的进攻粉碎了。“天王”服毒自尽，人们把他碎尸万段。在起义导致的2000万死者中又增加了一名新的殉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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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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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也是咸丰皇帝死的一年。他的儿子，4岁的同治即位。但同治的母亲、贵妃慈禧将在半个世纪里掌权。她聪明，但毫无顾忌，并与乾隆或嘉庆一样坚信满人优于汉人，汉人优于西方人——就像坚信儒家的思想永远适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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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切已不同于以前了。她也极力要重视军队，建设军火库与轮船，反对腐败，使用西方科技教材和鼓励外语教学。只是她不准备触动体制。这些权宜之计既不能恢复儒家权威，也不能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孔夫子自己就说过：“朽木不可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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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天朝官僚制度既挫败了太平军，也挫败了改良派。农民起义尽管没有推翻帝国的统治，但已威胁到官僚—文人—地主集团的利益。接受改革就会让位给已经初露锋芒的新的精英：作为西方人中介的“买办”商人以及1895年到1900年的改革中产生的军人，黄埔军校未来的学生，其中有在日本培养的蒋介石或从法国回国的周恩来。因此要打击一切变动的事物，但又不能就此平息起义的旋风。掌权的官僚阶级还将顽固地生活在梦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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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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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夷却在继续瓜分中华帝国：1885年法国从他手中夺去了安南，1886年英国夺走了缅甸。7年之后的中日战争更使中国无地自容。那些被称为“矮子”的人(1)从中国汲取了他们文化中的精华，现在却反过来战胜了这个国家。朝鲜成了中国这个理论上的宗主国和靠着迅速现代化而想成为实际上的宗主国的日本之间不和的原因。1894年9月17日，日本人在鸭绿江口击沉击退了中国的舰队。他们进入清王朝的本土满洲里不到一年后，中国不得不求和。“瓜分”在继续下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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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前夕，一艘英国通信舰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带给已成为他敌人的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中国统带丁汝昌。这封军人之间的信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日中两国在“剧变的世界”里的反差。这份罕为人知的文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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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你们指定某人担任一项职务时只考虑他的文学知识。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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