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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选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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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拒绝了本来可以使它进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贸易协定。但它无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费的诱惑。这下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贸易和工业大国而是作为毒品的消费者进入到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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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1793年拒绝开放，这就注定了它要遭受以后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国的协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吗？决定论者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当我们研究前100年里俄国发生的事情或后100年里日本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民族如果领导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并投入进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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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年，彼得大帝在亚速城墙下久攻不下，无法击败土耳其人时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他决定自己去西方（法国、荷兰、英国）寻找自己缺少的改革办法和技术人员。这位最为专横的暴君在1697年至1698年的出访中竟成了一位谦逊的取经者。回国后，他让贵族与僧侣束手就范，剪去了领导阶层的胡子，缩短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学习西方，改革军队与税制，设政府各部与上议院，发展教育，采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并建起了无数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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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年他死时遭人憎恶，但他已推动了俄罗斯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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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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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这又一次说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文化的撞击中汲取教训并跨越几个世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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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来都“从中国取得智慧”。17世纪中期，它专横地拒绝一切外国影响的传入，同世界的惟一接触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兰船在长崎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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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即马戛尔尼来华后60年，美国分遣舰队指挥官佩里强行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交给日本政府一份照会。6个月后他又来等待答复：1854年3月，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把它的两个港口全年向西方船只开放。1895年，它的舰队与陆军击败了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这支军队又在远东的陆地与海上消灭了俄国军队。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从孤立中走了出来，昂首阔步地进入到列强的队伍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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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曾同西方谈判过，但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并赶上它，他们装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过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击唤醒了他们。经过几年的犹豫，他们向西方最先进的国家派出了使团。日本借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法国式的民法与刑法，法国宪兵，普鲁士的军队，特别是在经过一个阶段的统制经济后，又学习了英国式的企业、自由贸易、港口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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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学习西方呢？可能是。中国人坚信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日本人在许多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个性。从参考中国到参考西方，他们只是改变了学习的模式。他们懂得他们应该仿效别人，否则就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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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朝并不准备去冒这种前途未卜的危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洋务运动借鉴了同明治一样的原则。但从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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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之后一位中国文人曾说：“日本人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然而他们仍钻研西学，虽痛心疾首而坚韧不拔。他们深知若不学则无以救国。”严复还哀叹“中国的心志习俗皆不识历史之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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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变化着，它想把中国带入自己的圈子；它将会以越来越迫切的方式让中国明白这一点。但中国应该在思想上来个变化，而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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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那喀索斯(11)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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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才习惯了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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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93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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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消灭了“四人帮”，并对毛泽东的遗产提出异议后才能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开始修正。官方历史学界过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择精神来重新观察(12)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还继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们批评贸易自由，批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系统，即开放世界的系统。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像乾隆与慈禧一样拒绝全球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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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真变了吗？或者历史又在北京重演？马克思主义同清王朝一样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但两者都同样促进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因为在乾隆及其继承者的拒绝中，我们不能忘记时机的作用。当西方敲响中国的大门时，看守这个国家的竟然是一位满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汉化时正是想巩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闭关锁国的反应由于这个来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为强烈了。在对外关门的同时，还要保证这个一成不变的体制能幸存下去：中国人的骄傲同满清政权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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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外族或国际主义者）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无论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还是一再迫害外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以免败坏中国民风；无论是慈禧太后在中国被日本挫败之后高喊“谁知倭贼竟敢犯我？”还是毛泽东在俄国专家撤走后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国的力量看成是纸老虎，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可以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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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对中国自身，对这惟一的自给自足体系表现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会像1912年革命时那位一度亲英的奇才一样宣称：“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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