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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二 已刊档案文献集（含非正式出版物） [:170290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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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三 专著和论文集 [:17029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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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四 论文 [:170290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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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五 回忆录和日记 [:17029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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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六 采访记录 [:170290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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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七 报刊 [:170290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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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录二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170290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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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后记 [:170290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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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 [:170290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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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版权页 [:170290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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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封底 [:170290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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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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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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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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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见证与反思——写在《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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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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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面前的这两部书稿，讲的是自二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故事。对于这段令人难忘并引人深思的历史，一直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的各国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而这两部书稿反映的就是中国学者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而提交的研究成果，也是我所看到的对于中苏关系历史最为细腻和深入的描述。几个月来，翻阅着长达150万字的鸿篇巨制，我不禁浮想联翩，因为书中所述与我前半生的经历有着太多的、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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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道：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此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新中国将坚定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到1950年初，新中国与苏联签订新的条约，正式确立了同盟关系。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共新政权迈出的每一个步子，几乎都带有苏联的色彩。但是盛极而衰，中苏同盟到60年代末最终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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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的这种状况，曾经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并且促使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从而成为制约国际冷战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中苏关系不仅是中国外交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国际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认真回顾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运行的轨迹，反思导致中苏反目成仇的内在原因，客观评估其中的是非曲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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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学业是俄文专业，加之出身革命家庭，所以从参加工作起就同苏联人打交道，1957年初又奉调担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1966年中办翻译组解散，随后不久，我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的反苏高潮中接受审查并入狱。至此，我从事对苏翻译工作近二十年，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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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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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从“蜜月”到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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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结盟、共度“蜜月”、产生分歧的道路上携手前进。我作为国家有关部门、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亲身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进行帮助、中国向苏联学习时的兄弟情谊，也体验了这对兄弟龃龉、嫌隙发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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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末，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那时，苏联工会代表团正应全总的邀请来华介绍他们的工会工作经验，同时指导中国工会开展工作。12月底我到全总正式报到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苏联工会代表团讲师组在天津干校授课当翻译。50年代初，全总不仅每年都请苏联总工会派专家到全总机关担任顾问或到干校任教，帮助培训各种专业的工会干部，而且国际活动很频繁，包括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参加苏联、东欧国家工会代表大会，组织相互交流等。我作为俄文翻译，曾陪工会领导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访问。记得我第一次出国，是1951年11月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因正赶上十月革命节，我们应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国庆酒会。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联外交官很傲慢。有一位苏联官员走过来，我就说：“为中苏友谊干杯！”可他的反应却是用怀疑的语调说：“为友谊？友谊要用酒精来考验？”这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到中办翻译组工作后才知道，那时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欧洲出了个南斯拉夫铁托，斯大林有段时间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斯大林才逐渐相信中共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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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总工作期间，我除担任全总国际活动的俄文翻译，还被借调参加了中苏两党、两国间一些重大活动的翻译工作，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出席。9月30日出发前，代表团在讨论任务时，毛泽东请刘少奇利用这次机会，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政方针问题向斯大林请教，听听他的意见；同时了解和研究苏共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代表的产生、会议的筹备、会议的程序、新闻报道以及如何安排外国代表团的活动等。这次随团的主要翻译是师哲，给刘少奇和王光美当翻译的林莉感到任务重，一人无法应付，提出调我一起去做翻译。这样我就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去了苏联。虽然我没有参加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所进行的正式活动，但是能了解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情况，并感受到了那种中苏友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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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厅举行。8日，刘少奇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祝词。刘少奇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了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运用苏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次日，《真理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刘少奇祝词的消息。24日和28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两次会谈，由师哲担任翻译。斯大林同刘少奇的会谈主要涉及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组建一党政府等问题。会谈后，刘少奇即将谈话内容电报毛主席、党中央。党中央、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建议十分重视，研究并部署了制订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5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人。这样就完成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但是，中共中央没有采纳斯大林1952年10月同刘少奇会谈时提出的在中国建立一党政府的建议，这应该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立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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