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233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21]

170289233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从“蜜月”到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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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33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结盟、共度“蜜月”、产生分歧的道路上携手前进。我作为国家有关部门、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亲身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进行帮助、中国向苏联学习时的兄弟情谊，也体验了这对兄弟龃龉、嫌隙发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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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35 1949年末，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那时，苏联工会代表团正应全总的邀请来华介绍他们的工会工作经验，同时指导中国工会开展工作。12月底我到全总正式报到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苏联工会代表团讲师组在天津干校授课当翻译。50年代初，全总不仅每年都请苏联总工会派专家到全总机关担任顾问或到干校任教，帮助培训各种专业的工会干部，而且国际活动很频繁，包括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参加苏联、东欧国家工会代表大会，组织相互交流等。我作为俄文翻译，曾陪工会领导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访问。记得我第一次出国，是1951年11月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因正赶上十月革命节，我们应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国庆酒会。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联外交官很傲慢。有一位苏联官员走过来，我就说：“为中苏友谊干杯！”可他的反应却是用怀疑的语调说：“为友谊？友谊要用酒精来考验？”这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到中办翻译组工作后才知道，那时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欧洲出了个南斯拉夫铁托，斯大林有段时间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斯大林才逐渐相信中共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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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37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除担任全总国际活动的俄文翻译，还被借调参加了中苏两党、两国间一些重大活动的翻译工作，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出席。9月30日出发前，代表团在讨论任务时，毛泽东请刘少奇利用这次机会，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政方针问题向斯大林请教，听听他的意见；同时了解和研究苏共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代表的产生、会议的筹备、会议的程序、新闻报道以及如何安排外国代表团的活动等。这次随团的主要翻译是师哲，给刘少奇和王光美当翻译的林莉感到任务重，一人无法应付，提出调我一起去做翻译。这样我就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去了苏联。虽然我没有参加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所进行的正式活动，但是能了解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情况，并感受到了那种中苏友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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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39 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厅举行。8日，刘少奇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祝词。刘少奇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了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运用苏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次日，《真理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刘少奇祝词的消息。24日和28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两次会谈，由师哲担任翻译。斯大林同刘少奇的会谈主要涉及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组建一党政府等问题。会谈后，刘少奇即将谈话内容电报毛主席、党中央。党中央、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建议十分重视，研究并部署了制订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5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人。这样就完成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但是，中共中央没有采纳斯大林1952年10月同刘少奇会谈时提出的在中国建立一党政府的建议，这应该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立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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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41 苏共十九大结束后，我陪同陈毅夫妇和饶漱石夫妇去高加索的著名疗养地——矿泉城疗养。其间，我跟随饶漱石考察了莫斯科市的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主要是工厂，如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在莫斯科，我们还碰到了由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他们是来同苏联政府商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政府援华建设项目的。我回国后，在帮助饶漱石整理访苏考察报告的过程中，正好经历了斯大林1953年3月5日逝世的事。当时好多老中医纷纷写信给中央献方献策，想挽救他的生命。后来电台广播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不仅是中央领导，就连我们一般干部也都陷于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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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43 1954年8月，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我随全总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9月，全总领导为进一步学习苏联工会经验，提高各级工会领导干部的水平，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苏联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派出了一个由49人组成的领导干部学习考察团到苏联学习考察，我担任翻译组组长。考察团在苏联着重学习了苏联的工会建设和劳动经济等课程。1955年新年后，考察团结束学校学习，分组赴基层考察。我随一个组到乌克兰重工业基地德涅泊尔彼得罗夫斯克市的钢铁联合工厂，考察那里的基层工会工作经验。这次的苏联之行，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际工作考察，收获很大。回国后，我们在此基础上编写并出版了两本书，即《苏联工会建设讲义》和《劳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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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45 在苏联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1955年夏，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等问题上大反“右倾保守”后，急于求成的冒进之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及各经济领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压缩过高指标的指示精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主持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订工作。1956年6月，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拟就“二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不知经过谁的推荐，国家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李富春当翻译。6月19日，我们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飞莫斯科。这次中苏双方的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组会谈计划和项目，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国家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平时我只负责李富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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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47 就我当时的了解，苏联方面认为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等表示疑虑，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苏援项目，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236个调整为217个。对于苏方的意见，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有道理的，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等，与我们前一段已发现的问题相一致或相似，这些问题我们此前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我们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作用。李富春认为，除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是要降低，要少定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陷于被动。李富春对中苏双方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苏联方面的意见，有益于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次出访前后两个半月，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令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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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49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不久，这个秘密报告从波兰泄露出去，在西方报刊上全文披露，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这个秘密报告，推波助澜，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这年的10月又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1月，全国人大借调我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六国。行前，中央给代表团增加的一项任务就是，多做工作，促进东欧局势稳定，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1月15日至12月2日，在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彭真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讲话，充分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及成就、中苏两国团结合作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大意义；在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正确评价斯大林等重大问题上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观点；强调协商解决兄弟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纠纷。11月28日，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苏中两国人民友谊晚会，彭真参加晚会并讲话。他谈道，我们应该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来保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同时也指出，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永远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纷争，但是纵然发生了纷争，也是应该和完全可以协商解决的。此后在12月末至翌年初对其他五个国家的访问中，彭真一再向五国领导人谈中国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维护、加强和发展中苏团结合作的愿望及决心，实际也是帮助赫鲁晓夫做稳定东欧局势的工作。1957年1月31日，彭真率团结束访问南斯拉夫后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当天晚上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单独会见了彭真。彭真介绍了访问东欧各国的情况，说形势很好，局势已经稳定。赫鲁晓夫表示：东欧局势能这么快恢复稳定，这与中国共产党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分不开，中国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苏联同志对此表示敬意。在谈到斯大林时，赫鲁晓夫评价的基调与不久前在欢迎为斡旋波匈事件来苏的周恩来时的讲话全然不同了，还是全盘否定。彭真则应对说：对像斯大林这样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我党历来主张要慎重，要坚持全面历史地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棍子打死。那样既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双方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但那时中苏两党都有团结的强烈愿望，所以遇到无法一致的问题时，常常是各自少说几句，保留观点即可，并不强求统一。2月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真出访苏东六国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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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51 1957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结束在全国总工会的七年工作，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那时中办翻译组刚刚成立，由朱瑞真、赵仲元和我三人组成，我任组长。翻译组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在编制上隶属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办副主任李颉伯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具体地说，就是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担任口头翻译。过去这部分工作由师哲担任，现在这副担子放在你们肩上了，担子不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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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53 从1957年开始，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相互通报的事情、来往的信函逐渐增多，双方领导人互访活动也增多了，我们翻译组的任务十分繁重。翻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函，是我们翻译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当苏联驻华使馆转来苏共中央的来信时，我们基本都是连夜译成中文，送杨尚昆审批后，黎明前交到中办机要室突击打印，于上午9点前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办公室。我们翻译组还参加了中共中央重要会议文件的翻译工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翻译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情景。当时我们就“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一词的翻译问题，向王稼祥和师哲请教。师哲说，苏共二十大后，他曾就此问题请示过刘少奇，少奇同志说，“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不过也有一些翻译仍然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于是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说法并存的局面。一般说来，5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大使请求接见时，大都由毛泽东接见。1956年以后，毛泽东有时接见，有时委托刘少奇或周恩来接见。每次中央领导接见苏联使节都由我们翻译组的同志担任翻译和记录。总之，我从此开始接触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核心文件，更多地近距离体验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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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55 为了继续平息波匈事件的余波，促进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发展，中苏双方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的邀请访问中国，既是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也是对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苏联的回访，以显示中苏两国的平等地位，“不是中国国家元首总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到中国来”。这样，伏罗希洛夫率团于1957年4月至5月访问了中国。这次的接待，经请示，我们请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担任主要翻译。我当时除分工负责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的在华生活外，还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为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一直由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陪同；他每到一地都出现万人空巷的动人场面，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展现了当年中苏友好深入人心的画卷。记得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席间，毛泽东热情称颂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说：“你这样颂扬我，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啊？！”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个人崇拜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就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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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57 5月25日晚，毛泽东邀请伏罗希洛夫等人到他家里共进晚餐。席间双方就中国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问题交换了意见。伏罗希洛夫问，中国朋友对目前在国内广泛开展的针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运动有没有任何担心和怀疑？毛泽东听后同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商量后，坚定地说没有任何担心和怀疑。毛泽东说，在中国完全没有可能重演匈牙利事件。我们这里不会出纳吉。毛泽东并请伏罗希洛夫转告苏共中央，在中国开展的思想运动是有可靠的基础的，完全有保证顺利地完成这场运动。次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启程回国，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各界代表和数千名群众到机场送行。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隆重的欢送仪式上致词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密地联结在一起。27日，伏罗希洛夫率团回到莫斯科后，莫斯科举行了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伏罗希洛夫发表讲话说，他在中国看到人民政权取得的实际成果。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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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59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我和中办翻译组的同志参加了出访前期的准备工作，并随团赴莫斯科参与了翻译工作。苏联方面极其重视毛泽东的这次来访，与中方“打前站”的同志一起，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住房，如将钢丝床换成木板床，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蹲式马桶等。赫鲁晓夫曾亲自到克里姆林宫检查为毛泽东准备的起居室，看到那张硕大的木板床、薄薄的被褥，他评价说：“丛林里来的战士。”看到卫生间那个改装后的马桶，又不解地摇摇头说：“难道蹲着大便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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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61 到莫斯科之后，毛泽东除了参加一些礼节性的正式活动，如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11月7日的红场观礼等以外，还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多次会谈，并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国际共运中的迫切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间，毛泽东最为关心的还是会议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内容。在他的主持下，胡乔木等人紧张地进行了《宣言》草案的修改工作。经与苏方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共识，并对全部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宣言》最终按中共的要求，在谈及“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问题。苏共还提议，文件草案应以苏共和中共两党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会议。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对这一提法，波兰代表团表示反对，给我印象很深。为此，毛泽东先后四次会见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做通了他的工作。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阐明了他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国际共运的团结、正确区分敌我矛盾等问题的观点，并对《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表示赞同。总之，针对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思想混乱的状态，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力争统一认识，使得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以求一致对付西方的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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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63 11月19日，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宣告结束。这次大会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协商解决分歧之先河，这在斯大林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很满意。这次莫斯科会议可以说是中苏友好达到了顶峰。然而短短一年之后，两党的蜜月期就结束了，中苏关系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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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65 莫斯科会议结束到1958年中期的一段时间，中苏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中国完全赞成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支持赫鲁晓夫建立“卢布区”，与“美元区”对抗的思想；应邀派代表参加经互会成员国会议；同意苏共中央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立场，参与苏共发起的批南运动等。正是在这样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苏联向中国提出了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引起了中苏关系中的第一场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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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67 1958年7月21日晚九十点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拜见毛泽东，我奉命赶赴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做翻译工作。尤金说，他回国休假返回北京前，赫鲁晓夫委托他向毛泽东转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几点意见，其中一个是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我把这段话翻译完后，毛泽东诧异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接着问道：“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毛泽东这里所讲的搞合作社，指的是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订立新的中苏条约时，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四个合营公司。毛泽东把这些合营公司叫做“合作社”。尤金说，没有决定，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毛泽东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尤金说，他感觉到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他又说，他们只是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这个问题不做决定，明天再谈。尤金走后，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半天没说话。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前，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游泳池开会。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撤销海军提出的请苏联帮助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同尤金的第二次谈话开始后，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谈了三个多小时，加上我翻译的时间，整个谈话持续了五个小时。谈话过程中气氛紧张，尤金满脸通红，不断擦汗，再三解释，也说不清楚到底赫鲁晓夫是不是要搞共同舰队。毛泽东对尤金说，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直接谈，或者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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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69 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决定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7月31日下午，赫鲁晓夫乘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当日，毛泽东就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李越然和我担任翻译。不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料，赫鲁晓夫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尤金身上，说尤金没有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意思，苏共中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从来没有考虑过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8月1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二次会谈前，突然对李越然说：“小阎不怕洋人，你是不是有些顾虑？”我们顿时紧张起来。我连忙对毛泽东说：“小李翻得很好，准确，流畅，理直气壮。”随后，我提醒李越然，在翻译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相互称呼时，毛泽东说“你”“赫鲁晓夫”，我们就直接照译，不要译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就是不要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一般情况下，用对方的名字和父名来称呼，是表示亲切和尊重，这在双方争执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对这次会谈中，有一段话我记得比较清楚，毛泽东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赫鲁晓夫听后面无表情，他对此怎么想的不得而知。翌日和8月3日，毛泽东又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两次会谈。最后，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党会谈公报。公报指出：中苏两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就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8月4日，赫鲁晓夫结束访华，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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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71 赫鲁晓夫的这次访华并没有使中苏关系恢复旧好。相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吵架，面对面地抗衡，虽然在赫鲁晓夫矢口否认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并把责任推给尤金的情况下，裂痕最终表面上得以弥合，会谈公报上再次大字书写“完全一致”，但是实际上中苏关系从此迈过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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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73 事隔不久，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这一举措使赫鲁晓夫火冒三丈，认为毛泽东在半个多月前的会晤中对此事只字不提，口口声声说是“以苏联为首”，却对这样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简直是要把苏联拖下水！为了搞清楚中国炮击金门的意图，赫鲁晓夫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于9月6日来华了解情况。我作为翻译参加了当日下午周恩来与葛罗米柯的会见，以及当晚毛泽东对葛罗米柯的接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既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马祖登陆，我们就是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的气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则对葛罗米柯说，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点请告诉赫鲁晓夫。这样，赫鲁晓夫在摸清了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后，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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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75 炮击金门进一步增强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同中国保持距离以至分道扬镳的决心日趋坚定。面对中国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由不赞成的“沉默”，转向公开的批评和指责。由此，赫鲁晓夫被划入反对总路线的反对派的行列，毛泽东一再表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是怀疑的。这一点成了中苏分歧日趋公开化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从1958年起，开始走向不和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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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77 在中国“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设想的刺激下，赫鲁晓夫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着手搞了一个苏联版的“洋跃进”计划。1959年1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这个1959年至1965年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我和赵仲元、李越然等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代表团出发的前夕，1959年1月23日傍晚，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转交苏共中央的信件。当晚8时，邓小平、杨尚昆接见了安东诺夫，我和朱瑞真担任翻译。安东诺夫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打算在即将召开的二十一大上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信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发展了、壮大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用这种提法在当前已经不能充分地反映客观的事态。”邓小平当场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这个提法。当天夜间12时，杨尚昆给毛泽东读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这一情况进行了讨论。2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向苏方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说：在现在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是自觉的，莫斯科会议也写进去了，这个武器不能取消，否则就等于把“刀子”交给别人，让他们搞我们。第二天下午，赫鲁晓夫同周恩来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告诉周恩来：苏共中央已考虑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有关词句做了修改。但他仍然认为“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困难，改变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团结群众同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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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379 1月27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只是对此做了委婉的说明。赫鲁晓夫进一步解释说：“必须着重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党。苏联也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引起中共代表团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谈的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理论问题，听起来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对此，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研究后决定，在向苏共二十一大的致词中，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运动，以及争取15至20年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会上，尽管赫鲁晓夫十分清楚周恩来致词中的部分内容是对他报告中的有关认识的反驳，仍然与周恩来热烈握手，互相拥抱。双方实际已貌合神离，只是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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