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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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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作为观察员率团出席会议，我当时是随团翻译。在这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时苏共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发出“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从1958年夏天中苏闹不和之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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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1月13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苏联将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的行动。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在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康生的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贯破坏普遍裁军，不会放弃军备竞赛政策。因此，争取普遍裁军，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特别是讲话稿中声明：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家关系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排斥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国的正式参加及其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有任何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国内发言的时间、有什么改动，国内再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这个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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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开始时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当日，康生在会上做了发言。康生讲话中的上述声明，实际惹恼了赫鲁晓夫。于是，在苏联政府于当晚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两杯酒后开始骂人，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他说：“有人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着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能以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竟然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说：“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老套鞋，只能把它放到墙角去。”他还声称：“过去我们是站在一条腿上，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是站在两条腿上，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更为严重的是，苏共中央领导人在2月5日会见中国观察员代表团时，对康生在会上的发言表示不满后，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全面攻击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说中共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中印边境事件，搞冒险主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指责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发言违背苏中双方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康生等人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康生并几次讲道：“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样，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的讲话。这就违背了会议开始时做出的规定，引起赫鲁晓夫更大的不满。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多次抓住这一点攻击中共，说康生向帝国主义出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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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会议认为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三篇文章就是这年4月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根据毛泽东关于“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由我们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它们译成俄文，对外发表。与此同时，苏方也发表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都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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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指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会议强调，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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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我们反对苏共把它的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工联等国际组织，把这些组织作为它的外交工具。6月2日，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到达北京。当天，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即与格里申进行了会谈，我担任翻译。刘宁一谈了中国方面对世界工联这次会议文件的看法，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谈得不系统，虽然提出不少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说。会谈气氛紧张。会谈结束后，刘宁一对我说，小平同志看了会谈记录后打电话给他说：“你怎么谈得那样乱，是不是喝醉了？”4日，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团长、国家主席列希和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部长贝利绍娃，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由我做翻译。刘少奇在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两党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贝利绍娃回到宾馆后立即跑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苏方汇报，说刘少奇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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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的当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出面邀请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17个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共40多人，共进晚餐，饭后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座谈会。邓小平发言，他原准备讲五个问题，但讲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后，因身体不适离场，刘少奇宣布休息，并商定请彭真接着发言。当刘少奇宣布继续开会时，格里申大声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中国同志要干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对苏共的指责。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也多跟着格里申站在会场里，不肯入座。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后，座谈会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中方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便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则在8日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中共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明确表明了与会议决议草案不同的认识。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最后，会议在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决议后闭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会里会外的活动都涉及对苏共观点的批评，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在获悉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件后，决定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声讨”中共的“反苏分裂活动、宗派活动”。可以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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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其间，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和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晤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组织对我们的围攻。6月17日下午，参加罗党三大的中共代表团在团长彭真的率领下先期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我作为翻译随团前往。会谈中，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共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问题涉及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时代等当代国际问题，双百方针、总路线和“大跃进”等中国内政问题，以及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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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发言中就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阐明了中国党的观点，逐一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说明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中国方面是同与会的共产党、工人党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工联内部问题表明中共中央的观点。至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彭真表示，这是根据中国的条件来做的，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共。会谈持续了八个多小时，双方争论激烈。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后当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并说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跟我代表团争吵时，手里拿着一个打字的文件，大概有20多页，说明他是准备好的。这个情况不是好兆头，很可能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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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6月20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开幕。21日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会场上与会代表多次起立鼓掌、呼喊，为他捧场。当他说到对于这些敎条主义者，“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他们的耳朵的”这种明显影射攻击中共的话语时，在主席台就座的人士率先鼓掌的带动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苏共代表团还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就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事件提出指责，全面批判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22日，彭真在大会上发言，还是讲中共《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内容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主席台上的人有意冷落对待彭真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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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至深夜，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在抨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们紧紧踩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脱离了马列主义，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彭真则继续阐明中共的立场，并驳斥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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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布加勒斯特会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议，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6月2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进行了11个小时，面对部分兄弟党代表的围攻，彭真的发言主要针对赫鲁晓夫的歪曲和诬蔑，从正面说明中国党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把同苏共的主要分歧摆到大家面前，用商量的态度请与会者考虑这些意见。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赫鲁晓夫，避免伤人过多，彭真在讲话中只对攻击中国党最恶毒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进行了回击，没有涉及其他兄弟党。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卡博公开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在国际会议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几次发言同他争论。这成为日后苏共和中共制裁与维护阿劳党斗争的开端。会议最后讨论公报。彭真说明我代表团没有被授权签署公报，坚持要求会议给两天时间，以便得到中共中央对公报的意见。赫鲁晓夫粗暴地拒绝彭真的要求，用挨次点名的方法强迫其他十国党代表同意通过公报，并宣称公报一个字不能改。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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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擅自将会议扩大，把前来参加罗党三大的各国党的代表都拉来，举行了51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代表团到会场时才发现，参加的不只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会议扩大到这个范围，事先既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我们，完全是苏共一手包办的。在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发言后，彭真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把中共代表团推到同其他党的代表直接争吵的陷阱。在当晚罗党中央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故伎重演，喝了几杯酒以后站起来致辞，蛮横无理地影射攻击中国党和毛泽东，并且越说越激动，宴会的气氛十分紧张。彭真神态镇静，为了顾全大局没有予以反驳。其间，彭真在离席去中国驻罗使馆接国内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时，还嘱咐我与罗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打招呼，不要让他们说我们是为抗议赫鲁晓夫而退席的。周恩来对彭真说，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同志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当晚，代表团收到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书面指示，要代表团约见乔治乌-德治，表示中共中央赞成会议发一个公报，但对公报有修改意见，建议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26日凌晨，彭真约见了乔治乌-德治，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则在接到中央发来的公报修改意见和声明后，立即着手将文件译成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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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乔治乌-德治说，鉴于会议公报已经通过，建议不讨论中共代表团送来的7页修正草案。彭真发言表示，我们党中央授权我们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同时亲手将11份装在信封中的中共声明的中文本和俄文译本交给乔治乌-德治，请他发给所有在座的兄弟党代表团。赫鲁晓夫看完声明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散发的声明是一个反对苏共、反对我个人的文件。中国同志做得很巧妙。我代表苏共中央声明，苏共保留对它研究后提出答复的权利。直到这时赫鲁晓夫才弄明白，中共代表团要求再次召开12国党代表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公报修正草案，而是为了发布声明，当众揭露和谴责他的老子党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他的指挥棒。最后，中国代表团指出，这三天来，会议只指责我们党，而没有讨论任何其他问题。赫鲁晓夫所有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反对我们党的。这一切目的何在？就是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进行反对我们党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三天来会议的整个进程不符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不利于加强团结，而相反是破坏我们的团结。这样，51国党代表的会议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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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不久，7月13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科兹洛夫做了题为《关于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若干原则问题上所持错误立场》的报告。经过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把1959年9月以来反对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正式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不要和平与和平共处、搞民族主义和派别活动的国际性的阶段。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还决定停止发行在华出版的俄文《友好报》和停办在苏出版的中文《苏中友好》杂志，等等。这样，赫鲁晓夫就把中苏两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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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布加勒斯特会议达成的协议，1960年11月十月革命43周年的时候，将召开一次由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会议，此前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组成起草委员会，为会议起草文件。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做了答复，阐明了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原则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建议。中苏两党决定先期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我是随团翻译。9月16日，邓小平率团抵达莫斯科，从17日开始至22日，同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了5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在19日和20日的会议上，邓小平发言指出，苏共领导一方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邓小平说：多少年来，你们就不是以平等的兄弟国家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以父子国的态度对待中国。想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使父子党的关系合法化是徒然的。苏共代表在发言中仍是一味地重复他们对中共的攻击。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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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星期后，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二访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起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的工作。我继续随团担任翻译工作。从10月1日至10日，起草委员会一共开了七次会议，参会的各党代表做了一般性发言。在5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阐明了中国党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批判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不依靠援助和单干”“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提法；声明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邓小平特别指出，兄弟国家之间是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不能把这种援助看作恩惠，当作施加压力的手段；反对不平等的父子国、父子党；反对对有不同意见的党不坚持协商的原则，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的党，给别的党戴上“少数派别”的帽子，等等。会议秘书处从10月10日至21日起共举行了11次会议，参会代表逐页逐段地讨论草案，围绕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到22日起草委员会会议结束时，还有关于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战争与和平三个问题，留待11月大会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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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活动，并出席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随团翻译组有俄、英、法、西、越、日、印尼等语种的翻译2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11月7日，苏共代表团交来苏共中央对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的答复。这份答复长达六万字，粗暴地攻击中共，挑起了尖锐的争论。这封信也散发给了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由此在会前就造成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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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后，在11月1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言，阐述苏共关于会议文件草案的观点，其中多处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则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驳斥苏共草案中的论点，严正宣示：“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的”，并呼吁迅速采取步骤缩小分歧，立即停止一切公开的攻击，不要“明骂”，也不要“暗骂”。11月29日，彭真等与苏斯洛夫等就会议文件草案交换意见，初步商定，文件中只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提法，删除肯定二十一大的提法；删去“集团活动”“派别活动”等提法；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但是其后，在苏斯洛夫提交会议的正式文本中却没有这一内容。于是，彭真叫我同他当场去找苏斯洛夫，把苏斯洛夫拉到附近苏维埃会议大厅列宁的巨型雕像下，质问他为什么违背协议不写“协商一致”的原则。彭真说：“当着列宁像你要讲清楚！”苏斯洛夫满面通红地说是遗漏了，一定写上。这样，文件起草的最后几个分歧得到了解决。12月1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会议公报、《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至此结束。会后，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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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的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到11月莫斯科会议，前后经历了50多天。在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团的努力下，对苏共中央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做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否定了苏共关于“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等观点；采纳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列主义的革命灵魂”“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等观点，删去了苏共草案中原有的所谓“反对单干”“反对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旨在为取消各国党与党之间关系中的独立、平等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提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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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关系平静了一个时期。其间，赫鲁晓夫将他的那套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了。1961年1月10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会议将通过新的党纲。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做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思想。7月24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彭真、杨尚昆递交了《苏共纲领草案》，我们中办翻译组连夜修改和校正了苏方交来的中文译文。此后，在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期间，政治局常委讨论了这个纲领草案。在9月1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个《苏共纲领草案》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赫鲁晓夫又来挑战了，我们怎么办？我看，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修堡垒，就是把我们内部整顿好，做好物质建设，也要做好思想建设。另一件就是要准备斗争，现在要准备可能在二十二大上有一场斗争，有可能斗争很激烈，也可能只攻击阿尔巴尼亚不攻击我们，有可能围攻我们，我们要做这个准备。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搞好我们自己的整顿工作，把过去三年的缺点错误改正过来。对中苏关系，我们要尽量使目前这种比较缓和的时间延长，不希望很快又公开吵起来。9月2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会议确定，中共代表团对《苏共纲领草案》表态的方针是，只说它是一个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只讲一些虚话，不谈什么实质性问题，根本不提《苏共纲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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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派代表团参加。10月15日，我和李越然等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大会讨论通过了《苏共纲领草案》。赫鲁晓夫在会上不仅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两个引起争论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带头批判斯大林，批判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谢胡。19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实际上就赫鲁晓夫大反阿尔巴尼亚问题表明了中国党的态度。22日，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谈，周恩来严肃批评了赫鲁晓夫公开指责阿劳党的做法。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赫鲁晓夫则表示反对中共的立场，甚至说中国这样的立场是支持他们党内的反党集团。他说，如果你们喜欢斯大林，你们可以把他的遗体运到北京去。你们如果继续在北京天安门悬挂斯大林的画像，我们也将在莫斯科红场悬挂高岗等人的画像。他还嚣张地说：我们过去是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样，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23日提前回国，由彭真代理团长，继续参加会议。24日上午，周恩来乘飞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到机场迎接，以此表示支持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表明中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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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初，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是苏共二十二大，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是走下坡路了。毛泽东同时也指出：“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要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不过，随着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的恶化，中阿两国建立起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中苏之间一场新的大的论战由此开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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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意、德五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的部署下，五党代表会议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劳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甚至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国党。当时，中共中央派出以伍修权、赵毅敏为首的两个代表团分别出席五党会议。我作为俄文翻译，随同伍修权参加了保、捷、匈、德四国党代表大会，亲历了赫鲁晓夫导演的一场场反华闹剧，目睹了赫鲁晓夫指挥他的追随者把国际共运的分裂一步步推向无法挽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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