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2542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25]

1702892543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导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档案文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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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45 中苏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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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4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处于冷战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世界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形态看，冷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包含着两次重大变化，或可称之为“转型”。总的说来，1947年春夏至1949年底是冷战的初期，其范围限于欧洲，而内容则是以美苏之间的对抗为核心；1950年初至1960年代末是冷战的中期，其范围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资本主义阵营则构造了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包围圈，同时，双方争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力也开始升温；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是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国退出原来意义上的冷战，而美苏争夺则在缓和对话与军备竞赛中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苏联败北，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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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49 稍微仔细地观察便可发现，冷战的这两次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转型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同盟形成并联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第二次转型则在于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分道扬镳，中国甚至试图联合或借助美国对抗苏联。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国际格局或形态，冷战的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是同步的，中苏同盟的兴衰是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现象之一，而中苏同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冷战的结局。原因在于，中苏关系是战后整个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冷战时期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瓦解的？看似强大而牢固的中苏同盟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昨天还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怎么会突然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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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51 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还引起人们对另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兴起以后，首先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朝鲜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主动投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的结果，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除“教门”，走上了对内实现工人自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6年波匈事件表明了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的怀疑和反叛。19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试验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也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则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苏关系的破裂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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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53 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回答同盟理论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回答发展道路的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事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过去对中苏关系史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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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55 中苏同盟形成、发展和破裂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早在1960年代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开始对此著书立说。[1]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地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研究成果不胜枚举。[2]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从苏联和中国方面来说，学术性研究还谈不上，即使有个别著作出现，囿于意识形态的偏向，也不过是相互指责对方，为己方的政策辩护而已。[3]至于西方学者，其局限性则在于看不到相关的档案文献。对于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研究者只能依据报刊上的公开资料去推理和猜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历史研究开展的最主要原因。及至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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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57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一现象曾被认为是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革命”，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4]不过，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俄国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俄国档案主要有三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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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59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档案文件多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备忘录、电报及相关机构的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 [5]，[6]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往来电报，[7]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报告，[8]有关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文件，[9]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10]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11]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12]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3]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14]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公布者的主观色彩。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利用其在俄国的特殊地位，经常在各种刊物披露经他本人挑选的档案，同时发表自己对这些文件的解读。这种挑选和解读往往表现了披露者个人的主观意识，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15]当然，指出这种缺陷并非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16]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仍属唯一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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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1 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中苏关系，如有关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文件；[17]有些本身就是以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为主题的。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第四卷第二册，2004年又编辑出版了第五卷（两册），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18]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19]此外，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2002年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20]2007年出版了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21]2003～2008年分三卷出版了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22]其中有不少文件是有关中国或中共问题的。显然，这些档案对于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2009年和2010年，远东所又编辑出版了两卷文献集《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全部是涉及中苏关系的苏联文件资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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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3 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历史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此外，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1993年，笔者放弃生意、返回学术界时，听到这一消息，便倡议立即开始收集俄国档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王忍之的支持下，笔者与夫人李丹慧及闻一、薛衔天、杨建国等中国学者曾在稍晚时候数次前往俄国和美国，专程收集俄国解密档案。由于俄国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固有弊端，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把握机会极为不易。[24]从档案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看，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文件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25]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26]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中心，[27]当代文献保管中心，[28]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29]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件虽然显得分散凌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在此基础上，笔者带领博士生已将这些散件档案的原文复印件按照专题整理成册，以便中国学者使用。[30]其中，一些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已经译成中文在各专业杂志陆续发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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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5 与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除却神秘的色彩。二十几年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的努力下，中国确实出版了不少档案文献集，[32]利用档案文献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33]并在国际学界得到广泛传播。[34]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讲座教授陈兼在其成名作《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首先大量使用了中国的档案文献。[35]但时过多年人们发现，中国的档案制度却几乎停留在原地，没有实质性改进。中央一级或相关部门的档案馆，普通的中国学者难以问津，外国学者更是望“洋”兴叹。[36]各种档案文献集的出版固然为学者提供了方便，却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凡编撰者公布的档案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有些甚至在发表时未经标注而进行了删节。其操作标准不得而知，但至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彼者看来无关紧要的文件，却是此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37]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多数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献编辑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例如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仅收入的文件数量很大，而且内容也比较完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的注释，里面包含了大量相关的档案文件和信息。当然，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这两部文献集中收入了400余件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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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7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五年的准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终于在2004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了，第一批解密的档案文件约万余件，时限为1949年至1955年。随后又解密两批，时限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数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其中，涉及中苏关系，包括苏联专家问题的档案数量尤其令人瞩目。笔者曾推荐许多国外学者去那里查阅档案，有的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目前开放的档案层次较低，特别是缺乏有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文件。殊不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目前迈出的虽然还只是一小步，但这对于推动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开放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国家部委一级档案的首次对外开放，不是在文化部门、经济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而是在最具敏感性的外交部门，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笔者希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不仅外交部档案的解密范围会不断扩大，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部委档案对公众开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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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69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出发点，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国推进缓慢，而研究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查阅和利用中国地方档案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包括了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从管理制度上讲，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使用中国的地方档案，旅美华人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足先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张曙光在研究美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问题时，发掘出大量上海市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材料，而美国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的翟强教授在讨论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时，也使用了江苏省的档案，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40]在地方档案中，固然缺少有关决策方面的史料，但作为中央一级档案材料的补充，却有大量决策的结果（下发文件和传达报告），以及决策后各地贯彻执行情况的材料。笔者和丹慧曾自费到新疆、内蒙古、包头、黑龙江、吉林、长春、辽宁、大连、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档案馆查阅档案，收获颇丰。最近几年，中国历史学界利用地方档案研究中苏关系的成果也开始出现，如对中苏友好协会、苏联军队占领和驻留旅大地区时期的中苏关系、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实习生等专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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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1 应该注意到，最近几年，在中国专业刊物上发表的中苏关系档案也日渐增多，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共党史资料》。据笔者统计，1999～2010年，该刊已经陆续刊登了13组有关中苏经济关系或在华苏联专家的中国原始档案。这些文件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系列的缺憾，对于人们观察中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期间扑朔迷离的中苏经济关系，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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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3 除了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以及对他们的访谈记录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在中苏关系的历史研究中，这种私人文件和史料显得尤为重要。[41]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档案文献不足：（1）中国和俄国的档案制度尚不健全，公布的档案缺乏系统性、连贯性；[42]（2）中苏关系问题对于双方来说都还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很多重要文件不予解密；[43]（3）按照斯大林的规定，在与国外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只能由苏联人做记录，而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或扩大常委会时，一般是不允许做记录的。此外，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分两种，一是详细的速记记录，二是非常简单的工作记录，目前公布的大多是工作记录。所以，即使看到了有关的档案文件，常常亦不知所云。口述或回忆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同时，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现场”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44]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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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5 所幸的是，作为中苏关系历史变化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双方都出版了不少的日记和回忆录。苏联方面最重要的有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45]外交部长谢皮洛夫，[46]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47]外交部远东司及驻华使馆官员贾丕才，[48]费德林、[49]列多夫斯基、[50]魏列夏金、[51]顾达寿[52]以及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干部科瓦廖夫、[53]拉赫马宁、[54]科瓦利、[55]叶利扎维金[56]等。中国方面主要有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57]李越然、[58]阎明复，[59]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60]驻苏大使刘晓，[61]外交部部长黄华[62]以及时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63]等。除阅读这些私人文件外，笔者和丹慧也曾对一些重要的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收获颇丰的直接采访，中方的有：李越然，1950年代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俄文翻译，曾长期为毛泽东做翻译；阎明复，1950～1960年代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彭真担任俄语翻译；韩光，苏军占领时期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柴成文，朝鲜战争期间任驻朝中方联络人，参与停战谈判，后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王伟，苏联占领时期任中共大连市港务局党委书记；欧阳惠，曾任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中国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机关报《中苏友好报》总编室主任；孟戈非，时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与苏联核物理专家交往甚密；朱庭光，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宣传处处长，参加了中共中央与苏共论战的写作班子；以及前几任驻苏大使李凤林、王荩卿等。苏方的有：齐赫文斯基（曾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列多夫斯基（1950年代初任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后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库利克（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及罗高寿（长期在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苏联驻华使馆担任翻译，1992年出任俄罗斯驻华大使）。他们对往事的回忆都是了解中苏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为本书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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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7 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冷战史领域研究的热点。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东方历史学会的前身）、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6个国家近30名学者。会议上，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开启了冷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的历程。会后，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这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64]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后，特别关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并于2007年和2009年再次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题国际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都集中了世界各国研究中苏关系史前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并充分利用已经解密的档案文献，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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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79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学者充分利用档案文献考察中苏关系的专著也陆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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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1 在俄国，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苏共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以往苏联政策进行辩护的。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66]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中苏边界问题，[67]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68]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总体来看，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青黄不接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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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3 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69]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在加拿大教书的丹麦学者吕德量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的俄国学者拉琴科从不同的角度集中研究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70]美国学者陈兼讲述毛泽东的对外政策，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但主要落脚点都是中苏关系。[71]此外，笔者还看到两部很有意思的未刊英文书稿。马薏莉不仅发掘出有关中国早期革命的俄国档案，而且广泛利用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对伊万诺娃国际儿童院的实地考察，讲述了中共领导人及其子女在苏联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从而对中国革命如何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李滨则利用大量俄国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档案材料，讨论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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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5 此期，中国学者关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充分关注，除大量的学术论文外，综合性论著有杨奎松、薛衔天、沈志华和李丹慧的著作，[73]还有一些涉及科学技术、教育、经济、苏联专家和朝鲜战争的专著。[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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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7 从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俄国学者特别是较年轻学者（离开俄国者除外）的研究成果很少，即使是那些老一辈学者的论文，也多是以披露档案文献为主。[75]中国的相关论文虽然很多，但其中具有学术价值，即能够利用已经解密的档案文献，以新的视角进行考察并提出新观点或作品所占比例不大。[76]以英文发表的论文——包括西方学者和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则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广泛，很值得参阅。[77]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看，随着研究者兴趣向文化、教育、文艺、社会等领域的转移，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这些方面的成果也开始涌现出来。在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冷战与中苏关系”会议上，各国学者提交的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出目前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领域正在迅速扩大。这一点，从会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0辑（2010年冬季号）发表的几篇论文的题目便可看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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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89 不过还得承认，也正是因为受到档案解密的限制，中苏关系史研究，即使在政治、外交方面，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仍然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例如，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目前尚未看到，这里涉及两个重大问题：其一，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谈起中国研制原子弹的问题的？这关系到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起源问题，而当事人的回忆录有不同的说法；其二，毛泽东是怎样提起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究竟是毛泽东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要求的，最初协议规定的人数又是多少？这关系到后来终止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派遣劳工协议的原因问题，而赫鲁晓夫的回忆、俄国学者的说法与中国省市档案的记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79]其他还有很多，如1957年7～9月，赫鲁晓夫同意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时，苏共中央有关会议讨论情况；1959年5～6月彭德怀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话内容，尤其是涉及两国军事领域合作的问题；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和原子弹样品前内部讨论的情况；[80]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工作专家前内部讨论的情况；等等。所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不断地开放和披露，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必定还会有重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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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259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苏关系史乃至整个冷战国际史研究至今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199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档案革命”，其次才是学者的努力。不过，纵观冷战结束后国内外研究中苏关系历史的学术成果，尚无一部综合使用双边档案文献，全面而系统地讲述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亡全过程的专著。笔者和丹慧有意做这样的尝试。在我们看来，由于过去历史叙述存在的诸多舛误和片面性，由于大量新的档案文献的披露，史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历史的过程梳理清楚。否则，其他一切讨论和分析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十几年的研究中，我们时刻注意收集、整理中俄双方陆续解密和公布的相关档案文献，并以冷战格局的发展变化为背景，逐一考察中苏同盟兴衰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和问题，同时探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81]我们在共同研究中的分工是：笔者探讨中苏同盟起源、建立和发展，直到中苏分歧出现的过程，时间跨度是1945～1959年；丹慧探讨中苏分歧公开化、中苏同盟走向分裂，直到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过程，时间跨度是1960～1973年。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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