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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二章 中苏两党高层接触与同盟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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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同盟关系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固然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那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则引起美国冷战战略的重大调整，从而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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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是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1]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完全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果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第二，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果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第三，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果如此，斯大林将会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2]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东北和新疆对于苏联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没有理由可以相信，现实的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潜在实力尚怀有一丝幻想。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这个诱惑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最后，可以这样说，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基本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国共产党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和预期中的一样好——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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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断然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4]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5]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经无需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陆贾所言“马上可得天下而不可治天下”的道理，熟读古书的毛泽东了然于心，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6]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技术和管理专家的人数不断增加就可以看清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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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苏同盟建立的首要条件就是中苏两党特别是其领导者之间的接触、了解和沟通，因为只有双方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为同盟确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把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第二步是同年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第三步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苏联的访问。其中，迈出第一步十分艰难，双方从1947年夏开始的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年半却没有结果。不过，到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飞速发展，刘少奇访苏和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最终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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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毛泽东急于取得莫斯科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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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目标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他不得不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无比的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请求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中共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但斯大林此时还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作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8]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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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中国局势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国共内战的局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1947年初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甚至一度占领了延安，但仅半年之后，中共便渡过了难关，并在军事上开始转守为攻。到年底，中共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优势。[9]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把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并准备反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10]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时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为中国要“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11]所以，无论当前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还是将来恢复经济稳定政权，中共都需要苏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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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面的问题最初是如何提出的，中俄两国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的情况是，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消息，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损兵折将，溃不成军”，甚至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12]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则认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要求最初是由中方在1947年初提出来的，而原因是中共“在所有的战线上都遭到了严重失败”，中共中央总部延安也被敌人占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毛泽东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13]列多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转向了师哲的说法，即毛泽东访苏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他到苏联去“政治避难”。[14]然而，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报纸的传言。考虑到后文将要提到斯大林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的情况，也很难想象斯大林会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引火烧身。至于毛泽东为避免“全军覆灭”而向苏联求救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中共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并做了周密部署，撤出延安也是主动做出的策略性安排，又何必要去莫斯科搬救兵。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苏联是不会插手的，即使给予援助也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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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有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愿望。中共无疑需要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根本原因应该是担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引起美国的干预。当中共感到胜利在望的时候，不会不考虑可能阻碍这一前途的各种因素，而其中最有可能帮助蒋介石起死回生的就是美国的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唯一可以借助的当然是苏联的援助。[15]而以毛泽东的性格来说，只有在取得一定优势的情况下他才会请求帮助。如前所述，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要求林彪拼死奋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斯大林看的，以求得莫斯科的援助。[16]而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首先必须得让斯大林了解和信任自己。因此，毛泽东需要亲自去莫斯科。斯大林当然也需要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特别是在欧洲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时候，亚洲的局势是莫斯科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1948年5月，当斯大林收到毛泽东一封请求援助的电报后，对即将去中国修复东北铁路的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17]不过，斯大林的顾虑要多一些，因为苏联的目标是既要保证东方战线的安全，又不能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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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络员捷列宾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18]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准备，命令迅速在山西的临县、兴县和岚县等地设法修整或新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迎接苏方的飞机。[19]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捷列宾又接到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来访是适宜的。”[20]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词，恐怕还是担心毛泽东访苏会走漏风声，这很可能与马歇尔计划有关——此时莫洛托夫正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在巴黎参加有关援助项目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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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9月1日，毛泽东通过捷列宾向斯大林转交了一份电报，其中报告说，至1947年6月，中共已歼灭敌军112万人，这一胜利“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21]11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封电报中说：7月至10月，人民解放军又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38.5个旅，包括非正规军在内共歼灭敌军45.2万人，并俘虏了53名将军。“我军已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到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22]12月，毛泽东又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强调中国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23]这一连串的捷报显然打动了斯大林，看起来是需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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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捷列宾，关于毛泽东访问事宜请转告他，“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并会保证他与国内的通讯联络。[24]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会面。第二天捷列宾回电说，他早上7点30分向毛泽东本人转告了电报的内容。毛听后“十分满意”，并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3个月、半年”。毛泽东说，他54岁了，早就想去苏联，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如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至于动身的日期，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现在要击溃蒋介石，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捷列宾还报告说，毛在谈话时显得“十分活跃，非常满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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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说，中共将在东北开展大规模战役，以攻占沈阳和长春，在华北则已经形成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新解放区。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已发展到249万人，并计划平均每个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或一年100个旅，这样，“在5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里（从1946年7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6]在如此乐观的情绪下，毛泽东决定提前动身。4月22日，周恩来和任弼时通知捷列宾，毛泽东准备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只有江青、他的女儿和翻译师哲。捷列宾要求莫斯科迅速给予答复。[27]未等斯大林回电，4月26日，毛泽东又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即5月初从河北阜平出发，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那里去莫斯科。毛泽东还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同往。毛泽东说：“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能“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走一走，考察那里人民阵线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此行大约1～3个月。毛最后说，如果这一计划不被接受，他将只身前往。[28]如果说1947年毛泽东还没有做好出访苏联的准备，那么这一次他可是急切地要见到斯大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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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斯大林亲自复电毛泽东，“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29]但没过几天，5月10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认为是否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出处。”同日，毛泽东复电接受了延期访问的建议，但他提出的理由是：自己近来身体不好，不宜乘坐飞机。[30]斯大林的犹豫，很可能与莫斯科得到的有关美国在华动向的分析有关。在苏共中央联络部1948年1月23日准备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中，特别分析了魏德迈使团来华后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军事援助的情况，以及美蒋“援华协定”和“海军协定”的内容。报告认为，“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将要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美国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报告的结论是：美国“正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英国也在策划“某种暂不明朗”的行动。[31]后来斯大林是否掌握了进一步的情报不得而知，但他此时担心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会刺激美国，则是很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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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两个月来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同行的有20人。毛泽东希望苏联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或大连附近来接他，然后经哈尔滨去莫斯科。但是，7月14日斯大林让捷列宾转告毛泽东：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苏联领导人自8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1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32]同日，毛泽东让捷列宾转交了回电，同意把访苏日期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这次毛泽东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安排，表明他已经很不高兴了。据捷列宾7月17日的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为这次出行，毛泽东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不仅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和地图，甚至连手提箱都收拾好了，还特意买了皮鞋，缝制了厚呢大衣。回电发出后毛泽东又对捷列宾说，他深信必须现在出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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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决意把毛泽东的行程推迟4个月，当然不是为了收麦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而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34]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密切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4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提交了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蒋介石担心中共军队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已准备撤离首都，并与美国人一起在华南建立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面临危机，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35]5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驻华使馆，与反政府人士接触必须“依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以及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和事实。[36]6月中旬，苏联还推迟了中国解放区一批工人和工会干部到苏联学习的日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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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7月28日，毛泽东再次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但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毛还说，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事情要谈，还要寻求苏联的建议和帮助。毛泽东列举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几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强调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谈妥，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38]但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9月28日，毛泽东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又一次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39]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40]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或许是为了找回面子，毛泽东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捷列宾还报告说：“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遇见，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将派两架飞机来接毛泽东一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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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并没有到来。这次毛泽东真有些受不住了，便主动提出了延期。11月21日，毛泽东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对此，斯大林表示理解，并说随时准备派飞机去接他。[42]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顺利进展的情况，且不无得意地说，“目前形势的发展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到1949年底就可以基本上推翻国民党的政权。[43]斯大林在1949年1月6日的复电中回避了访苏的问题。或许是感觉到斯大林的不快，毛泽东立即向捷列宾解释说，中央会议还要开3～4天，之后准备1月20日去莫斯科，并于2月底回国。两天后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要求苏联10天后派两架四引擎飞机直接来石家庄接他，而且希望最好在清晨到达，因为这样安全一些。[44]1月10日，毛泽东又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电报，一方面报告说，解放军主力部队春季休整，夏季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另一方面再次表达了急于前往苏联的愿望：“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联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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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妨碍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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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斯大林有意调停和谈与毛泽东的激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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