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5134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49]

1702895135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苏联空军出动和“米格走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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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37 其实，斯大林早已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一四四、第十七、第三二八和第二十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一百五十一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任务。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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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39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225]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226]于是，10月29日，苏联驻华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227]11月1日，苏联空军首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打下2架，而苏方没有任何损失。[228]在11月1～12日的几次战斗中，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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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41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九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消息，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230]这更增加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还提出在安东附近再增建一个机场。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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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43 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一五一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十九歼击师外，从1950年11月到1952年4月，苏联将再向中国派遣11个歼击机师（第十七、二十、二十八、五十、六十五、一四四、二九七、三〇三、三〇九、三二四、三二八师）、两个强击机师（第一八六、六四六师）、两个轰炸机师（第十二、一六二师），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加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在内，这支空军部队共有军官4340人（其中将军5人），军士6531人，士兵5944人，总计将达到16815人。此外，苏联还计划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也大量增加，据苏军总参谋部二局12月初的报告，前往中国执行任务的军事顾问398人（其中17位将军）、军事教官979人（含军士391人）。根据这个安排，苏联第二批来华空军部队将拥有936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921架。为了组建中国空军，苏联将按协议向中国提交717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220架）。另外，第二十八歼击机师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的培训后，将把该师的62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移交给中国空军。[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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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45 1951年1月9日，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1950年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一百五十一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二十八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五十师，[233]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3个师合并为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五十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五十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四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234]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再加上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投入战斗，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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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47 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236]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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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49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238]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239]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的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在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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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51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电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一百五十一和第三百二十四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此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241]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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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53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242]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六十四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243]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244]经过充分的准备，苏联空军从9月1日开始反击。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1架F-84和一架B-29。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轰炸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惨重，被击落12架B-29和4架F-84。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美国远东空军被迫下令禁止B-29战略轰炸机在白天飞入朝鲜西北部地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245]总的说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第六十四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246]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令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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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58 图4-2 朝鲜战争期间身着志愿军服装的苏军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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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60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也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247]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248]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249]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能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无法实施战斗行动”。[250]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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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62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不愿意留下任何痕迹，让人觉得苏联人参与了朝鲜战争。以至于当1951年2月《东北日报》报道了苏联教官在中国军校、航校教课的消息后，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专门发出通知：“这是不许宣传的。今后对我军事学校中的苏联专家一律不得宣传。”[252]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一样，也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当局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公布俄国人参战的消息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253]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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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64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最多时（1952年）达到26000人。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此外，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254]由此可见，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的空战中发挥了主要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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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69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0]

170289517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斯大林在战略策略上对毛泽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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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72 中苏同盟建立不久便发生了战争，因此，在军事方面最早地反映出这一同盟的存在和作用。朝鲜战争期间，在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方面，中苏都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在中国与朝鲜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斯大林几乎没有例外地支持了毛泽东的立场。这主要应归结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估计战争形势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尽管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且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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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74 在战争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首先遇到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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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76 因情况紧急，在中国出兵前，中朝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255]但彭德怀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256]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很令彭德怀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257]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258]所以，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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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78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260]此外，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261]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有关问题。但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262]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六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一百二十五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七师5000余人又与一百二十五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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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80 金日成这样做，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可能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问题时特别谨慎。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在答复中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264]金日成大概不知道，这些说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265]实际上，中国从未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毛泽东特别嘱咐柴成文向金日成提出建议，要金10日左右与彭德怀、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作战和供应事宜。[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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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182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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