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7669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波兰危机与中共提出的原则和立场
1702897670
1702897671
中共虽在建国之初便与波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处于非法状态，新中国并没有为外交工作做好准备，特别是缺乏外交和外语人才。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1954年8月周恩来访波时，中国驻波使馆竟无一名波文翻译，给予波兰的外交文件只能译成俄文或英文，再请波兰外交部译成波文。[39]不过，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中波关系算是最紧密的。例如，1950年建立的中波轮船公司为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立下汗马功劳，波兰船员为此甚至遭到台湾海军的扣留和拘押。[40]还有，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建交接触和谈判，也是波兰从中牵线搭桥的。[41]毛泽东对波兰的最初认识大概来自1954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7月26～28日周恩来对波兰的访问，更加深了两国的亲密关系。根据驻波使馆的报告，波兰领导人对周的造访极其兴奋，接待也十分隆重、热情。[42]随后，9月28日至10月10日波兰政府代表团的访华也受到极为隆重和周到的接待。毛泽东不仅两次接见贝鲁特，而且对波兰党赞赏不已，说中国宪法的制定是参考了波兰宪法的。[43]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方面领导人也纷纷向波兰代表团介绍情况。贝鲁特显得非常高兴，并表示对毛泽东十分钦佩。[44]
1702897672
1702897673
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风波后，中波关系又进一步密切了。中共十分关注波兰的动向。中共中央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在4月8日转载时，删去了有关苏联历史作用的内容，这令苏联使馆“感到奇怪和不理解”。[45]但是，波兰党对苏联的这种态度很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新华社记者报告：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波兰社会和党的会议上“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政治思想的大辩论”。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辩论，它扩展到波兰全国各界、各地和各阶层中。虽然对斯大林和波苏关系多有批判，但记者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经过这一场异常热烈的政治辩论后，人民的政治热情当会更高，觉悟将会提高，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将被克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在讨论中虽然也曾有些不够妥当的，甚至是恶意的言论，也有过于感情激动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副作用都将被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所压倒，波兰是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46]
1702897674
1702897675
4月底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实行民主和自由。[47]当时这个方针在中共党内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但却在波兰听到了热烈回声。[48]6月19日余湛代办与波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斯查柯会见，谈话甚为投机。余说，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波兰党的意见，并认为“加强两党的联系很重要”。斯介绍了波兰对待报刊上各种言论乃至谬论的方针：“我们不能采取压制的做法，这样做会使人认为我们不容许批评，这将阻碍批评的开展”，需要的只是加强指导和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49]这与毛泽东正在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颇有异曲同工之处。[50]这些信息对于毛泽东后来处理波兰十月危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毛泽东倡导的“双百花运动”（the Hundred Flowers——国外一般这样称呼“双百方针”）在中国一时没有结果，波兰的“大民主”和言论自由却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
1702897676
1702897677
6月28日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及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后来毛泽东在整风反右谈话中屡次谈到的波兰风波和“大民主”，实际上指的就是波兹南事件，而非十月事件。[51]事件爆发最初两天，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同时向国内报告了情况，根据波兰官方的解释，罢工和游行被说成受到“破坏分子”的挑唆和利用，“是敌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经过了长期准备的行动”。由于及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情“已经平息”。[52]按照波兰官方提供的文本，苏联《真理报》6月30日刊载了通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53]同一天，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反动分子在波兹南制造严重骚乱，波兰政府和党号召人民警惕敌人阴谋，城市秩序次日已恢复，肇事者将受到法律惩处。第二天，又长篇转载了波兰通讯社的消息。[54]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
1702897678
1702897679
7月2日，驻波使馆报告在波兹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工人工资低下、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满以及对波兹南事件的不同看法等。[55]7月5日，王炳南大使报告了波党中央国际部长和苏联大使对波兹南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他们首先指出了经济问题，即“目前波兰存在经济困难”，造成群众不满，“才使挑拨分子有机可乘”。其次在政治上，“有些报刊文章过分夸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致激起群众对提高生活的强烈要求”，而“党在群众中影响弱，党员政治质量不高”。事件暴露出“波方领导上政治警惕不高，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能足够估计，因而未加防范”。但结论仍然是：“事件发展成为骚乱，是挑拨分子所为，工人罢工游行只希望提高工资，无反苏反政府性质”。[56]
1702897680
1702897681
7月7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对王炳南谈到了波兹南事件的两个背景：一是“多年来波兰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注意不够，六年计划期间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部分资金又临时抽调用于国防工业，答应给人民的未能做到”，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二是苏共二十大后，对国内开展的广泛讨论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领导”，公安工作由于受到批评而“失去警惕性”。言谈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十条方针”（即十大关系）极为赞赏，认为“中国党是第一个就苏共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结论的党”。[57]
1702897682
1702897683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虽然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必须不断地加强自己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困难，并且尽一切可能及时地帮助解决，某些人借口生产，不管人民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以便及时地发现和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免被敌人利用，但标题还是“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58]这说明，直到此时，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同苏联和波兰保持一致。不过，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转移了。
1702897684
1702897685
7月25日驻波使馆编写了报告“对波兹南武装挑衅事件的看法”，7月28日《内部参考》刊登了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发出的长篇通讯，分析“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发生的原因”。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基本一致，尽管继续认为事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挑唆，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波兰党和政府存在的“严重的困难和缺点”方面。首先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工资低下，个人所得税累进率较高，住房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其次，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缺陷在于：投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过于落后导致生活用品奇缺；传统的手工业因课税太重而委靡不振；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重重，集中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企业没有活力，奖金制度不合理等。第三，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导致党和政府威信降低；党员质量不高。思想教育不够，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舆论宣传工作没有抓紧，党内外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放松了军队和公安工作。最后，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一致看法是，波兰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克服这些困难和缺点，形势正在好转。[59]
1702897686
1702897687
恰在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七中全会。7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1956～1960年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的决议。有趣的是，全会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与中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决议首先肯定：“煽动者、挑拨分子和坏分子在波兹南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由于迟迟不解决他们的切身疾苦和正确要求而产生的特别不满情绪，挑起了罢工和街头示威的游行。”接着，便着重“深刻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根源及其基础”，即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和经济政策存在的种种困难和缺点。最后，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措施。[60]《人民日报》连续数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但一个重要信息没有透露，即会上出现了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林派）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到8月初，不仅哥穆尔卡的党籍得到恢复，而且《人民论坛》报还公开宣布取消过去对他的指责。[61]对于波兰社会舆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内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寄托在哥穆尔卡身上了。然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中国使馆还是新华社记者都没有注意到，个中原因大概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而在七中全会前，奥哈布则与赫鲁晓夫谈过哥穆尔卡被释放的情况，赫鲁晓夫还表示要接哥穆尔卡去苏联养病。[62]显然，这时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要比对中国亲近些。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波兰人越来越接近中国。
1702897688
1702897689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东欧各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自身的感受和政策的选择都比较相近，波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率团参加中共八大前，于9月10日宴请王炳南大使。席间奥哈布谈到，我们这次去首先是表明与中国党的团结一致，其次是传达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的敬意，第三是想汲取一些经验。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党对很多问题做出了大胆的决议，虽然这是针对中国情况的，但对我们也会有用，我们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奥哈布还表示，由于国内的复杂情况，他可能会提前回国。[63]这里所说的国内情况复杂，主要是指七中全会后，波党内部的分化日益严重，改革派主张推举哥穆尔卡出面主持工作，而奥哈布也有意在下一届中央全会让出党的第一书记位置。[64]关于这个问题，奥哈布在9月11日途径莫斯科时没有告诉苏联人，却在八大期间通知了中共领导人。[65]
1702897690
1702897691
中国人对哥穆尔卡的第一次了解，大概还是来自苏联提供的情况。在6月与王炳南的谈话中，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说，波兰的青年人“全都是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散布对苏的敌对情绪。王问到对刚从监狱中放出不久的哥穆尔卡的看法，苏联大使说，研究了许多哥穆尔卡的材料后，他认为这个人虽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但历史还是清白的。考虑到“哥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波诺马连科认为，他“可以留在党内，但不能担负领导工作”。[66]或许正是因为知道莫斯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波兰领导人认为首先应该取得中共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
1702897692
1702897693
在中共八大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奥哈布表示，波兰党希望自己来解决波兰的问题，并谈到有意吸收哥穆尔卡加入领导层，以便加强和巩固党的地位。他感觉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情况极富同情心”，也深切感到他们对中波两党的关系“充满信任感”。不过，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奥哈布没有提到波苏关系问题，甚至有意掩盖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出现的危机苗头。直到离开北京之前，大概对于苏联大使寸步不离的监视极为反感，奥哈布暗示中国人，他还有话要讲。于是，飞机在起飞前出现了“故障”，奥哈布得以同朱德单独见面。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奥哈布告诉中国领导人，在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人要破坏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只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总体框架内能够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奥哈布又谈到哥穆尔卡复出的问题，并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同哥穆尔卡是一致的”。奥哈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感到波兰可能会受到苏联的干涉，而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不是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乌布利希（东德）或其他东欧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中国。[67]另一位波兰代表团成员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则回忆了毛泽东关于波兹南事件对中国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发生影响的谈话。毛泽东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波兹南就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事件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代表的电话后就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第一书记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与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68]这个说法就更让波兰人感到亲切了。然而，波兰日益紧张的局势迫使奥哈布缩短了在中国的行程。
1702897694
1702897695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69]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70]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71]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72]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73]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与推进改革的呼声还是同时高涨起来。15～17日的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则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其中包括了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74]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另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75]
1702897696
1702897697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波党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但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说：“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及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但莫斯科没有发出通告的会议内容是，与此同时，苏联还准备进行军事干预。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76]俄罗斯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七空降师一○八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77]
1702897698
1702897699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做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1702897700
1702897701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做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开始在华沙周围集结，准备配合苏军行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军队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集会，并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78]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1702897702
1702897703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所以已经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订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79]此时，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将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可能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另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80]
1702897704
1702897705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武装冲突，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81]
1702897706
1702897707
过去在东欧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根据奥哈布的回忆，波兰有传闻说：“在波兰同苏联关系紧张时，周恩来曾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苏联同志说，他们不同意干涉波兰。”因此，他本人深信“如果不是中国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苏联人“肯定会对波兰进行干涉”。[82]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据说波党中央有人透露：“要不是中国党支持的话，我们这次八中全会就决不会这样顺利。”还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苏联使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赫鲁晓夫可以不听波兰人的意见，但他不能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83]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84]于是，波兰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85]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说法。吴冷西的回忆录说：10月20日上午他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毛说接到苏共中央来电，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征求中共的意见。吴汇报了当时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消息：苏军正在调动，波兰也在积极动员。后又得到消息说，苏共代表团已到华沙，正在谈判。毛认为情况紧急，于晚7时召见苏联大使尤金，对苏联的做法大加斥责，并要求他立刻向赫鲁晓夫转达中共的立场：坚决反对和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86]
1702897708
1702897709
然而，根据目前已经看到的档案文献，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共确实协助莫斯科处理了波兰危机，但与赫鲁晓夫最初做出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没有关系。
1702897710
1702897711
如前所述，苏共中央10月19日的电报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武装干涉的信息。作为刘少奇的翻译，师哲的回忆也说，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87]刘少奇后来回顾事情的经过说：19日尤金只是向他通报了波兰的情况，中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88]既然中共中央当时并不知道苏联打算使用军队的情况，自然也就谈不上出面阻止了。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也显示了同样内容：19日危机发生以后，驻波使馆当天发回电报称：昨晚苏共中央来电话说，拟派代表团参加八中全会，波党表示“希望不来”，但今晨6时赫鲁晓夫等人抵达华沙；传说波党已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民主化，一派反对民主化，“斗争激烈”；群众集会要求自由，与苏建立平等关系，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等；“今天还谣传驻德苏军将开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苏境苏军亦向波边境集中，此消息虽不可靠，但亦说明一些问题”。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谣传”是否可靠，而在于中国外交部收到这个电报时已经是20日17时20分，而翻译并打印出电文则是在21日清晨。[89]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华沙的新华社19日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简况的电讯。这时，赫鲁晓夫等人早已回到莫斯科了。因此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华沙的情况，也不可能对此发表意见。
1702897712
1702897713
19日晚上在华沙街头的确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90]事后波兰人也“众口一词”地说：“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91]但这些都属社会传言，并无根据，充其量是表达了波兰人的内心希望。至于美国报纸所说毛泽东的贺电，只是《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了哥穆尔卡10月21日当选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而已。因此，上述说法也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702897714
1702897715
10月20日上午和晚上，王炳南两次拜访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了解到的情况是：波党中央一些人企图摆脱苏联，破坏波苏友好；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集团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其目的首先是向全世界公布波兰已脱离苏联；目前波兰的情况很复杂、很危险，报纸、电台全都控制在反苏分子和犹太人的手里；谣传的军队调动事件，只不过是几个士兵在各处散步而已；赫鲁晓夫已经来华沙了解情况，正在想办法如何对付哥穆尔卡。[92]虽然这两个谈话记录当时没有立即发往国内，但仅20日新华社和驻波使馆就先后发出了五六封电报，详细报告波兰发生的情况。如记者谢文清报告：西伦凯维兹、奥哈布等人在中央占绝大多数，他们主张民主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渐提高人民生活，并得到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拥护；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等人主张排挤犹太人，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的集中，这一派人数极少，但掌握着军队。八中全会前夕提出的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罗科索夫斯基一派，而增加了哥穆尔卡和莫拉夫斯基。19日晨赫鲁晓夫等突然来到华沙，要求参加波党八中全会，遭到拒绝。当晚工人、学生集会，声称“军队已集结在华沙周围”，要求全市“动员起来”，“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反动派制造骚乱和军队借口进行干涉”。华沙群众强烈要求哥穆尔卡参加党的领导，主张主权独立、波苏友好和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苏共代表团此次到华沙表示非常不满，认为是干涉内政。20日群众集会人数更多，情绪更加激昂，但口号仍是“忠于社会主义阵营”、“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一切外来压力”。人们高呼哥穆尔卡的名字，并“热烈鼓掌”。[93]
1702897716
1702897717
王炳南的看法与新华社不同，他报告了与苏、德大使交谈后的个人看法：八中全会出现了“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以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纠合犹太人以及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正在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个反苏运动”。哥穆尔卡集团通过他们掌握的报刊和广播，散布“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等谣言，到处组织学生和工人集会请愿，提出民主化、要平等、要独立的口号，实际上进行反苏活动，还造谣说“毛主席支持波兰对苏独立行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向右转的倾向。据苏大使表示，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以防事变。有人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在华沙周围集结，并组织特别委员会追查此次调动军队的责任。赫鲁晓夫来华沙，飞机在上空盘旋两个多小时才获准着陆，谈判亦未有结果。工人和学生随时会游行，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希望中国党“能使用影响防止此种错误发展”，而苏联直接应付有困难，“软则助长右派气焰，硬则有可能逼炸”。最后，王炳南请示外交部应如何表态。[94]上述电报外交部均是21日才收到的，而且在这些电报中，有关苏联出兵干涉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
[
上一页 ]
[ :1.7028976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