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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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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周恩来在苏、波、匈三国的穿梭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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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准备确实远远高于莫斯科。1956年11月3日、4日、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详细论证了苏联行为的合理性，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和匈牙利新政权。5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关于匈牙利事件，要求各单位“拟定统一提纲，有领导地、广泛地向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解释”。[244]同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做工作：一方面向印度大使解释出兵匈牙利的理由，为苏联辩护；另一方面向波兰大使宣布中共中央的立场和态度，希望波兰支持苏联，支持匈牙利新政府。[245]6日，周恩来又致函卡达尔，祝贺他组成新政府，并控制了匈牙利局面，还宣布向匈政府赠送3000万卢布（含物资和现金）。[246]这些表现使苏联和匈牙利不能不心存感激。[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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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方世界的攻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11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和匈牙利邀请的出兵行动是正义的，呼吁社会主义各国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248]15日，刘少奇在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波、匈事件的性质不同，“波兰问题是革命内部的问题；匈牙利问题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因此，对波兰不能用兵而对匈牙利必须动武。[249]这样的划分，对苏联既是批评又是解脱，对波兰既是警告又是保护，甚至南斯拉夫也能从批评“大国主义”的言辞中找到安慰。这些做法足以显示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和高明，也为北京赢得了更多的信任。难怪冷眼旁观的美国情报官员会认为，中共观点对东欧“影响的程度可能超出了北平自身的预料”。他们还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莫斯科开始带头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创举”。11月18日在莫斯科波兰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有关“苏联、中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到底谁的经验更好”这一争论，不会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如果一定要他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更为欣赏“我们的中国同志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他们以独到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250]特别是《人民日报》12月2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全新理论的基础上，对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实质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批判了铁托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一致赞同。几天之内，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主要报纸都全文或摘要刊载这篇文章。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还发表专文，对中共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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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无论从阶级感情、政治理念，还是领导人威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欧洲在遇到危难时，自然会求救于中国这个远在东方的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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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联在出兵后不久便萌生了请中国出面协调和帮助的念头，米高扬就曾谈到：中国在处理波、匈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252]确如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所言，自出现危机以来，莫斯科十分强调甚至美化自己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对俄国人的支持事实上是唯一有意义的支持”。[253]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1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正在阿富汗的周恩来能在结束访问后到莫斯科一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后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周恩来到苏联做正式访问是有必要的。[254]12月3日周恩来回电，同意在访印度后直接去苏联。[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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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赫鲁晓夫传出口信的当天，哥穆尔卡也提出了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波的要求，而且眼光更高：希望毛泽东来华沙。[256]波兰十月危机期间，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哥穆尔卡说话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受到波兰人的信任和依赖。12月3日毛泽东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告诉他可以接受邀请，但时间要推迟。因为要前往波兰而不在莫斯科停留是不可能的，而出于外交惯例的考虑，毛泽东又不便在莫斯科停留，因为自毛泽东1949年访苏后，苏联国家元首尚未回访。波兰大使强调中国领导人在大选前访波的重要意义后，毛泽东建议可请周恩来于1月10日前后访波，基里洛克认为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说明了波兰邀请访问的情况，并表示中央认为有必要去“帮他们一手”。[257]12月7日，波兰发出正式邀请。[258]经协商，确定周恩来于1957年1月11日访苏后赴波，做为时5天的访问，16日离波。[259]但12月16日毛泽东又来电话，要周12月底先回北京，几日后再访问苏、波。[260]12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周恩来将于1957年1月初访苏的消息。[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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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匈牙利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沙尔曾向政府建议邀请周恩来访匈，闻知周恩来将访苏联后又表示将建议匈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同周会晤。[262]据匈牙利档案，12月27日，沙尔以私人名义致函副外长塞拜什，提出邀请周恩来访匈的问题。沙尔认为，周在此时访问布达佩斯“具有无比巨大的外交和内政意义，其效果远比政府的某一位领导人前去华沙或莫斯科向他介绍情况要好得多”。在沙尔看来，争取周的访问对匈牙利来讲可谓一举多得：在亚洲提高卡达尔政府的威望；减轻匈牙利在联合国受到的压力；帮助协调苏匈关系；让中国详细了解匈牙利的情况和困难，或许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援助。[263]第二天，卡达尔请求苏联与周恩来商议，希望他访问波兰时顺道访问匈牙利。[264]30日，匈牙利使馆正式向中国提出邀请周访匈的要求，表示“即使在匈逗留一天，对匈也是很大的支持”。1957年1月8日在莫斯科最后确定，周恩来访问苏、波后于1月16日率领代表团访匈一天。[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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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三国之行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稳定东欧的局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从上述东欧危机的复杂影响和后果看，要达到这些目标，具体的途径是通过协商和沟通，与苏联形成一致意见，说服波兰和匈牙利，从而弥合苏波分歧，加强苏匈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领会波匈事件教训的毛泽东，此刻已经改变了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就是丢掉阶级斗争，放弃十月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也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甚至从原则上做出了否定性判断：苏共二十大搞的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266]应该说，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开始对苏共二十大路线产生怀疑的。但是，他同时又深知：“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267]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决定了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方针，同时也决定了周恩来处理东欧问题的立场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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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掀起“非斯大林化”，特别是波匈事件爆发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内乱和动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出来修补赫鲁晓夫捅出的“娄子”，其做法是重整旗鼓，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所谓新的基础，是指国际共运系统内领导原则的变化，即由“以苏联为首”客观上变成“以中苏为首”。而建立起这个基础，并且为周的出访铺平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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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铁托的普拉演说十分不满。尽管他也曾批评过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的大国主义，但认为这是思想方法问题，而铁托在演说中则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于是，毛泽东有意以中共的名义发表一篇理论文章，后历经月余，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终于在12月29日完成并发表。[268]这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再论》全面分析了波匈事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其中心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就会转化为对搞性矛盾。[269]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赢得了一片赞扬声。当天转载该文的《真理报》发行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一些读者认为，这篇文章“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参加苏共党史教科书写作的全组人员在读到文章后奔走相告，同声称赞，认为这是有巨大历史意的文献，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混乱。文章不仅对南斯拉夫而且对苏联都将发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有学生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苏共领导人也为此感到兴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亲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说，文章深刻，思想理论分析正确，是对苏联最好的新年礼物。莫洛托夫、波诺马廖夫等人也纷纷表示赞许。[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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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共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匈牙利事件。[271]匈党宣传鼓动部认为，这篇文章是极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具有高度的哲学理论修养，其中对矛盾的分析特别精辟，匈牙利宣传工作者要说的话都已被《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出来了。[272]很多普通党员读了文章后说，“我们不孤立”，“看到伟大的中国和我们站在一起，给了我们以力量和信心”。党内知识分子说，文章澄清了理论上的混乱，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从而更靠近党了。[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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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的反应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党内多数人认为“文章极好”，有重大意义，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只是对有些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关于匈牙利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多数波兰人同意卡达尔12月初的看法，强调首先是内因，其次是外因；关于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多数波兰人倾向于铁托的看法，认为关键在于斯大林推行的一套“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波兰外长拉帕茨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不过，总体来看，波兰人对于文章中关于“基本矛盾、次要矛盾”以及修正主义危险的观点还是赞同的，认为中共的批评是“诚恳的，同志式的”，“又是有高度原则性的”。显然，波兰已经感觉到中国对华沙的态度比过去冷淡了，但还是满怀期望等待着中国的帮助和支持。[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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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周恩来与哥穆尔卡（左）、西伦凯维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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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他的穿梭外交的。1957年1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谈，同时与正在莫斯科的东德政府代表团及赶来的匈牙利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11～16日周恩来率团访问波兰，与波兰领导人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与哥穆尔卡进行了两次单独谈话，还出席了几次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16～17日周恩来率团访问匈牙利，与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17～19日周恩来再次访苏，并与苏方继续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打算访问南斯拉夫，后未成行。显然，周恩来的这次穿梭外交，无论是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中苏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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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场面是极其友好和热烈的，《真理报》发表社论，盛赞中国共产党、中苏友谊和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称“苏联是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坚决的旗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堡垒”。[275]苏联原准备在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周恩来一行，“但为了更热情隆重改在大剧院举行”。[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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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访苏前一阶段（7～10日）的活动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强调支持卡达尔政府，另一个是呼吁团结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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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匈牙利新政权的态度上，中苏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外交活动的进展很顺利。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东德总理格罗提渥举行会谈。周主张会见后发表一个简单的新闻公报，不谈别的，就是表明中国支持苏德联合公报、支持匈牙利政府的立场。[277]第二天上午，中苏又商定约请匈牙利领导人来莫斯科会谈，随后周恩来致电郝德青大使，要他和卡达尔、明尼赫共同前来。[278]1月10日中、苏、匈三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周恩来提出，会谈公报要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和镇压反革命。周还鼓励卡达尔说，即使联合国开除匈牙利，也没有什么，这样中国在联合国外就多了一个朋友。最后公报的用语是：“坚决制止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堡垒作用的一切企图”。[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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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要完成第二项任务就不那么轻松了。为此，周恩来首先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要“以苏联为首”。自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苏共的威望受到打击，许多国家已经不大提“以苏联为首”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谈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280]而周恩来在1月8日布尔加宁举行的招待会上，重新提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义务。[281]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又再次强调了这个提法。与此同时，周恩来指出，密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苏联能否摒弃大国主义作风，这也是刘少奇三个月前在莫斯科力劝苏共领导发表平等关系宣言的主旨所在。在1月8日的招待会上，周就指责苏联对东欧兄弟国家有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搞得赫鲁晓夫“狼狈不堪，举杯不知所对”。[282]在9日的双边会谈中，周恩来谈到争取民族主义国家时又说，为了让这些国家安心，“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10日的会谈主要谈波兰问题，这也是周恩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赫鲁晓夫介绍波兰国内的情况后，周恩来表示，苏共支持波兰党领导、支持哥穆尔卡的方针是对的；同时又强调，要把党内的是非和党外的敌我问题分开，党内问题的解决，主要靠兄弟党自己。这显然是在批评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由于苏方参加会谈的只有四位领导成员，所以，周恩来在当天有众多苏联高层干部出席的宴会上又重申了这些观点。周说：处理兄弟党的关系，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党，在各国党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283]在公开场合做这样尖锐的批评，令赫鲁晓夫十分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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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从苏共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态度可以看出，在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已经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在克里姆林宫迎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不仅颂扬“斯大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宣称他本人就是“斯大林分子”，“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并以此感到自豪”。[284]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出自内心，这至少说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中共的重要地位，并决心向北京靠拢，在政治上与中共保持一致。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布尔加宁赞扬中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并说苏联正在仔细地研究中国的经验。赫鲁晓夫则进一步发挥了除夕宴会上的讲话，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还要求《真理报》立即发表这些讲话。[285]不久，苏联的报刊开始刊登肯定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理论贡献的文章，电视中又出现了斯大林的镜头。[286]然而，在与波兰关系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却期望中共能够站在苏联一边，因为在他看来，在政治立场上苏共更接近中共，而在苏波关系上，是“大国在为小国作出牺牲”。[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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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十月事件前东欧传说“中、南、波将组成统一战线反对苏联”，为了争取中共的理解和同情，在周恩来访问前，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建议：让周恩来了解苏联驻波使馆发来的密码电报内容；向中共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形势的材料；告诉周恩来波兰报刊对中国关于波兰问题，特别匈牙利问题的立场的歪曲；责成驻波使馆与中国大使“建立密切的、直接的联系”，并帮助他得到“关于波兰局势客观而正确的情报”；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在合适的时候向刘晓和周恩来通报苏联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288]想不到，莫斯科等来的不是支持，而是一通批评，苏联人自然是不服气的。尽管在会议上没有进行反驳，但私下谈话时，赫鲁晓夫坚持为自己辩护。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在电话中说：我们劝他一下就行了，听不进去就算了。[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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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大概不了解周恩来的工作方式，为了缓和苏波关系，周恩来在莫斯科重点是批评苏联，而在华沙，却主要是为苏联说话。周恩来访问波兰非常辛苦，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21次，还两次与哥穆尔卡私下谈话，波兰人十分感动。[290]除了以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波的实际行动表示对哥穆尔卡的支持外，周恩来在波兰的活动和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劝说哥穆尔卡以大局为重，搞好与苏联的关系；站稳革命立场，在匈牙利的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一致；团结全党，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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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到达华沙后在机场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就提出：“加强我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291]在中波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继续进行耐心的说服。在哥穆尔卡详细地介绍波兰局势，特别是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情况后，周恩来首先表示支持波党八中全会的立场，同意哥穆尔卡关于平等和主权的意见，接着话锋一转，谈起“苏联的先进作用”。周恩来强调“先进的作用是主要的，平等和错误是次要的问题”，“我们也曾向苏共指出，他们对待兄弟党的态度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需要公开谈论此事，这是为了不削弱苏联。对于那些错误不要谈了又谈，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团结对敌和强调苏联的先进作用”。[292]当晚，周恩来与哥穆尔卡单独谈话时，继续强调目前承认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哥穆尔卡坦率地说：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我们有些看法。不可否认，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强的国家。1948年以来，波兰党整天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但是现在我们不公开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因为在许多党员及人民群众心中，领导作用即意味着命令和一切模仿苏联。周解释说，以苏为首不等于要苏联起领导作用。[293]波兰党内外曾对中国在十月危机时坚决反对苏联干涉的立场充满感激，而这次周恩来的讲话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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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匈牙利事件，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地说：“中国方面认为，苏军的帮助是必要的。当纳吉叛变以后，在匈牙利出现了反革命和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别无选择，卡达尔的行为是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支持苏联。”周还表示，希望在中波会谈公报中专门提一下对卡达尔政府的支持，并暗示不要过多提拉科西和格罗的错误，而要笼统地谈团结和友谊。与前一个问题不同，哥穆尔卡当即做出回应，表示同意中共关于匈牙利问题的观点，并接受周的建议。只是在讨论公报的用语时可以看出，中波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中国主张写上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而哥穆尔卡坚持只能写“制造混乱”，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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