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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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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赫鲁晓夫决定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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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111]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112]，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正像有些学者怀疑的，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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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中共很早就对这种新式武器产生了兴趣。尽管毛泽东在1946年8月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114]但有资料说，与此同时，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已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115]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物理学家钱三强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20万美元。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进一步表明支持的态度，转告他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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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毛泽东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并表示苏联有能力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苏联外交部在起草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时，有意地、暗示性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17]毛泽东对原子弹的威力的确有了感性认识，但他想到的却不是依赖苏联的核保护。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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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斯科并不希望中国人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他们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虽然苏联可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119]1952年6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在编制《五年军事计划纲要》时，就曾考虑要研制原子弹。据时任周恩来秘书的雷英夫回忆，为此周恩来要他去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征求意见。在三个小时的谈话中，竺可桢谈到研究和试制尖端武器的三个必备条件：要有专家人才，并集中研究；要有尖端的资料和设备，最好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要准备花大钱。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曾向苏联方面试探，请求他们提供援助。苏方认为，中国不具备搞尖端技术的条件，应先搞常规武器，除同意帮助中国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外，对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问题根本不谈。[120]由于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121]不过，中国并没有放弃争取苏联帮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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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以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其任务之一就是寻求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援助。然而，苏联对此早有准备。1952年底，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122]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原子能利用的科学研究工作，并负责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123]果然，在钱三强1953年3月访苏期间，经周恩来出面联系，苏联虽同意让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但实际上，代表团未能参观涉及原子能研究的设备和实验，所接触的也是“几名完全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后来，钱三强提出希望参观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机构和设备。苏方研究后，增加安排了参观莫斯科物理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等三个有关项目。在与苏方科学家会谈时，钱三强又提出，苏联可否在建造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苏方答复，回旋加速器也许可以，而反应堆的问题则需要高层领导研究。[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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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技工业体系是一条门类繁多又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科技系统，特别是核武器装料提取之困难和昂贵，可从以下几点予以证明：（1）原子弹有铀弹和钚弹两种，对核装料都有很高的要求，铀-235的纯度要求在90%以上，钚-239的纯度要求在93%以上；（2）天然铀含有铀-235、铀-238和铀-234三种同位素，铀-235只占其中的0.711%；（3）铀本来就属于稀有矿种，而一般说来，能找到含铀量在0.05%以上的矿藏就很幸运了；（4）从含铀量0.05%的矿石到用作原子弹核装料丰度在90%以上的铀-235，是一个需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生产加工的复杂过程。首先把矿石破碎、磨细，然后用化学方法萃取、提纯并精制为二氧化铀，然后两度转化为四氟化铀和六氟化铀，再用物理方法进行铀-235和铀-238的同位素分离，生产富集的低浓铀-235和髙浓铀-235。此外，军用高浓铀-235还要还原为金属铀，再按照原子弹设计的形状要求进行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5）钚-239是人工制造的元素，是用天然铀元件在核反应堆照射后，铀-238接受一个中子变成钚。迄今世界上已人工制造出15种钚的同位素，其中最重要的可用作原子弹核装料的就是钚-239。但原子弹核装料钚-239的纯度要求很高，必须在93%以上，杂质钚-240含量必须小于7%，这在技术上难度很大。总之，从探矿、采矿、提纯到分离、还原，仅仅一个核装料生产的环节，其加工工序之繁多，提炼比例之微小，加上对特殊技术、设备和工厂的要求，都是耗资巨大的因素。[125]对此，苏联人当然是有体会的。据俄国的解密档案，按当时价格计算，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126]而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仅62.99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250.26亿元。[127]这两笔钱，按1961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22.5亿和56.4亿卢布，加在一起，还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仅此一项，中国要研制核武器，离开苏联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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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恩来秘书的回忆，早在1952年与竺可桢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分别谈话中，周恩来就感到，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有苏联的帮助。[128]1953年7月钱三强向国家计委主任高岗汇报访苏情况，表示应争取苏联援助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如果不能从苏联引进，就必须自行研制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高岗表示，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发展原子能事业是件大事，要向中央反映。[129]国家计委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局长孙泱等在听取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原理、性能、制造条件等问题的说明后整理一份报告，并于1954年4月22日致函计委领导说：原子能的应用，不仅将使国防力量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而且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因此，他们建议积极开始原子能的研究和进行原子工业准备工作，并“在适当时机，提出国际技术援助的要求，在中国开始建立一个半试验、半工业性的原子堆”。“如果能够获得国际的援助，应尽可能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就着手建立第一个原子堆”。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值得考虑”。[130]1954年8～9月，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访苏，利用参观核爆炸试验的机会，再次向苏联提出援助中国研制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要求。[131]莫斯科仍然没有答复，直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这一问题才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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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彭德怀要求负责与苏方谈判合作问题的李富春，向苏联提出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和反应堆的问题，并说：“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堆和器一定要争取尽早建立起来”。[132]李富春是否向苏联人转达了这一要求，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会谈中，当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地介绍苏联的援华项目，并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趁机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似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作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不过，赫鲁晓夫最后建议，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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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赫鲁晓夫建议中国先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言明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方案。[134]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135]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其结果推动了苏联与西方进行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步伐，到9月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大有改变。[136]况且，此时由于中共军队进攻浙江沿海岛屿而出现的台湾海峡危机正在紧要关头。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想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莫斯科当然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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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开展的结果，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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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又在辽宁海城和广西富钟的铀矿勘探中发现了铀矿化物，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38]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139]很快，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140]3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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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中国为此欢欣鼓舞，1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42]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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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与苏联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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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并无偿提供有关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144]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145]是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46]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有7位科学家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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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帮助中国培养原子能科学的技术人才，1956年3月20日，苏联召集人民民主国家代表在莫斯科讨论建立东方原子能研究院的问题，中国派遣刘杰、钱三强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26日，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148]这个位于莫斯科郊外小镇杜布纳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物理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建立仅半年，苏联就投资5.2亿多卢布。[149]研究所的核子问题实验室装备有质子能量为680兆电子伏的同步回旋加速器，高能物理实验室装备有质子计算能量为10000兆电子伏的同步稳向加速器，还预定建立设有电子计算机的理论物理实验室、安装核子反应堆的中子物理实验室等。研究所的经费负担比例：苏联47.25%，中国20%。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0.05%～6.75%之间。刘杰代表中国在协议上签字。[150]研究所的章程规定，其“科研成果将分别寄送参与研究的各个会员国”。[151]杜布纳研究所的建立，是中苏在核能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步骤，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很多在该所进行过研究，他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王淦昌说：“苏联同志很照顾我们，凡是我们不知道的，苏联同志都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器材也能尽先供应。”周光召说：除了苏联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外，这个研究所最令人满意的有三点：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气氛；时常展开自由争论；迅速吸收世界核子科学研究的成果。研究所所长德·布洛欣泽夫则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物理学家来参加工作和学习”。[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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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研究的领导，顺利完成苏联援助的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1955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刘伟任局长，专门负责建设新的核科研基地；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刘杰）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直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153]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冶炼工作，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表的制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工作。”通知认为，“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154]在同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所确定的57个重点学科中，原子能研究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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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7年，苏联的核技术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3月1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同意了中方关于请苏联参与修建兰州至阿拉木图铁路的建议，即由苏联负责修建乌鲁木齐到苏中边界段共449公里的铁路（苏方提供设计、贷款、技术和设备，中方提供劳动力和当地材料）。[156]4月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共同修建连接西伯利亚铁路阿克斗卡站至兰州的铁路。[157]其设想的结果之一是有利于向设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核武器实验中心及其他核工厂运送设备。[158]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159]11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苏联领导人表现得极其热情，彭真甚至认为给予了“破格接待”。这种感受的理由之一，就是赫鲁晓夫专门邀请代表团全体人员到克里姆林宫，观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的“秘密电影”。[160]在这一基础上，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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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还派遣了称职的专家。1957年5月，沃罗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此时由科学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罗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笔者通过对他当年的中国同事孟戈非采访得知，此人有很深厚的科学功底。沃罗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罗比约夫与钱三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周恩来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罗比约夫刚来时，研究所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162]孟戈非后来回忆说，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在反应堆、核动力的研究体制建设方面，沃罗比约夫对中国都给予了很大帮助。[163]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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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苏联在原子能设备出口价格方面始终让中国摸不到底，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核工业的建设项目。聂荣臻和宋任穷于1957年1月9日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浓缩铀生产的建设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164]尽管如此，1957年3月，三机部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还是要求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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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55年初苏联向中国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扇窗口，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也正是以此为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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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子弹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导弹（火箭）的研制问题了。1955年11月，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受彭德怀和聂荣臻委托，与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哈尔滨会见，就研制导弹问题向他征询意见，并引见了军事工程学院的火箭专业教授。随后任新民等三位教授联名提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建议。正在住院治病的彭德怀接到报告后，随即约钱学森、陈赓来医院晤谈。1956年元旦，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再次与陈赓、钱学森商议，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1月12日，彭德怀会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由于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没有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2月2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4月12日，遵照聂荣臻的批示，军委办公厅对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规划提出的初步目标有：研究制造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射程15公里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是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五院）成立，下设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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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实现这些宏伟设想和目标，在当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然而，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更带有纯军事色彩，又与原子弹运载有直接关联，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毫不拖延地停止进行。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定，随后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协定；或者通过上述国家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本国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定。[167]1957年1月14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在3月8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会议上，苏联副外长佐林进一步解释了苏联的建议。3月22日，苏联使馆向中国递交了有关提案的备忘录：关于限制核武器问题，苏联的建议是，到1959年，实行全面禁止包括运载火箭在内的核武器的生产，销毁现有的原子弹和氢弹，并为此建立起国际监督机制。备忘录还提到，苏联认为，“关于裁军公约所涉及的中国所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之下进行研究”。[168]尽管如此，这个建议如果是认真的，那么必然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要北京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就必须给予中国核援助，而一旦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取得进展，又会影响苏联主张的限制核武器谈判的结果。莫斯科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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