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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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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中苏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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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苏共联手召集的这次共产党会议，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对峙中的地位。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中苏两党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这种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苏两党相互妥协，共同起草了大家一致接受的《莫斯科宣言》；毛泽东四处游说，坚持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代表团格外热情和宽容，极力把南共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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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28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尤金称，这份宣言草案已送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分送有关领导人。胡乔木看后认为需要修改，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意见，邓也认为必须修改。于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胡用两天时间对草案做了较大改动，有的部分几乎重新写过。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粗略统计，中方对草案的修改约100多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胡乔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发动战争，则必然会在战争中自取灭亡；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毛泽东看过修改稿后表示同意，并特别欣赏最后一段表述。[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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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见。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意见。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第三，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宣言中就不要指名道姓了。最后谈到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时，鉴于南斯拉夫，可能还有波兰，不同意宣言的内容，中共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三是只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毛泽东请尤金尽快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赫鲁晓夫，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了解中共代表团将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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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鉴于需要商议和修改的地方较多，决定毛泽东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方讨论。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代表团的方针的决议。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216]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做出决议，否定了只搞一个简短公报的方案，而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签字，也要发表共同宣言，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的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参考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尽快提交主席团。[217]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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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和通过《莫斯科宣言》，而这个宣言必须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党代表团讨论，并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进行报告和签字。在此期间中苏两党又决定，分别召开两个会议，执政党（南斯拉夫不参加）单独签署《莫斯科宣言》，全体共产党、工人党另外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不同看法的争论，苦口婆心进行说服，想方设法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求同存异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和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218]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共代表团颇费了一番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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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邀集苏联各界著名人士与毛泽东会见。图为会见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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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赫鲁晓夫登门拜访。毛泽东说，我提早到来就是为了宣言草案。我们要搞一个好的宣言。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219]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首先讨论起草文件的问题。关于会议是否要通过一个共同宣言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关于苏方的草稿，赫鲁晓夫说，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比如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泽东表示，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是同意的。他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还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毛泽东提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做会议召集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张他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对文件中的各点，12个执政党（不含南斯拉夫）必须执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只是作为建议提出。[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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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代表团从11月3日晚上即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5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了一个修改草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221]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222]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的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另一个是指取得政权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苏共最初宣言草案中的说法是：“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223]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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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各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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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晚间，毛泽东邀尤金谈话，讲述了他与几个代表团会谈的情况及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要求第二天，即10日结束中苏两国代表关于会议宣言草案问题的协商，并将草案发给所有兄弟党代表团。宣言草案最好以苏共和中共两党的名义发出，因为“苏共明显不便于仅以自己的名义涉及以下两个原则性问题，即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倡议召集以后的兄弟党会议”。毛泽东希望会议能于13日开幕，开会时间应不少于两天，如果需要，也可用三天，即13～15日。至于波兰人建议的“包含有向世界和平大会呼吁精神”的集体文件（即《和平宣言》），毛泽还认为“这份文件应草拟得简洁些”，最好能让更多的党派代表签署该文件，并请求苏共中央负责该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毛泽东说，他对苏、中两党能在宣言所涉及的问题上迅速取得相近的观点表示满意。他指出，苏、中两党代表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分歧，只是对个别措辞做了精确和完善，对个别观点做了强调，等等。另外，只是就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方式这一问题做了几处改动。毛泽东认为，宣言的特点和积极意义在于，其内容只涉及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并未谈各个国家（如苏联、中国、波兰等）复杂的内部问题。[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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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日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定稿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226]中共代表团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全体党员）、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邓小平提出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一个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联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这份意见提纲。[227]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的同时，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代表团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当日下午，中苏两党起草宣言的小组再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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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宣言草案，授权代表团定稿。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见，确定由起草委员会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议定稿。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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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苏之间最大的意见分歧得到解决。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没有使用“和平过渡”的字眼）的同时，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并强调“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230]至于中共的书面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他党的代表团。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231]邓小平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于我们的观点，苏联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32]可以看出，提出和平过渡问题，只是一个说辞，至于中苏之间真正的分歧，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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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言，当时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苏共的观点，特别是经过修改的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233]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宣言修改草案的当天，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周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但并不怕也不会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另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234]这说明，中共代表团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坚持不同意见，核心的考虑就是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主要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如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按照苏联提法表述这个问题，就等于确认了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那么中共的革命经验将置于何地？或许这就是中苏分歧的深层含义。中共代表团表面上争论的是“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235]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宣言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谈到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仍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236]当然，为了中苏团结，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日后中苏争论和大论战埋下了伏笔，中共为此后悔不已。[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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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的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话题是“以苏联为首”。自1956年初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238]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在1957年初谈到中苏关系时讲：中苏之间矛盾不大，主要问题上比过去更靠近些，但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历史习惯不同，他们思想、做事的方法不同，要等候，要做工作。思想不同要谈心，有事要商量，要开会。形势会压迫他们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些改变了。只能逐步地改变，不要忙，并且帮助他们。矛盾总是有的，只要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不同的将来再说。[239]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通知也指出：“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因而在原则问题上是有一致的基础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也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取得一致。并且会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240]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党内这样谈“以苏为首”，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是以一个国际共运指导者的姿态来维护苏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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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尽管在中国的报纸上一直频频出现，但从波匈事件以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大使用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表述。[241]因此，在苏方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他的考虑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后，这类词句还写进国际宣言，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试图重新确立苏共对其他兄弟党的领导权，进而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改变各国共产党现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相互关系。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里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于是，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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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沉默而已。[243]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就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讲到需要有一个党为首的理由，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毛泽东接着讲到为什么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共也犯过一些错误，但目前还是它的实力最强，“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至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毛泽东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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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的意见依然存在。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反馈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245]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此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下午5时半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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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哥穆尔卡先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如“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改为“美国的某些侵略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等。但是在“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上，会谈陷入了僵局。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内容，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内容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帮助他们，支持他们。[247]从会议记录看，毛泽东的劝说起到了一些作用。现场翻译李越然认为，哥穆尔卡接受毛泽东的说法是很勉强的。[248]另一位会谈参加者杨尚昆的感觉是，“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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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首先由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然后是毛泽东带头发言，表示同意宣言的内容。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最后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250]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包括波兰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会议决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做最后的修正。[251]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又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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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成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252]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为首的就理当是中国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原则不能改变。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253]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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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感觉是不错的。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明显提升，甚至已经在苏共之上。早在中共八大前夕，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就已经受到苏联的关注。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建议，苏共中央决定在科学院下成立中国研究所，以便“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255]波匈事件前后，如前文所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轰动效应，中共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理论方面已经开始超过苏共。到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特别是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后，中共的威望和影响更是如日中天。这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智慧”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提倡整风运动的本来意图是借助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力量帮助他约束和监督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但是党内很多人对此有抵触情绪。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动开门整风运动时，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领导人也不理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发表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公开刊登，而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反对这一方针的文章则被全文转载。很多人认为，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容易引起混乱，“毒花不能放，害鸟不能鸣”。即使没有直接对中国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人，也认为这样的方针对本国不适用。[256]但毛泽东当时的感觉非常好，一心要把整风运动搞下去。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对毛泽东说，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百花齐放”，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来的乱子。毛泽东却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半个月后，毛泽东又对来访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说：“为了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掉，我们发动群众来批评，以后每年搞一回。” 然而，到5月下旬，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批评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学生运动从校园内的大字报和辩论会发展到走出校门的社会大串联，此前已经出现的农民退社、工人罢工、退伍军人闹事的风潮也愈演愈烈。面对中国真的可能爆发“匈牙利事件”的危局，毛泽东决定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反右派运动，并提出要采取“引蛇出洞”的手法。为了掩盖自己的判断失误，他把此前一直鼓动的“大鸣大放”说成有意让敌人跳出来，以便“聚而歼之”，随后又在6月19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这篇2月份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本来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号角，几经修改后却变成了推动反右派运动的檄文。于是，本来是一次仓促应急的举措，却成为一场精心策划和安排的政治运动，本来是对形势过于乐观的失误判断，却成为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政治智慧的表现。[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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