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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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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在狂热群众运动中的苏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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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在1956～1958年初反复提出“以苏为鉴”和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扭转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对基层波及不大。总体来讲，直到1958年秋天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之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矿企业，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并未减退。笔者对一些大型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具体材料制作了表9-1，可以说明一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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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部分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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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具体数字未必能反映全面情况，但从这些大企业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至少到1958年，在工业企业中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基本还是正常的。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上层政策调整与下层领会执行之间的时间差：中国领导人开始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时，社会基层的多数群众还停留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情中。当新的方针贯彻下来，广大群众也投入到“大跃进”浪潮中的时候，情况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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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59年是“大跃进”的年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从全民大炼钢铁到全国农村公社化，从全面开展技术革新到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把全国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人们似乎已经感觉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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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整个195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在做一件事，即筹备和动员在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上。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专家学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朝鲜战争期间在全国开展的几次大规模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及爱国卫生运动等）及其结果使毛泽东领悟到，发动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不仅在夺取政权和战争时期是整合社会、积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就是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也会成为实现宏伟理想的法宝。所以，他在党内各种会议上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大跃进”这一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处境就显得十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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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讲，苏联专家很少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议论。很多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政治状况是有看法的，有些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如当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克洛奇科就回忆说：1950年代中期，中国不断在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也陷入文山会海中。苏联专家希望帮助中国发展科技，但对中国同行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会议和政治学习而不是科研上非常反感。在苏联专家中有一种普遍看法，一旦中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开始工作，并且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会议，中国人是可以赶上并超过苏联的。但是，中国科学家不仅被迫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浪费了苏联顾问的时间，以及中国政府付给的薪水。苏联专家认为，妨碍中国科技进步的另一个因素是领导人不信任科学家。在上级的指示下，研究计划无休止地修改，科学家总是被迫放弃正在做的研究，去做上面要求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工作，结果纯科学的和基础的研究没人做，没有自己的根基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72]不过，像这样的意见，在笔者查阅的大量材料中，没有看到任何反映。这说明，苏联专家是被严格禁止议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对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和热情，苏联专家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当然，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关心，他们对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具体做法，还是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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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长春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莫洛佐夫和东北师范大学苏联动物学专家库加金对“除四害”中消灭麻雀的行为就提出了意见。在1958年5月30日与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谈话时，他们表示：在农村消灭麻雀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城市就不必要了。因为麻雀在城市主要不是吃粮食，并且因为消灭麻雀而将其他益鸟一扫而光，将对消灭害虫、保护树木带来不良后果。他们还认为现在应当赶紧采取措施，进行保护益鸟的宣传工作。[73]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树藩谈了一些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1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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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冶金工业部的苏联专家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坦率地提出：（1）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2）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3）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75]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等等。[76]符明还对工业产品质量提出很多意见，指出“多快好省”中，“好”是第一位的，没有质量就没有一切。在一机部组织的专家组长的座谈中，苏联专家普遍反映，“大跃进”期间中国随意修改设计，简化工艺规程，取消检验制度，违反操作纪律，结果造成大量废品，产品质量普遍下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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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苏联专家的这些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但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又有谁能安静下来倾听这些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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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工程在“大跃进”高潮中未能通过开工论证，也许可以说是苏联专家的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罕见例子。早在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之后，毛泽东就有意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问题。1955年国务院曾多次组织中苏专家联合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1956年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主要是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当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江游泳时，写出了著名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无疑助长了三峡上马之风。由于时任水电总局局长兼电力部部长助理李锐等人有不同意见，1956年的争论没有结果。1958年1月，毛泽东召开南宁会议，这是一次“大跃进”的动员会。对于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两派代表人物都被召到会议上，当面进行辩论。再次争论的结果是继续对三峡工程这样庞大而复杂的项目进行查勘论证，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对三峡是感兴趣的，但中央尚未决定。会议委托周恩来负责抓三峡工程的规划，于是，2～3月，周恩来亲自带队进行实地考察。南宁会议已经掀起了“大跃进”浪潮的潮头，当时党内一片反保守情绪，加上很多参加考察的干部和专家没有出席南宁会议，所以支持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占绝大多数，李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苏联专家的倾向性意见就具有重要作用了。据李锐回忆，在周恩来召集的论证会上，苏联专家委婉地表示了对三峡工程应持慎重立场的态度。三峡工程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首先发言，从大坝的工程地质、土方工程量讲到发电量的需要程度，暗示三峡水电站的建设不是近期的事情。随后发言的三位苏联专家，如电力专家组组长别斯托夫斯基，以及曾任苏联电站部水电总局局长的尤林诺夫，都对三峡工程有不同看法，不是促进派。水利专家组组长戈尔涅夫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三峡工程立即上马。苏联专家的意见是有影响的，很多主管干部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要充分考虑工程的困难，应全面进行分析和论证。周恩来虽然因1956年主张反冒进而受到批评，并做过检讨，但他对这样一项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大工程，还是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在重庆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周恩来说，三峡综合利用，不能孤立地谈，要与干支流，上中下游结合，要分担任务配合进行。三峡枢纽是问题的主体，但是我们不能集中一点，不及其他，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应有主有从，这样才能全面论证问题。最后，成都会议于3月25日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其基本方针是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等待时机。出席会议的王任重后来说，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促进的，只有三峡这个文件是促退的。[78]一年半以后，在1959年10月举行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第二次会议上，尽管受到“大跃进”的鼓舞，到会的18位苏联专家一致表示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充满信心，兴趣极高，但仍然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研究的课题”，应“建立试验基地”。有的专家认为中国方面把问题估计得过分乐观，有的专家含蓄地批评说，不能单凭理论计算和实验室数据，还有些专家认为对中国的纯理论性科学研究成果表示怀疑，认为理论研究工作有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认为中方有些技术论证还缺乏经济根据。[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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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的情况看，在1950年代末，虽然中苏上层的分析和矛盾不断加深，但多数干部与苏联专家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扎泽尔斯卡娅研究了1959年汇集到苏中科技合作管理委员会的苏联专家的报告，她的结论是：所有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的报告都指出，中国同行“在完成苏联专家的指示时，非常认真、谦虚，并具有良好的品质”，虽然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并非总能符合需要。如林业专家И.А.科诺诺夫在报告中说：“整个技术类工作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的，因为中国专家在开展木材采伐的科研工作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中国专家是很好的助手，他们认真地、自觉自愿地完成大地测量工作，按照我的指示进行一些必要的核算、收集材料和绘图工作。”[80]然而，像三峡工程这样认真听取苏联专家意见而放弃的项目，在“大跃进”热潮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如果不是周恩来亲自负责此事，大概也不会有人敢于拖延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庞大工程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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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跃进”中激发出来的高昂情绪，使得人们头脑发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自然就成了耳旁风。特别是1958年夏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之后，中苏领导人之间出现政治分歧的消息开始在干部中间传播，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也使得他们的处境更为尴尬。一位海军高级将领告诉笔者，当时干部中间传闻很多，大家都知道中苏关系出现了麻烦，苏联在搞修正主义。特别是听说毛主席讲了“我们要上山打游击”的话，不少人以为问题严重，思想和情绪受到很大影响。过去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有不同意见，都是协商解决，现在则有人认定是专家故意捣乱，是赫鲁晓夫让他们拿中国的工程和设备做试验。海军航空兵修建宁波机场时，苏联专家提出的跑道坡度超出了常规标准，中方认为这样可能造成事故，双方发生争执。一位海军干部在情急时竟说：“我们请专家来不是搞破坏的，没有你中国一样干革命，中国不是你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不存在了，有的部门甚至在电话总机处安装了接听设备，监听苏联专家与国内的长途电话。[81]还有些苏联专家反映，他们的信件被人拆阅过。[82]尽管这些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政府行为，但毕竟会伤害苏联专家的感情，使他们感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应该说，由于政治环境异常，在专家工作中出现问题是可以想见的。根据笔者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在1958年下半年和整个1959年的基层工作中，不尊重专家，斥责专家思想保守，对总路线有抵触，以及忽视专家作用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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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鞍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马宾回忆到，他参加了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亲耳听了毛主席关于今年的钢产量由去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讲话。会上大家群情激昂，会后热火朝天。“坐八百看一千，土办法不花钱。大家一齐努力干，年底一定会实现。”这个口号与当时农业生产放卫星是一样激动人心的。于是，“苏联专家规定的章程不要了，高炉拼命装料，眼见就是胡来，不合格的钢也出炉了。炼钢车间把规章都烧了，对产品质量也不进行检查了。广西有个新建的炼铁厂要请苏联专家去指导，结果专家从报上看到那个厂炼铁是用木柴烧，就不肯去了。苏联专家对鞍钢很担心，就反映到了苏联使馆，再由苏使馆向我们的上级提意见。但那时我们恰恰对这一点很反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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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从1958年夏天开始，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不断反映，那里的苏联专家很苦闷，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做。有些技术人员和中层领导干部认为苏联专家都是“教条主义”，现在是敢想敢干，还请专家干什么。因此，很多苏联专家认为，现在中国搞“大跃进”，用不着他们了。于是，有的苏联专家要求回国。[84]苏联领事馆反映的情况并非偶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很多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认为苏联专家思想保守，跟不上跃进的步伐，有事不愿找专家商量，甚至减少专家授课的课程，其结果，出现了有些专家无事可做的现象。[85]二机部二○二厂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这个研制核武器部件的工厂正处于设计阶段，苏联专家按照常规提出，设计工作应分为三步，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但中方负责人认为，在目前大跃进和任务紧急的形势下，应打破常规，采取两步设计，取消技术设计的中间环节。为了说服苏联专家，中方便组织他们参观在“大跃进”中名声显赫的徐水地区，试图以亩产万斤的惊人纪录说服苏联专家。但苏方人员对徐水的粮食产量持怀疑态度，仍不同意改变设计方案。由于中方人员一再坚持，苏方被迫同意取消技术设计环节，并三步为两步，提前完成了设计。结果在施工中出现了问题，不断遇到麻烦，大大小小的修改有几百次。[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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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部第一设计院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现在不需要苏联专家帮助也能独立进行设计，向专家请教益处不大，反而招来许多麻烦，甚至会阻碍我们跃进。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某某专家是“顽固教条”，某某专家是“工人出身，理论差”。有些工程设计干脆避开苏联专家，该院专家工作负责人居然8个月未与专家见面。以致某些专家担心会出现在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情况，并表示“如不需要我们，可以回国”。武汉重型机械厂设计了新的大型简易车床，事先未与专家商量，也没进行试验，就成批投入生产了50台。苏联专家得知后，再三建议发货前需检验，结果发现这批车床有严重问题。因忽视苏联专家一再提出的遵守工艺规程的主张，鞍山钢铁厂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低到42%～50%，平炉顶的寿命也比过去大为缩短。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特种钢厂在生产汽轮机的大型锻钉时，违反苏联专家所制定的工艺规程，出现大量废品。北京航空学院要求苏联专家帮助设计时速3700公里的飞机，而这样的速度只有火箭才能达到，使苏联专家十分为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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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机厂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该厂当时正在设计的一种直流电机，使用的是苏联提供的达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整套图纸，按这种图纸生产的直流电机投入生产后，年产钢材可达300万～400万吨，相当于1957年中国钢材产量的70%～80%。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产品，工厂设计人员为了节省几吨制作钢材，未同苏联专家商量，就对原图纸的主要部件做了重大修改。苏联专家发现后甚为吃惊，认为这套图纸是总结了苏联电机厂十几年经验设计出来的，而中国在缺乏运转试验的情况下就做如此重大的修改，是不适当的。由于中方坚持，苏联专家又建议至少对前两台机组不要修改，可待试验后再做修改。为此，苏联专家扎依采夫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说自己到中国来没有发挥作用，也不知道怎样发挥作用。[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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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吉林省委报告，有些干部和技术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不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征求专家意见，过分地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改”。有的工厂把过去一直执行的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认为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89]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苏联专家一致认为，正在试制的红旗牌轿车外形不好看，设计不合理，建议对设计进行修改。但该厂领导人为了实现国庆10周年出车的目标，拒绝考虑专家的建议。[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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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莫斯科也不断接到有关情况的报告。如苏联政府得知，1958年下半年，中国工业企业撤销了所有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苏联专家表面上仍留在岗位上，享受薪金，承担合同规定的生产责任，但实际上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中国水利和电力系统工作的苏联专家А.С.别斯托夫斯基1959年2月报告说：“中国同志决定简化电力装置，这将降低它们的可靠性”，并警告说，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事故的发生”。1959年4月在武汉冶金公司工作的12位苏联工程师也抱怨说，他们已经有三个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业里，苏联专家制定的所有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章都被取消了。[91]这个材料出自中苏交恶时在莫斯科出版的一部著作，其结论未免有以偏赅全之嫌，因为在中国所有工业企业取消苏联专家帮助设立的技术部门和规章制度的事情，没有国务院的命令，是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也不存在。但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拒绝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使其无法履行职责的现象的确不是偶见的。据中国驻苏使馆的报告，回到苏联的专家反映：“中国人非常自大，自认为什么都能做到，对苏联不尊重。”使馆认为，这并非“个别现象”。[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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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大跃进”，苏联的经验似乎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报刊对苏联成就的报道和苏联经验的介绍，过去主要是靠苏联驻华使馆新闻处直接寄给各省市自治区报社和电台的稿件。据苏联使馆调查，1956年中国各报刊共使用了新闻处的稿件2500篇，而1958年只有500篇，有些报纸干脆就不再用苏联的稿件了。[93]被中国人忽视的不只是苏联的经验，在胜利的喜悦中，那些曾为中国经济建设呕心沥血的苏联专家的重要贡献也被人们抛之脑后了。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建成后的情况，很说明问题。为了庆祝共和国十年大庆，中国政府1958年决定一年之内在北京完成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民族宫等一批新建筑，号称“十大建筑”。为保证这批新建筑按期完工，负责指导工程施工和安装工作的苏联专家非常认真，加班加点，始终情绪饱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有关方面对工程情况的介绍以及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提到苏联专家。如外交部组织外国使馆人员参观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在介绍工程情况时，根本不提苏联专家。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询问是否有苏联专家帮助，回答是“没有，都是中国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北京火车站举行建成典礼时，竟然没有邀请苏联专家出席。《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的有关报道，也没有一句提到苏联专家。[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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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革命激情的中国人甚至开始对苏联的国内政策和建设速度评头品足。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发表以后，在上海、广州、长春等地部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苏联七年计划控制指标太低了。“广州市不少机关干部认为苏联的钢产量发展得太慢，没有我国快，可能有保守思想。有的说，苏联到1965年钢产量才达到8000万吨，还未达到美国的现有水平；而且7年才增加3000万吨，每年增长的百分比并不高，而我国的钢产量到1965年恐怕要超过苏联了。吉林师大历史系有个学生说，苏联七年计划跃进不快，在社会科学方面不用再去苏联留学，苏联生产力发展比中国快，但生产关系的改变慢。”对于苏联没有高度评价人民公社，许多人提出疑问。如呼和浩特市有些民主人士说：“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人民公社都有很高评价，但苏联不仅过去没有提过，而且这次大会也未提，是否因为我们的人民公社比他们的集体农庄优越？”[95]上海市工会干部在阅读赫鲁晓夫的报告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说法表示很难理解。他们说，“如果要同时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跑在前面的国家必然要等待落后的国家，况且这七年里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等谁知道要等到何年呢？说不定一二百年也不能到共产主义了”。还有人说：“赫鲁晓夫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苏联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跑在他们前面了”。关于农业发展，有人说：“苏联的农业发展太慢，七年农业产值才提高70%，而且措施多是开荒，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太慢”。[96]无论这些说法现在看来多么幼稚可笑，但在当时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中是颇具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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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群众运动影响到苏联专家的工作，尤其强调在政治运动中不要涉及外国专家。波匈事件后，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苏联专家介绍业务情况的时候，只可谈业务问题、工作问题以及我们党和政府对有关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绝不允许涉及中苏两国关系的问题（如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看法等），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97]1957年5月一些单位请示是否向苏联党员专家传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精神，外交部答复，可以根据《人民日报》社论介绍有关精神，但不得引用报告记录。还强调“如对方有不同意见，可以求同存异，不与争论”。[98]1958年3月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时，有些部门提出，是否可以组织外国专家写大字报和参加群众性辩论。为此，国务院规定：应当及时向外国专家介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以及本部门的运动进展情况。群众在运动中提出的有关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国外设计、专家建议等问题，应当根据需要，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虚心征求外国专家的意见，并向他们求教。应当允许外国专家看大字报和参观展览会。他们如要求将大字报摄影，也不要加以禁止。但必须注意凡大字报和展览会有批评专家内容的，一律不许张贴和展出；不要组织外国专家参加群众的座谈会和辩论会，也不要提倡和引导外国专家以写大字报的形式向我们提意见。如果外国专家主动要写大字报，不要加以阻止。[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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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大跃进”运动开展以后，中国政府也开始强调加强对苏联专家的“务虚”工作。所谓“务虚”，就是讲述中国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专家的思想工作，希望其了解和支持中国的想法和做法。如向专家发送材料的工作有所加强，1958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过去只发给苏联专家组组长和在高等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俄文内部参考资料，扩大到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100]10月又通知，要求各地必须及时注意搜集、了解外国专家对大跃进等问题的看法和反映，针对专家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务虚”工作。[101]11月14日，国务院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外国专家进行具体的、日常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及时深入地了解总路线和党的各种方针、政策，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102]11月25日外国专家局决定，从即日起将为在京苏联专家组织的各种报告选择其中重要者译成俄文单行本，发给所有在华专家参阅。[103]当然，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最好不要让专家知道。1959年3月国务院决定，对于检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错误的郑州会议和各省、市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暂时一律不向外国专家介绍”。[104]10月又通知，关于反右倾斗争的情况，一般不要主动向专家介绍，涉及批判的对象、方式等不能介绍，群众贴出的大字报更不能让外国专家观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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