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00268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83]

1702900269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引起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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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71 凡是研究中苏关系史和冷战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1]由于毛泽东在此期间大发雷霆，第一次对苏联现任领导人及其现行政策提出严厉指责，很多人认为这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2]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3]不过，历史事实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史料，有关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4]现在重新研究的条件比较成熟了，主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与尤金两次，与赫鲁晓夫四次）均已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会议记录也已披露。此外，还有中俄双方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问世。因此，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的起因、苏联的目的、中方的立场、事情的结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梳理清楚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于毛泽东最初为何采取如此激烈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做出新的解读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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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73 到1957年底，中国国防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新装备的核潜艇的作用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几年来中苏友好合作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基础。看来，中苏在海军方面的合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于是，便有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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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75 1958年10月，由苏联自行设计和制造并装备了P-11ΦΜ洲际火箭的ΑБ-611型潜艇结束了航行和战斗性能的一系列试验。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5]于是，外出潜艇与基地的通讯和联络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时还没有通讯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已经研究了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并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使尼赫鲁产生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同盟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6]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希望能给予帮助。[7]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的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的海军司令肖劲光，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8]当时苏联提出了怎样的建议，由于缺乏史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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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77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瓩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做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兵部研究，并提出意见。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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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79 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10]看来，毛泽东对苏联坚持要出资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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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81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又一次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由两国政府出面就此签订一项协定。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一个6人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再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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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83 对比前文所说1957年三个中小功率长波电台建成的情况，有助于理解苏方为何在超大功率长波电台的建设问题上坚持出资的方案。1955年初，苏方提出，为了统一指挥今后活动于中国黄海、东海、南海的中苏两国潜艇的活动，拟在中国建立三个长波无线电台。投资总计为880万卢布，其中设备210万卢布，土建360万卢布，电源和发电机等310万卢布。为便于今后双方共同使用这些电台，希望与中国签订相关协议。1955年10月双方签署正式协定，电台所需全部设备由苏联出资提供，中国负责土木工程和保证电源，建成后供中苏两国海军共同使用。后因中方无法生产为电台配备的短波发讯机和收讯机，这些辅助设备亦改由苏方无偿提供。这就是说，1957年已经建成的三座长波电台，就是按照双方出资、共同使用的原则办理的，苏方照此方案提出再建一台，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至于苏方这次提出要多出资金，按照当事人阿尔希波夫的解释，不过是感到建立超大型长波电台费用过高，既然苏联也要使用，自然应该有所付出。所以，苏方确定的谈判立场是，愿意至少支付50%的费用，以换取10年的使用权。[12]考虑到赫鲁晓夫1954年主动提出归还旅顺港和出让合股公司股份的做法，笔者倾向于认为，苏方很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所有权的问题。事隔仅仅一年，毛泽东却在长波电台问题上突然提出所有权的问题，倒是有些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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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85 长波电台问题未了，又出现了“共同舰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到1999年，中国的官方解释仍是：“1958年6月28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13]然而，笔者通过对最新披露的中俄双方史料的梳理，发觉事情的经过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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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87 根据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将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海军干部为此兴奋不已，希望得到进一步援助。[14]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与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会谈，提出了在海军新技术、新装备方面为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苏方表示，在原子、导弹技术方面，中国可以派人来苏联学习；关于导弹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帮助中国。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1958年4月给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五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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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89 5月1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152次会议，研究海军要求苏联给予技术援助一事。彭德怀在会上说：对这类问题要明确一个方针，基本的要求是要自己研究、设计、试制，即使失败，浪费一点钱也值得。如果光要人家的，自己不设计，我们永远只能制造旧的。你们的思想应当解放。如果你们说的援助只是为了要个样品，准备自己仿造，那就可以通过政府向苏联提出。根据彭德怀的意见，14日海军给军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在现代条件下，我国海军应该以火箭、导弹为主要武器，争取自力更生、独立设计适合我国作战方针及气候条件的装备。为加快这一进程，建议我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给予新技术援助的要求，促使我国海军武器逐步向导弹化过渡。”[16]在这里，海军并未提出核潜艇的问题。不久，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并要求最好“在1958年内就开始供给我们建造能够装载火箭、导弹的潜水艇、快艇的设计资料和蓝图”。[17]这里也没有提到核潜艇的问题。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发信后，海军负责分管外事和装备的副司令罗舜初与海军苏联总顾问多次会谈，内容均为如何向苏联方面请求提供导弹、火箭和舰艇技术等问题，根本没有提及核潜艇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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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91 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研制核动力潜艇设想尚未成形。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在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将原子能动力运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即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引者注）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研究。根据现有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并组成以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划。报告还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第二天，即致信赫鲁晓夫寻求海军技术援助的当天，周恩来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7月19日，罗舜初等给聂荣臻写报告，对设计、制造核潜艇任务的具体分工，研制进度，与中国科学院、冶金部等单位的协作，以及申请专项经费等，提出了安排和请示。报告还提到：“为了缩短对原子动力单独摸索的时间，争取早日完成任务，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告知苏方，请他们对我们进行必要的技术援助。”22日聂荣臻批示：“同意所提安排。经费问题由各单位承担，不另列预算。”8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方案。[19]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尤金回到北京之前，中国只是请求苏联给予导弹潜艇的技术援助，并没有正式向苏联提出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而中共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到北京与毛泽东交谈过了。[20]这就是说，所谓“共同舰队”问题与中国研制核动力潜艇无关，中国当时要求苏联提供海军技术援助的内容主要是能够装载和发射导弹的新型潜水艇以及长波电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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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93 那么，面对中国要求海军援助的问题，苏联的态度如何呢？收到周恩来的信函后，7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建设海军方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但在目前发表的俄国档案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简单：“这将触及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交换意见”。会议决定委托米高扬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函，“就陆军和海军问题交换意见”。[21]米高扬起草的信函目前尚未发现，但高级会晤无疑就是后面提到的方案：让苏联大使转达主席团的意见，并邀请周恩来和彭德怀来莫斯科商议此事。据阿尔希波夫回忆，主席团会议并“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在此之前，苏联只是对中国提出的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的想法感兴趣，因为通过这样的电台，苏联也可以与其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主席团会议之后，赫鲁晓夫召见了尤金，指示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时，可以问问能否共同建设和使用长波电台，再询问一下苏联的潜艇是否可以进入中国的港口并停泊。[22]注意，赫鲁晓夫在这里说的是共同建立长波电台，而不是潜艇舰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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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95 回到北京后，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尤金。根据中方的记录，尤金首先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接着，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四个问题，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抓住“共同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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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97 目前尚未看到有关这次会谈的俄国档案，不过，参加会谈的苏联参赞魏列夏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这段经历。根据魏列夏金的回忆，尤金是这样说的：中国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在建设现代海军舰队（современный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й флот）的问题上对中国提供援助，苏联政府审议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想法。尤金说，对于苏联来说，现代潜艇舰队（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одводный флот）的建设也是一项新的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今后开展这一建设的前景问题正在继续进行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昂贵的建设事业，需要非常强大的技术力量，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其中包括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莫斯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或许苏联和中国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建设一支现代海军舰队。尤金在谈话中还表示了如下意思：中国的海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这样的舰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25]需要注意的是，在魏列夏金的记述中，第一，尤金本人并没有使用核潜艇的概念，而魏列夏金自己理解这是在谈论后来人们所说的核潜艇舰队（атомный подводный флот）的远洋活动问题。由此可见，苏联当时理解的对中国的海军援助并不包括核潜艇，而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核潜艇问题，很可能是他本人把事情搞混了。第二，尤金也没有使用“共同舰队”这个说法，他反复说的是“共同建立海军舰队”。[26]由此可见，“共同舰队”这个概念，是毛泽东自己演绎出来的。当然，这种演绎并没有歪曲尤金谈话的意思：建立共同的海军舰队，但这是否符合赫鲁晓夫的本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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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299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27]毛泽东显然是有所准备的，他还吩咐工作人员准备了微型录音机。[28]会谈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根据中方的谈话记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共同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他指责苏联看不起中国人，帮助中国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毛泽东的谈话还涉及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批评已回国的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是官僚，并对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只讲苏联的战例，不讲中国的战例，甚至也不让中国教员自己讲。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接着，毛泽东又抱怨：“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不过，毛泽东最后肯定说：“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介绍情况，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对此，尤金解释说：“现在请允许我谈谈专家问题。我们的专家是诚心诚意地来帮助中国同志的。有些部门，中国干部已经成长了，不需要专家了。至于专家的派遣问题，都是由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我们的，需要来的我们就派，不需要的我们就调回去。”周恩来说：“一般的专家都是有时间规定的，都是通知我们的。只是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十几个首席顾问的调派、工作时间，没有和我们商量。这个人走了，那个人来了，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公安部的总顾问回去了，可是现在的副总顾问总是问罗瑞卿同志，你们什么时候请总顾问来，好像硬要我们邀请似的，我们很被动。”尤金再次解释说：公安部总顾问调回国是根据中国的要求办的，至于苏联内务部现在是如何考虑的，没有通知大使馆。最后，毛泽东嘱咐尤金：“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的全面的，很好的”。尤金在谈话中感到事态严重，便主动提出，希望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29]尤金在谈话中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所以提出请周恩来、彭德怀到莫斯科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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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301 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还有一些苏方对毛泽东讲话的解读，值得注意。根据俄文记述，关于“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说：如果苏联的建议是在中国建立“共同舰队”（这是在俄文记述中第一次出现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的提法），我们不能同意，因为这有点像租借。我们只同意舰队由你们帮助建立，而由我们指挥。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将把一切港口和机场提供给苏联使用，但我们不同意和平时期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毛泽东还提到长波电台问题，他建议电台由中国自行建立，苏联提供帮助，所有权归中国，可以向苏联提供电台侦测的结果。至于毛泽东对苏联人的指责，俄文记述还谈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共决战时不让中共发动进攻，而要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米高扬在西柏坡以及后来都是用教训的口吻同中国人谈话；毛泽东访苏期间，贝利亚在中国使馆安装了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以及苏联报刊一直不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在一切最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次要的，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了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尤金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苏联领导人丝毫没有暗示要同中国建立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关系，安东诺夫则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鉴于谈话内容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尤金提议最好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私下会晤。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则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对此的解释是：“我干嘛要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冲突起来呢？”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时发出。[31]尤金还转达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意思：“由于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他本人愿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莫斯科。但是，现在他因健康状况无法成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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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303 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喊道：莫名其妙！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确实需要他本人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出访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会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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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305 接到驻华使馆7月23日发来的电报，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开会商议，会议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从简短的会议记录看，苏联领导人在讨论中表示了这样几个意思：（1）苏共中央曾为尤金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但尤金“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后来赫鲁晓夫曾多次指责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莫斯科的建议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笔者注）；（2）“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期就反对租借”，例如米高扬就提过意见，但失败了（后来赫鲁晓夫一再强调斯大林死后苏联便归还旅顺港的做法——笔者注）；（3）我们赞成会晤，但情况不允许（指赫鲁晓夫正准备出席在联合国安理会范围内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以处理黎巴嫩和约旦的危机——笔者注）；（4）“你们怎样才能同意呢？”如果对苏联的建议不满意，希望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5）如果讲求实效的话，那就是（苏联）海军方面提出的请求；（6）关于顾问的问题，我们愿意撤除，并已经给你们写过信（指1956年12月18日交给中国的关于废除派遣顾问制度的信——笔者注），也可以减少数量。[34]由于会议记录过于简略，现在不清楚苏共中央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备忘录，尤金为何没有把它交给中方。考虑到赫鲁晓夫一时无法前往中国，会议责成苏斯洛夫等人在主席团意见的基础上，再为尤金准备一个备忘录，“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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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307 上述史料说明，苏联最初的建议并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意思，就是希望将来其远离本土的潜艇舰队可以在中国的港口停泊休整，共同建设长波电台也是为此目的，并认为这是一个“讲求实效”的办法。尤金转述苏联的想法时，将其演绎为“共同建立海军舰队”。毛泽东把这种说法归纳为“共同舰队”，并没有歪曲尤金谈话的意思，但的确因此而误解了赫鲁晓夫的本意。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尤金越讲越乱，无法自圆其说。于是，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要学斯大林的老样子，在中国搞“合作社”，从而感到中国的主权受到威胁，中国人的感情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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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309 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约见中国领导人。7月24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36]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在巴格达公约国家的伦敦会议上没有提出入侵伊拉克的问题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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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314 图10-1 1958年7月31日至8月4日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举行了四次谈话。图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会谈公报的签字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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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316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尤金没有参加，就在当天早晨，尤金因过度紧张和惊吓而脑出血，并导致偏瘫。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如何讨论应该建造潜艇而不是巡洋舰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的影子”。苏联只是希望其海军舰队可以利用中国的海域对付美国人。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听过赫鲁晓夫的解释后，毛泽东仅仅发了几句牢骚，便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还约定，以后“永远不再提这样的问题”了。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38]按照赫鲁晓夫的回忆，他当时还提出，苏联的舰队已经驶入太平洋，而海军基地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希望能够允许苏联潜艇在中国加油和修整。毛泽东表示拒绝，并毫不掩饰其不满情绪。[39]但会谈记录中没有这个内容，只提到苏联舰队战时使用中国海军基地的问题，而毛泽东对此是同意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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