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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六章 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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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的代价始于自由主义国家为保护人权、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一旦在世界舞台上得到释放，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很快就会沉溺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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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军国主义源于五个因素。第一，在全球推广民主是一项伟大使命，提供了大量的作战机会。第二，自由主义决策者相信他们有权利、有责任、有经验去使用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第三，他们经常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第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削弱了外交的作用，导致更加难以和平解决与其他国家的争端。第五，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也破坏了主权观念——旨在限制国家间战争的国际政治核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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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个倾向于不断发动战争的强大国家增加了国际体系中的冲突，造成了不稳定。这些武装冲突通常以失败告终，有时是灾难性的，主要是以牺牲据说是被自由主义的巨神所拯救的那些国家为代价。人们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精英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规避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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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也以其他方式导致了不稳定。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倾向于拥抱除了战争以外的雄心勃勃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并且破坏了它们与对象国之间的关系。比如，它们经常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在与一个威权国家进行外交接触时，它们也倾向于无视它的利益，并且认为它们知道怎么做对它最有利。最后，对外的自由主义倾向于破坏国内的自由主义，因为军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总是会培育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容易侵犯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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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断是，一个拥抱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最终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国家——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我将以1992年1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为例来说明这一论断。随着1989年冷战结束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出所料，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自由主义霸权，经过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这项政策得到了坚决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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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的是，美国在这期间卷入了许多战争，几乎在所有冲突中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华盛顿在破坏大中东地区的稳定方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自由主义的英国是华盛顿在这些战争中的忠实伙伴，也要承担一部分由美国造成的麻烦所引起的责任。美国决策者在围绕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产生重大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主要作用。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这场危机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乌克兰的利益了。回到美国，美国的公民自由已经被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安全体制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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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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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由主义者经常谈论战争的罪恶，以及超越强权政治、创造和平世界的重要性，所以把他们描述为军国主义者似乎很奇怪。但许多人就是军国主义者，他们深深地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并不羞于使用军事力量推进这一议程。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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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保护那些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人。当大量外国人被杀害时，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动力尤其强烈。这种承诺显然反映在“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一概念上，这是由于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在1994年未能阻止卢旺达种族灭绝和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而形成的一种规范。389“保护的责任”要求各国不仅有责任保护本国人民免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侵害，比如种族清洗和大规模屠杀，也有责任保护其他国家的人民免受这些罪行的侵害。本质上，各国被要求密切关注全球范围内主要的侵犯人权行为，一旦出现，要迅速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军事干预能力的强大自由主义国家有强烈意愿发动战争来保护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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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个人权利的任务很容易演变成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战略：通过在其他国家积极促进自由民主来消除问题的根源。根据定义，自由主义国家致力于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而这一战略也将促进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有助于保护自由民主制度免受其内部敌人的破坏。自由主义也被认为能促进经济繁荣，这不仅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目标，而且有助于和平。简言之，传播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为了使世界更安全、更和平、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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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从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无数评论中看到的那样，这种世界观的支持者倾向于对其深信不疑。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国务卿和战争部长的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表示：“为了安全，民主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杀死其敌人。世界不可能是一半民主、一半独裁。”越南战争期间，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宣称：“在整个国际环境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安全的之前，美国不可能有安全。”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所指出的：“这些并不是孤立的评论……美国政治家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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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并不局限于决策者。比如，约翰·罗尔斯写道：“自由而正派的人民具有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寻求建立一个所有民族都拥有秩序井然的政权的世界……他们的长远目标是最终带领所有社会都尊重万民法，并使之成为由秩序井然的人民组成的社会里具有良好声誉的正式成员。”391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并不会不言自明地导致战争，罗尔斯也谨慎地表明，他不提倡用十字军武装征伐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392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战争经常被视为一种促进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选项。这种使用武力来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倾向反映在著名的自由干预主义者约翰·欧文的著作中，他评论说：“自由主义思想导致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远离彼此之间的战争，而……同样的想法促使这些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战。”此外，他写道：“所有人都对和平感兴趣，并且希望战争仅仅是作为一种实现和平的工具。”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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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主义形成于2002年，并被用来为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辩护，它可能是这种自由干预主义的最佳范例。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小布什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要赢得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必须击败“基地”组织，而且必须对付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所谓的“流氓国家”政权被认为与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全力以赴获得核武器，它们甚至可能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394简言之，它们是美国的死敌。小布什提议用军事力量把中东的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变成自由民主国家。2003年初，就在美国袭击伊拉克之前，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一点：“通过美国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决心和目标，我们会把这个时代变成一个进步和自由的时代。自由人民将决定历史进程，自由人民将维护世界和平。”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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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小布什总统和他的副手们也有动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因为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践踏公民权利的残暴独裁者。但是，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本身不会导致美国推翻萨达姆，并且以一位民选领导人取而代之。促使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是美国认为有必要处理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小布什团队认为，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就是把大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变成自由民主国家。这将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巨大的和平区，而且会彻底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世界显然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有兴趣，”总统说道，“因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家不会滋生谋杀的意识形态。它们鼓励和平地追求更好的生活。”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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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显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所有特征。拥有强大军队的自由主义国家强烈倾向于发动战争，不仅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个人权利，而且是为了传播自由民主，它们认为这是维护权利和抵御重大安全威胁的最佳方式。考虑到我们的星球不缺乏独裁者、严重侵犯人权者，或者是展示出军事威胁的国家，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很可能会永远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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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使外交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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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自由主义单极国家军事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自由主义霸权使得与独裁国家之间开展外交更加困难，这进一步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外交是在重要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它的目的是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为了取得成功，每一方都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尽管它们不必是对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坚持认为“外交是一门限制权力使用的艺术”397。双方不必平等对待彼此。但是，要让外交发挥作用，即使是死敌也必须对彼此表现出一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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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外交是不同的治国工具，它们彼此互为替代。一个依靠对话和谈判来解决争端，另一个依靠军事力量。外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成本更低的选项：正如1954年温斯顿·丘吉尔在白宫所说：“吵吵总比打打好。”398然而，外交和战争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有军事力量威胁作后盾，外交通常更有效。在战争中，外交经常被用来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尽管如此，“大棒外交”的目的还是避免或终止战争。如果一个国家在面对敌手时放弃外交，战争会变得更可能发生，一旦战争开始就更难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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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们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时，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展外交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使它们的生存可能最大化，包括与威权领导人展开谈判。它们有时甚至会支持威权领导人或与他结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曾与约瑟夫·斯大林合作打败纳粹德国。有时它们甚至会推翻它们认为有敌意的民主政权。自由民主国家极力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掩饰这种行为，但事实上，它们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这就是现实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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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一个单极国家能够抛开均势逻辑，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时，外交就变得具有欺骗性了。出于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很熟悉的原因，这样一个国家强烈倾向于避免与非自由的敌人进行外交。尽管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但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面对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对手时，它往往会被抛到一边。毕竟，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由于独裁国家往往具有欺骗性，有时会践踏人民的权利，因此摆脱现实主义束缚的自由国家很可能将其视为有严重缺陷的政体，不值得与其开展外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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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往往对非自由主义国家产生根深蒂固的反感。它们倾向于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善良国家和邪恶国家组成的，双方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种观点产生了一种只要有机会就通过任何必要手段铲除独裁国家的强有力动机。这种厌恶的后果之一是，自由主义国家很难与非自由主义的敌人进行有限战争，反而倾向于寻求决定性胜利。无条件投降成为常规指令，因为几乎不可能容忍与邪恶国家进行妥协。399当然，民族主义——通常会导致交战国家彼此仇恨——强化了使战争升级到极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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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根除心态也许在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如何处置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他认为，由于和平不能通过“利益的安排、妥协或调整”来实现，因此不可能“与中央帝国的政府达成任何形式的谈判或妥协”。威尔逊将妥协与均势政治联系起来，他轻蔑地称之为“国际政治的旧秩序”，认为必须被“彻底摧毁”。他的目标必须是“战胜邪恶，通过打败所有曾经破坏和平并使之变得不可能的邪恶力量”。1919年底，当他谈到《凡尔赛条约》时说道：“我听说这项条约对德国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当个人犯下罪行时，虽然刑罚很重，但这并不是不公正。国家在不道德的统治者领导下，对人类犯下罪行，就应该接受惩罚。”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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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无拘无束地根据其基本原则在国外行动时，它发现很难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对手开展外交，这提升了双方试图通过暴力解决分歧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不宽容——有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憎恨——导致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从均势政治中解放出来，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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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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