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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17029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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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三 漫谈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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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夏季开始，“难民危机”成了和欧洲关联的词汇中最热门的一个，这使得人们彻底忘掉了欧债危机——其实后者一直没有被真正解决。而要理清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从欧洲的福利制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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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会福利保障”这个概念并不新鲜，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就已存在这一制度：依照秦法，从事工商业者，一旦遭遇破产，依照秦国法律将举家成为官奴——这听上去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细琢磨一下，其实问题就出在“官奴”这俩字上，这个称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罗马》《血与沙》之类美剧中的奴隶，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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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奴，国家会给他们提供衣、食、住房这些基本生活保障，而作为官奴的男性则需要去修城墙、挖沟渠，女性要负责为官府粮库舂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从事公共服务。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工商业者不比农民，后者无论好歹，最终都有一块土地可以谋生，而工商业者一旦破产，仅凭自身则再无保障，在这种困境下绝望的人难免会铤而走险，作奸犯科，于社会而言，必然导致治安环境恶化。秦的官奴制度，事实上等于给这些破产者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个保障不是白给的，你必须为此去劳动，否则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从另一方面讲，“穷”会让人在绝望下生事，而“闲”同样也会让人生事。如此一来，秦的这套制度既从源头解决了社会治安问题，也以最低的代价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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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东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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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沦为官奴也并不等于你彻底无法翻身，最起码你还有机会通过军功授爵制度从头再来。秦的法律体系中，“功-爵”制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在两千年前的秦国，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被明确量化后与爵位挂钩，打仗会有军爵，种地有农爵，从政、行商、做工，乃至与秦国有合作关系的外邦人，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功劳获得相应爵位，而爵位又会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多寡、房舍面积、仆役数量……而且以功得爵是你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渠道。除此之外，在当时企图通过做“道德模范”或是文体领域的大腕来获得富贵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嫪毐这样太后身边的小白脸，也只能在参与平息成蛟叛乱中立了军功才得以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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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的秦人，其实已经很好地诠释了“福利”的内涵：福利的真正价值应该是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再具体一点说，广义上的“福利”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为生活极度困难的人“兜底”，其二是为人们向上奋斗提高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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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看如今的欧洲。欧洲号称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从医疗、教育乃至照看幼儿，都属于国家福利的范畴，与之对应的则是西欧的高税收——需要说明的是，欧美语境下的“大政府”，其实主要是指高福利+高税收，与此对应的，低福利+低税收自然就是“小政府”，这恐怕与我们国内媒体所说的概念要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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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美国精英阶层中的不少人对欧洲式的“大政府”模式都报以不屑的态度，这其中就包括特朗普。这其实并非没有道理。欧洲高福利体系建立的大背景是东西方冷战对抗，在当时不只是军事，双方在文化、外交、体育、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带有明显的竞争和对抗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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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税收总额占GDP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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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地处冷战前沿地带的西欧，在重建福利体系时所要考虑的并非是福利的本质，而是要和华约国家争夺道德制高点。其实反过来说，当时东方阵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总体经济实力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当时西方阵营手中掌握着全球工业能力的2/3），让自己的国民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以打击对方的士气民心，就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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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就是目前欧洲福利泛化的问题，这并不是指所谓的“量”过度的问题，而是说欧洲福利制度脱离了我们前面说的福利的本质：欧洲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福利都是无条件给予的，而且从质量上说早已脱离了“兜底”的范围。多数人工作就是为了“谋生”，如果不“谋”就可以“生”，而且还可以“生”得不错，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欧洲本土的白人成天窝在家里打游戏、听音乐，讨论色情业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做永远长不大的“大孩子”；而另一方面，譬如出租车司机、管道工、送报纸快递、便利店店员等所谓的“低端工作”却找不到人去做。如果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转，就只能引入东欧裔或北非、西亚移民，前者还好说，后者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使得很多日常问题很容易就拐到种族歧视上去，结果就是政治正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种种的政治正确又进一步使得很多原本简单的日常问题复杂化，稍有不慎就会上纲上线成为政治问题。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最终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情绪变得日益严重。说句题外话，如今欧洲的族群矛盾，最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尚不好说，但就眼下而言，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去支持谁或是反对谁，而恰恰应该是让所有的政治因素都离开，把属于法律的问题还给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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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高福利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这就意味着欧洲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要承受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对成天泡办公室的白领而言，高税率会打击人的工作动力——辛苦一年下来，交完税，剩下的钱算下来可能还不如失业吃福利划算。而对富人而言，很可能则会选择收拾细软走人，甚至连整个产业都带走。2012年法国左翼政党赢得大选，奥朗德当选总统后，为了维持福利体系，宣布要进一步提高富人税，结果没过几天，有“大鼻子情圣”之称的法国著名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便宣布移民俄罗斯（俄政府一直奉行低税收政策）。德帕迪约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声称：在2012年他支付了占其收入85%的税款。45年来，他的纳税总额已达1.45亿欧元。同时，他还强调自己是一个雇用了80名员工的企业家（也就是说他的出走会导致80人的失业）。如果仅仅只是一个“大鼻子情圣”倒问题不大，但是在奥朗德就任当年，法国就出现了富人移民潮，这问题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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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为了应对欧债危机以及不断涌入的难民，欧洲各国的财政压力陡然增加。德国劳动部长在2016年曾发出警告：因为难民，德国将增加100万领“哈尔茨四”（简单说就是失业救济金）福利者，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部长在上一年还肯定地说“难民是专业人才，将为德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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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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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60年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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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平均实际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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