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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首在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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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阿斯塔纳2016年6月6日电,据哈内务部6日消息:5日发生在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17人死亡,其中哈警方击毙暴徒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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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不到一周以后,位于南亚的孟加拉国政府于当地时间6月11日针对极端组织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在报道发出时已逮捕了3000余人,之所以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是因为日前该国境内极端组织的活动日益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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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条新闻虽然与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但上述两个国家都处于未来我国“一带一路”规划的辐射范围之内,由此细想起来,会让人感觉到一丝不安。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赞比亚的媒体甚至造谣称中国企业“用人肉制成罐头牛肉”销往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我外交部对此表达了强烈谴责并要求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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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被提出之后,大批中资企业“走出去”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一般情况下的商业逻辑不同,在海外投资,风险防控在商业活动的决策中非常重要,其权重最起码应该是和利润盈亏居于同一级别的——所谓“商道求利”,但“商道”更要“求安”。对于作为后来者的中资企业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前述事件应该属个案,但海外投资安全问题迟早都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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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区域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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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三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一些必须正视的隐患:以现状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力较弱,国家权力通常只能延伸到主要的几个大城市,而在地方以及基层,宗教力量、部族力量甚至是帮会才是权力的实际掌控者。这就意味着在具体操作中中企会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而且一旦我们的企业在海外遇到某种问题,所在国的政府即便愿意配合,事实上也很可能是有心无力,无法给予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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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中远期前景来说,由于文化及习俗的关系,上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普遍非常高,这一点又以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业化进程,普遍又不理想。再加上前述的政府控制力弱,这三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一个可能的前景就是:由于经济发展无法消化过剩人口,当就业岗位与人口数量之间的缺口越过某个临界点后,社会动荡将会急速加剧。发生于2011年的埃及“颜色革命”,除去外部因素外,其内部的社会背景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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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从现状还是未来预期来说,风险防控都应该是未来海外投资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大处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仅限于商业范畴的话题,而应该与我国的地缘安全、外交战略乃至国内的社会管理放在一起通盘考虑。何为何不为,应该自上而下做统筹规划。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做到风险可控,同时也避免让几个领域形成相互掣肘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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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则会发现,仅仅依靠我国的官方机构,事实上很难满足企业对风险防控的具体需求。国家力量是一国民众背后最为强大的后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官方力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上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官方人员与商业机构在思路、角度上有时候很难契合到一起,这就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而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国政府在某些商业事务上表现得“过于热心”,很可能会授人以柄,让某些势力将商业问题政治化——这种事例早已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由民间的、商业性质的机构来作为国家力量的必要补充,就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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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人们也许很容易会联想到诸如“黑水”“雇佣兵”这样的字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类机构其实更类似“智库”的概念,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风险评估、预警、情报分析、对企业进行安保培训、在海外进行公共关系维护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相关法规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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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众多中资企业已经在向国外的安保公司购买相关服务,黑水公司的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甚至针对中国客户,在2014年专门组建了新的安保公司。换句话说,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通常情况下,这类国外的安保公司往往会与其政府及情报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中资企业乃至我国的战略安全,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而通过相关政策,扶持我们自己的安保机构,并且尽早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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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四 以“大经济”的视角审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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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感动”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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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日战争,70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残。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打得老老实实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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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归根结底其实是一门“技术”。把历史置于解剖台而非只是供桌之上,以一种更为宏观、更具逻辑性的视角来审视它,最终能在技术层面得出一个扎实的结论,这也许才是对前人更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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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以“经济”为切入点来分析抗战史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2.泛指财力,物力;3.形容耗费少而收益大。”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在传统上古人对“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为了便于区分,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相对于前者,后者其实更适宜用来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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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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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间,以势可以创业,以业可以生财。然而如果倒过来,这一生产关系却未必成立:有“财”未必有“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东的几个产油大国,空握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可是从大飞机到居家日用品,几乎全部需要进口;有“业”未必有“势”,譬如日本,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可是并不能抵消海岛对于大陆的天然地缘劣势,也无法解决出生率不足1.32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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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中国的十四年抗战乃至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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