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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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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界定清楚的最后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领导人和分析家都声称，“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事’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国家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的。否则的话，它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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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声称，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国家在界定自己的利益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必须根据均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否则自身的生存就成问题。正如理想市场中的一家公司，如果只考虑利他而不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那么肯定是要破产的。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它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并且预示着该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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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对国家偏好和国家利益是如何形成的提出了更多的解释。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看重经济福利和贸易，并且认为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个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就不同于专制国家，尽管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不多。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国际制度和沟通渠道使得国家间产生相互信任，那么上述论点是尤其正确的，这有助于国家摆脱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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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非权力的动因可以影响国家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判断一种特定情势是否接近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体系中，明天你可能被自己的邻居所杀害，有关民主或者贸易的偏好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很有限的。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制度以及对和平的稳定期望减轻了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么那些与国内社会和文化相关的其他因素就可能起到较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的预言比较适用于中东，而自由主义者的预言则比较适用于欧洲。分清不同的场合，有助于我们衡量不同理论的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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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记住，有关国家利益的界定几乎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们虽然会在抽象层面上一致认为权力和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对于促进国家利益的具体政策则经常存在着分歧。有的时候政策偏好是完全对立的、不可兼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辩论，一些人认为维护美国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卷入欧洲与东亚的权力政治之中，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维护美国的安全，有赖于积极地与他国一道遏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崛起的大国及其帝国野心。在另外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论中，一方认为道义与追求国家利益是互不相关、不可兼容的，另一方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正义观是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置疑的一个事实是，试图采取某种对外政策的人，总是会给它披上一件国家利益的外衣。换句话说，国家利益的概念不仅仅是国家重大目标的简单表述，也是决策者与政策分析家论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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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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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 3（Summer 1993）， pp.32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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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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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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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大于构成体系的部分之和。体系能够导致任何体系成员都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们用经济学中的市场体系来打个比方。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所有商务公司都努力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但是市场体系所导致的竞争会把公司的利润减低到收支相抵的水平，从而让消费者受益。商人并无意让消费者受益，但是理想市场中的行为模式会导致这一结果。换句话来说，体系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与体系行为体的愿望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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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体系可能导致行为体始料未及的结果。例如，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他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整个国家间的外交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极其荒唐的东西。他们试图摧毁国家体系，认为革命将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废除边界。无产阶级的跨国联合将取代国家体系。事实上，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领导俄国外交部的时候，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人民发布革命的宣言，然后把世界”连为一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发现自己本身就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其行为受到该体系的制约。1922年，这个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与德国签署了《拉巴洛条约》，两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世界所排挤的国家结成了同盟。约瑟夫·斯大林接着在1939年同自己最大的意识形态敌手阿道夫·希特勒缔结了一项条约，旨在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尽管苏联在刚成立的时候发布了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也表述了革命的幻想，但苏联的行为很快就变得同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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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因为邻居之间接触比较多，发生摩擦的机会也比较多，这就难怪在1816—1992年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军事冲突是发生在邻国之间。[8]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我们经常可以在无政府体系中找到此种行为模式的例子。例如，早在基督诞生之前3个世纪，印度作家考提亚（Kautilya）就指出，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倾向于同远方的国家结盟以保护自己，从而导致跳棋盘似的同盟模式的产生。马基雅维利也提出，公元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有类似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非殖民地获得独立并建立国家，而且热衷于讨论非洲国家的团结这个话题。但是，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很快就开始建立考提亚所说的古代印度那种跳棋盘似的同盟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加纳、几内亚和马里比较激进，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则相对比较保守，但是它们都通过结盟来对付自己的邻国。另外一个例子是越南战争后东亚所形成的格局。如果在地图上把苏联和越南涂成黑色，把中国和柬埔寨涂成红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跳棋盘似的格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依据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即一个国家倒向共产主义会引起其他国家步其后尘。假如美国较有远见的话，它应该把东亚看作一个跳棋盘，而不是多米诺骨牌，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陷入越南。跳棋盘格局的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即”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它有助于我们有效地预测国家在无政府情势中的某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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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模式与倾向呢？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控制实验条件那样，来左右世界政治。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它，而不能像做实验那样去控制它。这几乎总是意味着，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根本就缺少一些发现与否定错误结论的有效手段。然而，我们常常就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出判断，而且这样做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能够用上哪些技巧与窍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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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并不是解释国际政治的唯一视角。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即他所说的三个”意象”（image）：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常常被论及的跳棋盘模式，即”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更多）层次上的动力所致。因此，为了确定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需要判断哪一个分析层次最具解释力。我们既可以关注个人（比如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个人层次分析），也可以观察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国家层次分析），还可以分析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体系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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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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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次的解释是很有用的，因为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大部分分析家相信，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只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合作，美国都会进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并且推翻塔利班政权。假如是阿尔·戈尔（Al Gore），而不是乔治·W.布什，赢得200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依然会看到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或者其他类似的行动。然而，很少有分析家认为，“戈尔总统”会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不管是国内政治因素，还是体系因素，都没有使伊拉克战争像阿富汗战争那样是不可避免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被选择的战争，为了解释这场战争，我们有必要探讨布什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选择打这场战争的特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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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萨达姆·侯赛因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面对着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且手中掌握着最后决定权。然而，从个人层次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这是情势结构中的某种东西使然。同样地，了解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或者希特勒的个性，对于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够充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德皇在1890年解除奥托·冯·俾斯麦的首相职务是很重要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威廉二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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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个人层次分析法的一个方式，就是聚焦个人的特点（诸如他们的个性、生活经历之类的）。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从人的共性（即人所共有的”人性”）去寻找解释问题的答案。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加尔文主义国际政治观，把战争的终极原因归结于我们内心的邪恶。这样就可以把战争解释为人性不完美的产物。但是，这种解释的预见力过大。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邪恶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邪恶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善良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善良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有关人性的通论有时会导致不可证伪的解释。一些现实主义者把冲突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对权力的持续追求。比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y）声称：“我们可以很自信地提出一种有关战争目标的通论。战争的目标只是权力的各种表现而已。自大的民族主义、传播意识形态的意志、保护邻近国家的同胞、贪图更多领土或商业利益、为失败或者屈辱后果采取报复行为、渴望国家更加强盛或者独立、希望影响同盟关系或者缔结同盟关系等等，都是权力的不同包装。竞争国家之间的目标冲突，总是权力冲突。”[9]假如把每一个目标都视为对权力的追求，那么”权力争夺导致战争”的说法，就属于不可证伪的同义反复。什么都能解释，也就等于什么都解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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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心理倾向性的解释更有价值。许多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心理因素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都是（或者可以被假定为）“理性”行为体。假如他们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了理解或者预测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只需要搞清楚每一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根据这一观点，任何一个理性行为体在面对囚徒困境那样的情势时，都会选择背叛而非合作。然而，尽管有些人的确根据精确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而做出决定，但由于缺乏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即便有此可能性，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或不能以这种方式做决定。利用心理因素解释那些明显与”理性”行为不相符的现象就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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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考察全球冲突与合作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它有四种主要路径。第一种路径是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认知心理学考察人们试图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之过程。认知心理学家表明，人们是通过寻找他们正在努力理解的事物与他们已经知道或者相信的事物之间的共性，换句话说，是通过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与不熟悉事物之间的共性，来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领导人，因为震惊于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独裁者给世界所带来的恐怖后果，所以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位声称自己遭受其他国家不公待遇的独裁者，实际上都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侵略者。他们的这种认知有时是对的，而有时则是错误的。他们犯认知错误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1956年，当年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宣称，埃及有权控制苏伊士运河，因为该运河通过埃及领土。当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法国与英国领导人得出结论，纳赛尔”就像希特勒”，其行为必须受到制止。其结果是爆发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中东政治变得极为复杂，使得北约盟友之间产生矛盾，转移了世界对苏联压制匈牙利的注意力，以及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权力地位与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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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路径是动机心理学（motivational psychology）。动机心理学家从根深蒂固的心理恐惧、欲望以及需求，来解释人类行为。这些需求包括自尊、社会认可以及效能感。比如，动机心理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所有的德国外交官，都针对欧洲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奥地利和德国军事行动的措施，提交了错误的或者把人引入歧途的报告。他们只是害怕，说了德国外交部不愿意听的话会有不好的后果。众所周知，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门听不进不同意见。唯一一位准确地判断了英国可能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做出反应的德国外交官，就是德国驻伦敦大使卡尔·利希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Karl Lichnowsky），但他被柏林以”已经变得像当地人”的理由而解除职务。德国政府所犯的这个判断错误，可以用已经得到充分论述的动机心理倾向来加以解释：即试图逃避自我承认错误所带来的心理痛苦。1914年德国整个速战速决战略是建立在英国不参战的基础之上，如果利希诺夫斯基的报告被接受，那么它会起扰乱决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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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路径，也是较近出现的一种，就是运用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原理，尤其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解释了那些不符合理性的行为，认为人们所做出的决定是很不相同的，这取决于他们面对的是获益的前景，还是亏损的前景。人们通常愿意冒较大风险去规避损失，而不愿意冒较大风险去争取获益。搞清楚领导人如何进行选择，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预测他们会有多大的意愿去采取冒险行为。很多存在选择的情势，同样可以用成本或收益的语言（100个人中损失10个人，等于90个人保住性命）来加以描述，战略选择思维会促使人们做出不同的决定。比如，人们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规避损失的一般倾向，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注定失败的路线增加投入。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徒，在老虎机上输得越多，越不愿意停止下赌注，这是因为他（或她）想把输掉的钱赢回来的欲望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同样地，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丧生的人数越多，就越不愿意认输。那些失意的赌徒和打败仗的领导人，常常落得个输得精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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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路径，即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以心理动机解释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这一路径帮助人们从公认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错乱症中发现古怪个性特征。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乔治与朱丽叶·乔治（Alexander and Juliette George）有关伍德罗·威尔逊和豪斯上校的心理传记，它试图解释美国在巴黎和会中采取强硬立场，以及随后未能参加威尔逊自己筹建的国际联盟之行为。他们从威尔逊的控制欲、不愿意妥协的立场以及容不得反对意见的倾向，来解释美国的行为，而且认为所有这些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威尔逊在孩提时代受虐于父亲专横行为的痛苦经历。[10]同样引人入胜的是许多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传记，它们强调希特勒试图补偿自我憎恨、性挫败的欲望之重要性。[11]如今，美国情报部门常常编写外国领导人的心理传略，旨在更好地预测这些领导人的行为。然而，心理传记学虽然总是很引人入胜，但它与其鼻祖弗洛伊德心理学传统一样都具有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不可证伪和难以证实。假如有关国际政治事件的解释，要依靠了解世界上的领导人（其中很多人已经去世或者无法被加以细致考察）潜意识里的恐惧、需求以及欲望的话，那么它们就很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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