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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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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大于构成体系的部分之和。体系能够导致任何体系成员都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们用经济学中的市场体系来打个比方。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所有商务公司都努力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但是市场体系所导致的竞争会把公司的利润减低到收支相抵的水平，从而让消费者受益。商人并无意让消费者受益，但是理想市场中的行为模式会导致这一结果。换句话来说，体系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与体系行为体的愿望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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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体系可能导致行为体始料未及的结果。例如，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他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整个国家间的外交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极其荒唐的东西。他们试图摧毁国家体系，认为革命将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废除边界。无产阶级的跨国联合将取代国家体系。事实上，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领导俄国外交部的时候，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人民发布革命的宣言，然后把世界”连为一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发现自己本身就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其行为受到该体系的制约。1922年，这个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与德国签署了《拉巴洛条约》，两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世界所排挤的国家结成了同盟。约瑟夫·斯大林接着在1939年同自己最大的意识形态敌手阿道夫·希特勒缔结了一项条约，旨在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尽管苏联在刚成立的时候发布了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也表述了革命的幻想，但苏联的行为很快就变得同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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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因为邻居之间接触比较多，发生摩擦的机会也比较多，这就难怪在1816—1992年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军事冲突是发生在邻国之间。[8]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我们经常可以在无政府体系中找到此种行为模式的例子。例如，早在基督诞生之前3个世纪，印度作家考提亚（Kautilya）就指出，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倾向于同远方的国家结盟以保护自己，从而导致跳棋盘似的同盟模式的产生。马基雅维利也提出，公元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有类似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非殖民地获得独立并建立国家，而且热衷于讨论非洲国家的团结这个话题。但是，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很快就开始建立考提亚所说的古代印度那种跳棋盘似的同盟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加纳、几内亚和马里比较激进，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则相对比较保守，但是它们都通过结盟来对付自己的邻国。另外一个例子是越南战争后东亚所形成的格局。如果在地图上把苏联和越南涂成黑色，把中国和柬埔寨涂成红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跳棋盘似的格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依据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即一个国家倒向共产主义会引起其他国家步其后尘。假如美国较有远见的话，它应该把东亚看作一个跳棋盘，而不是多米诺骨牌，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陷入越南。跳棋盘格局的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即”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它有助于我们有效地预测国家在无政府情势中的某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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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模式与倾向呢？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控制实验条件那样，来左右世界政治。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它，而不能像做实验那样去控制它。这几乎总是意味着，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根本就缺少一些发现与否定错误结论的有效手段。然而，我们常常就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出判断，而且这样做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能够用上哪些技巧与窍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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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并不是解释国际政治的唯一视角。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即他所说的三个”意象”（image）：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常常被论及的跳棋盘模式，即”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更多）层次上的动力所致。因此，为了确定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需要判断哪一个分析层次最具解释力。我们既可以关注个人（比如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个人层次分析），也可以观察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国家层次分析），还可以分析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体系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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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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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次的解释是很有用的，因为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大部分分析家相信，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只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合作，美国都会进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并且推翻塔利班政权。假如是阿尔·戈尔（Al Gore），而不是乔治·W.布什，赢得200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依然会看到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或者其他类似的行动。然而，很少有分析家认为，“戈尔总统”会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不管是国内政治因素，还是体系因素，都没有使伊拉克战争像阿富汗战争那样是不可避免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被选择的战争，为了解释这场战争，我们有必要探讨布什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选择打这场战争的特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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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萨达姆·侯赛因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面对着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且手中掌握着最后决定权。然而，从个人层次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这是情势结构中的某种东西使然。同样地，了解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或者希特勒的个性，对于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够充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德皇在1890年解除奥托·冯·俾斯麦的首相职务是很重要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威廉二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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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个人层次分析法的一个方式，就是聚焦个人的特点（诸如他们的个性、生活经历之类的）。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从人的共性（即人所共有的”人性”）去寻找解释问题的答案。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加尔文主义国际政治观，把战争的终极原因归结于我们内心的邪恶。这样就可以把战争解释为人性不完美的产物。但是，这种解释的预见力过大。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邪恶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邪恶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善良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善良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有关人性的通论有时会导致不可证伪的解释。一些现实主义者把冲突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对权力的持续追求。比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y）声称：“我们可以很自信地提出一种有关战争目标的通论。战争的目标只是权力的各种表现而已。自大的民族主义、传播意识形态的意志、保护邻近国家的同胞、贪图更多领土或商业利益、为失败或者屈辱后果采取报复行为、渴望国家更加强盛或者独立、希望影响同盟关系或者缔结同盟关系等等，都是权力的不同包装。竞争国家之间的目标冲突，总是权力冲突。”[9]假如把每一个目标都视为对权力的追求，那么”权力争夺导致战争”的说法，就属于不可证伪的同义反复。什么都能解释，也就等于什么都解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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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心理倾向性的解释更有价值。许多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心理因素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都是（或者可以被假定为）“理性”行为体。假如他们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了理解或者预测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只需要搞清楚每一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根据这一观点，任何一个理性行为体在面对囚徒困境那样的情势时，都会选择背叛而非合作。然而，尽管有些人的确根据精确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而做出决定，但由于缺乏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即便有此可能性，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或不能以这种方式做决定。利用心理因素解释那些明显与”理性”行为不相符的现象就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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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考察全球冲突与合作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它有四种主要路径。第一种路径是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认知心理学考察人们试图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之过程。认知心理学家表明，人们是通过寻找他们正在努力理解的事物与他们已经知道或者相信的事物之间的共性，换句话说，是通过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与不熟悉事物之间的共性，来解读有关世界的原始信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领导人，因为震惊于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独裁者给世界所带来的恐怖后果，所以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位声称自己遭受其他国家不公待遇的独裁者，实际上都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侵略者。他们的这种认知有时是对的，而有时则是错误的。他们犯认知错误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1956年，当年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宣称，埃及有权控制苏伊士运河，因为该运河通过埃及领土。当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法国与英国领导人得出结论，纳赛尔”就像希特勒”，其行为必须受到制止。其结果是爆发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中东政治变得极为复杂，使得北约盟友之间产生矛盾，转移了世界对苏联压制匈牙利的注意力，以及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权力地位与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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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路径是动机心理学（motivational psychology）。动机心理学家从根深蒂固的心理恐惧、欲望以及需求，来解释人类行为。这些需求包括自尊、社会认可以及效能感。比如，动机心理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所有的德国外交官，都针对欧洲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奥地利和德国军事行动的措施，提交了错误的或者把人引入歧途的报告。他们只是害怕，说了德国外交部不愿意听的话会有不好的后果。众所周知，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门听不进不同意见。唯一一位准确地判断了英国可能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做出反应的德国外交官，就是德国驻伦敦大使卡尔·利希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Karl Lichnowsky），但他被柏林以”已经变得像当地人”的理由而解除职务。德国政府所犯的这个判断错误，可以用已经得到充分论述的动机心理倾向来加以解释：即试图逃避自我承认错误所带来的心理痛苦。1914年德国整个速战速决战略是建立在英国不参战的基础之上，如果利希诺夫斯基的报告被接受，那么它会起扰乱决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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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路径，也是较近出现的一种，就是运用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原理，尤其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解释了那些不符合理性的行为，认为人们所做出的决定是很不相同的，这取决于他们面对的是获益的前景，还是亏损的前景。人们通常愿意冒较大风险去规避损失，而不愿意冒较大风险去争取获益。搞清楚领导人如何进行选择，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预测他们会有多大的意愿去采取冒险行为。很多存在选择的情势，同样可以用成本或收益的语言（100个人中损失10个人，等于90个人保住性命）来加以描述，战略选择思维会促使人们做出不同的决定。比如，人们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规避损失的一般倾向，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注定失败的路线增加投入。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徒，在老虎机上输得越多，越不愿意停止下赌注，这是因为他（或她）想把输掉的钱赢回来的欲望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同样地，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丧生的人数越多，就越不愿意认输。那些失意的赌徒和打败仗的领导人，常常落得个输得精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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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路径，即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以心理动机解释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这一路径帮助人们从公认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错乱症中发现古怪个性特征。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乔治与朱丽叶·乔治（Alexander and Juliette George）有关伍德罗·威尔逊和豪斯上校的心理传记，它试图解释美国在巴黎和会中采取强硬立场，以及随后未能参加威尔逊自己筹建的国际联盟之行为。他们从威尔逊的控制欲、不愿意妥协的立场以及容不得反对意见的倾向，来解释美国的行为，而且认为所有这些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威尔逊在孩提时代受虐于父亲专横行为的痛苦经历。[10]同样引人入胜的是许多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传记，它们强调希特勒试图补偿自我憎恨、性挫败的欲望之重要性。[11]如今，美国情报部门常常编写外国领导人的心理传略，旨在更好地预测这些领导人的行为。然而，心理传记学虽然总是很引人入胜，但它与其鼻祖弗洛伊德心理学传统一样都具有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不可证伪和难以证实。假如有关国际政治事件的解释，要依靠了解世界上的领导人（其中很多人已经去世或者无法被加以细致考察）潜意识里的恐惧、需求以及欲望的话，那么它们就很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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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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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在国家分析层次上解释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世界政治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为国内政治、国内社会的各种特征或者政府机构所导致。国内层次的思考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么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从埃皮达姆努斯贵族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国内冲突开始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国内政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冷战的结束，我们必须考察苏联内部的因素，即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很容易找到国内政治起作用的例子，但是我们因此可以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吗？除了说国内政治很重要之外，我们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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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它们都注重第二个分析层次，认为国内社会性质类似的国家行为相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在列宁看来，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战争：“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12]可以用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来解释战争的原因，即财富分配的不平均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停滞以及缺少国内投资。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向外扩张，以便在外国市场销售剩余产品，创造对外投资机会，并且确保自然资源的获得。帝国主义也通过增加军费开支来刺激国内经济。于是，马克思主义预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军备竞赛和冲突。正如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所了解到的，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不仅如此，它与20世纪下半期的历史经验也不相吻合。像苏联、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共产党国家都卷入了相互间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导致战争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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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即19世纪在英国和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和平的倾向，因为战争会对商业造成损害。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贸易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是理査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科布登领导了反对英国谷物法令的斗争。英国谷物法令属于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它指导英国的国际谷物贸易长达500年之久。科布登同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贸易和繁荣比战争要好。他声称，如果我们希望国家越来越富裕和公民的福利不断得到改善，那么和平是最好的选择。他在1840年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观点：“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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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影响很大。一些著作，包括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经典著作《大幻觉》（1910），声称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战争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可以用那个时代慈善家的例子，来说明一战前夕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态度。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1910年创建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想到了持久和平到来之后基金会款项的用途问题，所以他在遗嘱中写上一个相关条款。一位名叫爱德华·吉恩（Edward Ginn）的波士顿出版商，为了不让卡内基把即将到来的持久和平都归功于自己，于是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与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宗旨一模一样。吉恩也考虑到了持久和平到来后基金会余款的用途问题，所以他要求把这些钱用于为年轻的工作女性提供廉价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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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虽然银行家和贵族间的跨国交流十分频繁，劳工也有国际联系，但是它们并不能阻止欧洲国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统计分析表明，一国介入战争与该国是否为资本主义或民主国家并无多大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它们都是从国内政治，特别是从经济制度的性质寻找战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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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次的解释存在着与人性角度的解释相同的问题。如果某种类型的社会能导致战争，那么为什么有些”坏的”社会或者”坏的”国家不介入战争，以及为什么有些”好的”社会或者”好的”国家也会介入战争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民主的”、“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定性为”好的”或”坏的”国家。举个例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热衷于一种观念，即民主国家的胜利将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但是，民主国家也会介入战争，而且经常这么做。不管怎么说，雅典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所有国家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战争就消亡了。然而，我们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诸如中国和苏联、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因此，社会性质，不管是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不足以决定国家是否介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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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本书后面将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那么战争就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虽然世界上发生过很多场民主国家同极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我们确实难以找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我们尚不清楚民主国家之间迄今为止无战事的原因，而且也不知道这种局面今后能否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民主国家间尚无战事的事实告诉我们，从第二个分析层次探讨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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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近出现的从国家层次进行探讨的路径，就是官僚政治学（bureaucratic politics）。官僚政治学的解释，其关注点不在国家的国内政治或者经济安排，而在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员的相互作用。官僚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组织动力（organizational dynamics），特别是所有复杂性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赖以运行的惯例和标准运作程序。可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般欧洲国家军队，特别是德国军队，所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很死板，这限制了领导人在危机关头的选择余地。这一点再加上”进攻崇拜”（即美化骑兵和战术机动），使得1914年7月和8月的形势具有高度的危机不稳定性。官僚政治学的另一个分支强调官僚部门狭隘利益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通过分析军方部门之间如何争抢资源导致不断推高预算，以及让对手感觉更不安全并增加防务支出，最终导致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我们就可以解释军备竞赛。官僚政治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可能就是迈尔斯定律（Miles’s Law）：“职位决定立场”。假如迈尔斯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参与政策辩论的决策者们所努力追求的，就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的利益。我们既可以找到支持迈尔斯定律的证据，也可以找到否定迈尔斯定律的证据。有一些个案符合该定律。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州长手下担任加利福尼亚州财务总监的时候，由于大力削减预算而被称为”大刀卡普”（Cap the Knife）。他后来在担任里根总统的国防部长时，却致力于提高军费开支，因而被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称为”联邦赤字战中的一个逃兵役者”。[14]然而，也有其他研究成果表明，官僚职位与政策偏好之间的联系不大，或者说一点联系都没有。不管怎么说，虽然有关官僚政治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特定的政策选择，但是也可能难以帮助我们解释世界政治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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